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李攀龙论诗专主模拟，其《沧溟先生集》收录“古乐府”两卷，绝大部分是拟古题之作。中国现当代几部文学史对其“胡宽营新丰”式的模拟之作评价不高。事实上，“胡宽营新丰”只是模拟方法，既求形似，更求神似。

　　其《拟古乐府序》：“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途，亦兢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至伯乐论天下之马……斯又当其无有拟之用矣……《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罗宗强先生认为“此《序》颇费解……一是称形似者‘善用其拟’，一是求神似。对二者都加以肯定，这在逻辑上实有扞格”（《读〈沧溟先生集〉手记》）。事实上，这并不存在逻辑矛盾。此谓拟古创作有像“胡宽营新丰”那样“善用其拟”之拟古；也有如伯乐相马那样的“无有拟”之拟古，而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拟”就是模仿，“三曹”已有拟乐府。有的是“有拟”之拟（高者为“善用其拟”），而有的是“无有拟”之拟（即神似）。李攀龙认为“拟”都是有变化的，因为“日新之谓盛德”，作者的学识、思想随时代而变，自然就产生与古作不一样的新作。譬如“新丰”与“旧丰”，尽管表面上一模一样，但本质上仍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变化”“日新”之所在。只是陷于表象的迷惑性，其“变化”“日新”处常常被忽略了。

　　这一诗论主张受到钱谦益的激烈批评，其《列朝诗集小传》曰：“易五字而成《翁离》；易数句而为《东门行》。《战城南》盗《思悲翁》之句，而云‘乌子五，乌母六’；《陌上桑》窃《孔雀东南飞》之诗，而云‘西邻焦仲卿，兰芝对道隅’。影响剽贼，文义违反，拟议乎？变化乎？”朱彝尊亦曰：“于鳞乐府，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是何异安汉公之《金滕》《大诰》，文中子之续经乎？”（《静志居诗话》）这类批评并非无的放矢，集中确有改易数字或数句等“止规字句”之作，如《李夫人歌》改汉武帝之辞“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乐府诗集》）为“去邪来邪？就而视之，纷何被被其徘徊！”原作的意境在拟作中荡然无存，这样的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佳作。故施闰章云：“于鳞拟古，句摭字捃，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自谓胡宽之营新丰，而不知为寿陵余子之学步于邯郸也。”（《静志居诗话》）钱木庵亦云：“李于鳞以割截字句为拟乐府，几于有辞而无义。”（《清诗话》）评此类诗极为精当。

　　然而综观其全部拟古乐府，如此评价便有失公允。除以上所列《翁离》《东门行》《李夫人歌》《陌上桑》等诗存在比较明显的模拟痕迹外，其他诗作还是各有其变化的。即便所谓“乌子五，乌母六”等嫁接古辞的情况，也并非就算得上是“文义违反”。如《东光》：“胡儿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战，海堑船为城。诸军彀骑士，驰射难纵横。”古辞曰：“东光平，苍梧何不平？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拟作在语言、体式及句法上与古辞基本相似，内容都是反映战争；都分析了战争失利的原因；情感基调也相似，虽国事有古今之别，哀叹则千年一贯。此诗既保持了古题本义，又融入了时事感慨，何可以邯郸学步视之？又如《猛虎行》：“饥且从漂母食，寒且从巢父栖。石不为周客笑，玉不为楚王啼。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古辞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原作抒发游子洁身自好的志向与操守。拟作另一角度出发，既联结本旨，又新意迭出。继以“石”与“玉”，“菅茅”与“桃李”进行对比。宋人得燕石以为宝玉，周客笑之以为瓦甓，而宋人藏之愈笃；卞和献真玉，而楚王不识——“石”与“玉”虽所遇不同，但其本质却不曾改变。“桃李自成蹊”既是对原作的回应，也是对主题的深化。此诗亦可谓善拟之作。包敬第在点校《沧溟先生集》的前言中，也对其拟古饱受批评的情况进行了驳正，并以《秋胡行》为例感慨道：“这里不是很有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吗？”

