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与思想成型了的状态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具有多要素、多层面有机融合的特征，会涉及多方面内涵与多领域内容。其中，既有准确把握外在对象而获得的知识，又有理性审视与改造对象而构建起的方法，还有贯通于知识、方法及思想体系之中的价值理念。毋庸置疑，思想是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体。其中，知识是为根，方法是为本，价值是为魂。
　　价值，作为经济学术语，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社会劳动，主要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以价格形态呈现。而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价值则具有普适性和概括性，用以指称一种广泛存在着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标示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达到应有的效用、效应或效益。人在与各种事物、关系打交道时，所形成的关于对象“好坏”“优劣”“善恶”的看法，就是一种价值关系的反映。在价值关系中，价值离不开对象，也离不开人，而且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能够将对象与人联结起来。因此，在把握价值、价值关系问题上，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评价，即人从自己的目的、利益、需要出发对外在对象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作出的判定与比较；二是立场，即影响到甚至决定着人的评价标准、人在看待外在对象及在处理与之相关问题时所处的位置和抱有的态度。这些，与我们谈论思想中的价值问题都有密切的联系。
　　思想的构建，从知识开始奠基，逐渐提升至方法，实现“由识转智”。知识与方法，或曰认知与智慧，形成思想的内容主体。但思想之为思想，显然不止于知识与方法，思想本身须有立场，须有态度，须有追求，须有方向，思想必须赋予自身应有的德性、境界、格局、意义。这不仅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至为关键的。而这一切，都与思想中蕴涵的价值理念相关，与思想中透现出的价值立场、价值选择、价值追求联结，由此可以归结为思想中的价值。
　　思想中的价值及其呈现的立场与追求，为古今中外思想家、哲学家看重。中国传统文化把修学指向成物与成人两个方面，成物重在格物致知、外在探索，成人重在德性修行、内在提升；而成物、成人最终归于“天德”，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和主脉看，成人是首要的、根本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儒家学说看来，成人之教是让一切知识技艺皆围绕人之德性的完满而展开。熊十力认为，人类生活毕竟不纯靠知识，道德的自觉和涵养必不可忽视。冯契强调，人类要“转识成智”“化理论为德性”，人的思维就要区分真假、鉴别是非，最终实现知识和德性的贯通。冯友兰视中国哲学最讲人伦日常，其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中国历代学问家重视智（即知）的教育，但同时强调智的教育不是目的，求智的追求在于达至德性、获得善知。明智在于知道遵道，明智在于利人利国，明智在于自知知人，明智在于慎言慎行，明智在于见微达变。明智还包括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由《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引发，陆九渊认为人须以“尊德性”为先，“先立乎其大”方可读书穷理。王守仁则强调“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视“道问学”与“尊德性”是一致的。国人这种关注德性、凸显“尊德性”与德性之知的思想传统，意在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透现出对价值认知、价值观念的充分重视，透现出对人生意义、生活追求的高度关切。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善知、把思维重点放在人为修行上面、推崇人生价值和认知中的价值理念，那么以科学实证为特征、以求取真知和具有确定性知识的西方学术，是否就淡化价值在思想中的作用呢？不是的。在西方，对纯粹知识的探寻所引发的科学敬畏，同时也强化着人们对科学知识运用的善意要求，引导人们由“知”至“善”，凸显了对“善”行的重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客观存在的“星空”（代表知识）寥廓而深邃，主体内心的“道德律”（代表德性与信念）庄严而圣洁，都需要我们仰望和坚守。“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理查德·费曼）故而，“知识、学问应该和善行结合。”（塞缪尔·斯迈尔斯）和善行结合，既要贯通于科学探索之中，更要填充在科学知识运用的整个过程之内。因为每一项发明创造无疑都是社会发展的福音，必然能够为人类造福；但也有一种可能，即为恶行所用，使科学知识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此种人类的悲哀，或因于价值标准误入歧途，或源自价值判断走向邪恶之径。
　　由此足见，思想须持有价值，思想须有价值追求，思想须明晰并坚持自己的价值目标。思想中的价值、价值追求与价值目标，是思想之意义的呈现，是思想之功能的支点。价值导向、价值理念亦即思想的立场、思想的态度。不能设想，思想没有价值导向、没有价值理念。思想不仅必须持有某种价值，而且此种价值在其中必然具有决定性地位与主导性作用，成为思想中的魂魄，成为思想中的精髓。以人的身体观之，“动而营身谓之魂，静而镇形谓之魄。”“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对于思想而言，价值为魂，就在于，价值立场是思想的基石，价值追求是思想的方向，价值坚守是思想的品性，价值实现是思想的生命。孔子思想富含价值信念，执著价值理想。源于此种价值信念与价值理想，孔子思想历经千年流变，仍不失其当代意义。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之所以联合发出“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的呼吁，根本在于孔子思想中蕴涵着充沛的“德性之知”，在于此“德性之知”能够助益人类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难题，在于此“德性之知”对于当今世界走出困境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和镜鉴指引。
　　作为思想之魂，价值及价值立场、价值追求在思想体系中，并非像“知识”那样表征为实体性存在，亦不同于“方法”兼具实体存在与渗透融合之特征，“价值”主要是以思想之精髓、精神、气韵、品质的面貌呈现。从形态上看，“价值”似无却有，无形却实在，蕴涵于思想体系中的方方面面；“价值”迷离却有感，时时处处见踪迹，贯通在思想肌体的所有部位。如同佛家“月映万川”之喻、朱熹“理一分殊”之辨，可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价值是思想的主心骨，弥漫于思想的论证说理之中，渗透于思想的筋骨血肉之内。在资本主义时代，当资本家贪婪盘剥无产阶级的本质愈加暴露之时，共产主义理念所确立起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理想，犹如“幽灵”一般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尽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进行围剿，但这个幽灵却在愈加广阔的范围内、以愈加迅猛的速度蔓延开来，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用“幽灵”对共产主义思想及其价值理念的形象化概括与艺术化表达，恰当地描述出“价值”的存在形态与传播方式，展示出革命精神无比强大的拓展力量。
　　价值的力量是深远而持久的，因价值的力量而成就起的思想的力量同样是深远而持久的。在思想的力量之中，有价值的力量，有知识的力量，有方法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知识、方法、价值综合力量的凝聚。其中，价值的地位是独特的，作用是尤异的，力量亦是非同寻常。如爱因斯坦所说，“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它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笨拙的工具”。价值所发挥的功能，既依赖知识与方法，又不同于知识与方法，更为知识与方法不可替代。以辩证联结而又独树一帜的视域看，我们一方面要在知识、方法、价值互为支撑、互为作用的意义上予以把握，避免厚此薄彼；另一方面则又必须彰显价值的特殊功用，充分尊重其思想之魂的名分与地位，充足重视与运用其在思想体系中的主心骨效能。（商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