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儒家富民论

    发表时间:2021-10-25 09:14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古代的人本哲学,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民本,在社会治理上的实践是重民生,善治的本质则为“厚民生”,富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追求。这一点在儒家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富民可谓是其根本性关切。程颐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此“本”之体现,概要说来有以下诸端。

      富民是“政之急者”。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如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足食”和“食”,似乎不仅仅限于温饱,而是过上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他论述说这也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弟子冉有驾车。沿途见到人烟稠密,孔子颇为高兴,“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文中的“富之”一词,鲜明而直白地显示了孔子的富民立场和主张;而“富之——教之”的先后次序也表明,儒家固然极重礼义教化,但仍然主张富民是首要的,也是最为急切的。

      弟子有若发挥了孔子这一思想,主张“百姓足则君足”,意即只有人民富裕了,统治者也才能够无虞饥寒。有一年鲁国发生饥荒,鲁哀公问有若,说国家闹饥荒,经济紧张,用度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建议说,那么实行国家提取百分之十的什一税,怎么样?鲁哀公一听就有点不满,他说,我现在实行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国家财力还是紧张,如果用什一税,那我喝西北风啊。有若见哀公意欲盘剥人民,于是严肃地警告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言下之意很明显,“君”要过得好,首先得要让人民过得好,民生问题实际也是统治者自己的生计问题。事实上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富民是治国安邦之基石。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为“政之急”,是因为它有着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意义。一方面,富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即孟子所谓的“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此“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当然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相反,孟子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正是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孟子认为富民有着急切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采取切实施政措施来富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此为安民致治的要津。

      另一方面,民富才能国安。儒家认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合法、合理的最终依据,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者则必须“与民同乐”而不能“独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所谓的“同乐”,其要义在于“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而究其实即强调统治者应关注并解决好民生问题,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儒家认为,唯有富民,才能赢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孟子·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儒家认为,真正“王天下”的统治者,无不是“富民”的;如果不是这样,统治者只满足一己私欲,不顾人民冷暖饥寒,则其执政合法性不仅不足,其国也将难安。此意诚如荀子所揭:“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正是有鉴于富民对于治国安邦如此极端的重要性,故儒家一直宣扬“富民为本”。

      富民是“治人者”之天职。按儒家的理解,天生民而树之君,“治人者”对人民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义务和责任,用儒家的说法即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所谓“尧舜之泽”,其间最为基本的就是人民的生计问题,儒家一再提醒“治人者”,要如古圣王一样,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天职:“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儒家还以“为民父母”为喻,强调富民也是统治者不可逃避的道义责任。如《孟子·滕文公上》说:“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因此,对那些不顾人民饥寒交迫、只顾一己享乐的统治者,儒家痛斥之“率兽食人”,根本不配“为民父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显然,在儒家看来“为民父母”,是绝不应“使斯民饥而死”的,相反,他们有义务和责任让人民过上“有粟如水火”的丰衣足食的生活,换言之,“治人者”天然负有富民之责。

      富民是善治之标志。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判定一个社会治理得好坏,一个政权的善与恶,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质与状态如何。一个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富裕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甚至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如孟子就认为,“王道”社会就是能让人民生活无忧的乐土,“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能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也就达到了理想的“圣人之治”:“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事实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里,其中突出的内容就是民生无忧,人民生活幸福。《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文中所谓“皆有所养”,就揭示这是一个民生无忧,“养生丧死无憾”的人间乐土。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深信: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治理良善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富民乐的社会。

      中国古代有“儒如五谷”之说,喻示儒家对古代社会的重大意义,儒家“富民、厚生”论,就是这一意义在治国安邦上的重要体现,而其取向显然是追求社会整体与长远的利益。

      (作者:胡发贵、李宁,分别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