　　朱彝尊虽着力批评，但也不能不承认：“惟相和短章，稍有足录者。”（《静志居诗话》）事实上，在其228首拟古题乐府中，相和、清商约占半数。其中相和短章如《东光》《猛虎行》之类，又达半数以上。此外，即便是中、长篇相和歌辞亦有可观者。如《塘上行》，古辞曰：“……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李攀龙拟作曰：“塘上双鸳鸯，芙蓉翳其阴。不自行仁义，何能知妾心？青蝇一堕耳，琴瑟难为音。新人入宫时，意已无同衾。君子在万里，颜色安可任？念妾平生时，岂谓有中路？新人断流黄，故人断纨素。新人种兰苕，故人种桂树。新人操《阳春》，故人操《白露》。新人日以欢，故人日以悲。浮云顾我庭，北风动我帷。恩爱傥中还，皓首以为期。”拟作以“鸳鸯”以兴，以反衬中道见弃之悲苦；“芙蓉翳其阴”一语双关，含蓄自然，并引发下文。接着三个反问句，表现出女子悲剧命运的过程。“新人”“故人”句与古辞“莫以”“弃捐”句，两两相对，体式工整；而句内“新人”与“故人”又互成强烈的对比。古辞由于入乐，后半部分皆是乐工缀语，故与前文内容相背离；拟作后半部分则敷衍前文之义，故而首尾相合，意义完整。如此看来，拟作在体制、格调方面与古辞基本保持了一致，亦是可谓“善用其拟”者。类似的还有《怨诗行》《白头吟》《相逢行》等篇。许学夷对这些诗大加赞赏：“拟古惟于鳞最长，如《塘上行》……格仿本辞而语能变化，最为可法。若《相逢行》中添一二段，格虽稍变，然宛尔西京，自非大手不能。譬如临古人画，中间稍添树石，亦是作手。”（《诗源辨体》）

　　由此可见，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主要表现在模拟古作的体制与格调，不能简单地视为捃摭字句的模拟。古辞的字、词、句、篇等外在的语言形式，不仅呈现出古辞的内容与意义，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制与格调。如魏乐府多拟汉乐府，即便是“以三曹语入两汉调”（《诗薮》），魏乐府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乐府中的字、词、句等。因此，李攀龙十分强调古语、古韵，曰：“辟之车，韵者歌诗之轮也。失之一语，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职此其故。”（《沧溟先生集》）认为用韵决定了歌诗的走向，如果用韵不古，则整篇歌诗为其所累；而要用古语、古韵，则难免与古辞重复。正如王世贞所言：“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艺苑卮言》）指出与古辞语言重复，并不一定就是剽窃；只要运用得当、语意连贯，便是佳作；熟参古作，格调得当，则言语若出古人之口。许学夷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诗源辨体》）捃摭、割缀古辞，生搬硬套，“斯谓之袭”；但格调既备，则不能“谓之袭”。据此，许学夷高度评价了于鳞的拟古成就：“李于鳞乐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汉魏，世或厌其模仿。然汉魏乐府五言及五言古，自六朝、唐、宋以来，体制、音调后世邈不可得，而惟于鳞得其神髓，自非专诣者不能。至于模仿饾饤或不能无，而变化自得者亦颇有之。若其语不尽变，则自不容变耳；语变，则非汉魏矣。”（《诗源辨体》）语言的变与不变，取决于古作的体制、音调。故有的拟作“止规字句”，不是作者不变，而是不能变；变则体制、音调俱变。李攀龙之弊在于“篇篇拟之”，以致掩盖了其中的优秀作品。

　　总之，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模拟，虽语言或有雷同，而体制、音调实与汉魏乐府“格调相当”，“不妨俱美”。而只有熟参所拟对象并进行模拟，才能体现拟作的格调，即如“犬羊鸡鹜”皆能“兢识其家”。

　　  （作者：万紫燕，系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