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市位于日本九州西北部沿海地区，目前只是一个人口略超40万的小城市。但在16—19世纪，这个小港湾曾一度兴起为东亚海域著名的国际商港，是日本江户幕府唯一直辖的外贸城市。来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货物和新知经由长崎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使其不至于完全隔绝而落后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华商作为东亚海域贸易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度参与了长崎的历史进程，华商旧日的集中居住地长崎唐馆（日语称作“唐人屋敷”）正是这一进程的见证者。

　　长崎地处群山之间，仅在南面开一狭长峡谷与外海相连，民宅建筑在陡峭的山坡之上。直临海洋的高山深谷，一方面造就了长崎壮丽的城市景观，另一方面也令此地成为水深超过40米的天然深水良港。不过，这种地理优势直至大航海时代才开始显现出来。16世纪，在耶稣会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的积极经营下，这个边陲小港成为拥有大教堂和教会学校的日本传教中心，并成为重要的国际海上贸易据点。长崎的兴起，见证了西方远洋技术力量、世界性商业网络、基督教意识形态等要素在日本的初步显现。

　　17世纪初，不愿放弃传教使命的葡萄牙势力与日本新兴统一政权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最后以幕府对日本天主教徒实行血腥清洗、彻底驱逐葡萄牙势力、连下数道“锁国令”严防天主教传入而告终。但日本对西洋武器等物资的需求无法断绝，幕府便以保证不传教的荷兰商人取代葡萄牙商人。出岛原是为葡商集中居留而专门填海修建的一个人工岛，驱逐葡商后，1641年转而改为荷兰商馆的驻地。江户幕府对出岛实行严格的隔离管理，赴日贸易的荷兰商队只能在这个小岛（约两个足球场大小）上活动，原则上不可离开，一般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从某种程度来讲，出岛的设立为日本幕府树立了管理外国商人的模板。

　　出岛运营40余年后，1683年清朝攻下台湾，由此解除了禁止人们在濒海地区居住和活动的“迁界令”。加之清朝鼓励华商赴日办铜，于是大批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得以奔赴日本做生意。此前在长崎的华商多来自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人数较少，散居在日本人中间并不明显。而此时这批新的华商突然蜂拥而至，一时之间对长崎市政造成巨大压力。于是，幕府的直辖机构长崎奉行所决定仿效出岛经验，也给华商专门划定一个区域。1689年长崎唐馆建成，这是华商在长崎集中居住的开端。

　　在运营管理上，长崎奉行所对唐馆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华商货船到埠之后，货物交给日本官员保管，华商仅可携带随身用品入住唐馆直到回航为止，在此期间除了拜访寺院等特殊情况，不得踏出这个封闭的小社区。唐馆四周砌有土墙，外面还有沟渠和竹墙环绕，仅留一个出入口，守备非常森严。出入口设两道门，外侧大门驻有长崎官员，严控人员进出。两道门之间为长官和唐通事（日汉语翻译）的办公场所，一些特许的日本商贩也可在此贩卖生活用品和新鲜食材。内侧大门以内便是华商居住场所，约有十多栋长屋，即使日本官员也不可随意进入。唐馆与出岛同设在港湾东岸，相距不足1公里，生活在这里的商人们站在高处便可望见对方。唐馆的面积约为出岛的1.7倍（后增加到2.4倍），但出岛上常住的荷兰商队人数只有15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日本工人也只有约100人，唐馆则可居住2000人以上。这是因为华商的贸易量远超过荷兰商人，但华商居住条件之艰辛可见一斑。

　　长崎唐馆建成后存续了近170年，这是中日之间贸易需求的持续强劲所致，更是近世中日两国“海禁”秩序合力的结果。

　　中国至迟自宋太宗（985年）起便不时实行海禁政策，尤其是明代开国以来，朝廷长时间严格执行全面海禁——既不允许外国民船自由进入，也不允许中国民船自由出海，进出皆需朝廷颁发的数量有限的许可证“勘合符”。外国人如何直接获取中国货品呢？只有向皇帝朝贡而获取回赐物，或以朝贡使团随员身份获准入国，与中国民商进行限定额度的交易。

　　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即使在上述“迁界令”解除之后，民船出海也在许多时期受到限制，尤其是前往南洋方向的贸易活动屡被禁止。不过，清廷对日本出产的“洋铜”有强劲需求，因此一直特别鼓励民船前往代为置办，客观上在日本方向新开一个出口。入驻长崎唐馆的华商主要来自浙闽地区，如今唐馆遗址内还设有妈祖庙和关帝庙，明显是东南沿海文化的遗存。华商对赴日贸易抱有如此长久的热情，与清朝出现的这一特殊的海禁格局有密切关系。

　　此外，华商在日本也必须面对江户幕府实行的“海禁”。16世纪大航海时代崛起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日本新兴势力已怀有自视为“天下”统一者的观念，这是近世日本模仿中华思想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开端。自17世纪起，以限制天主教势力为契机，幕府逐步建立起海禁体制：禁止日本民船自由出海、并禁止外国民船自由来日，国内大名非特别许可不得交通海外、海外贸易利权统归于江户幕府。日本的海禁体制与明清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均为管理方便而将特许的有限海外贸易集中在少数几个地点，长崎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幕府也对来日商人实行强制管理，设立集中居住区、严禁外商与日本民间自由交往，发放数额有限的入港许可证（1715年《海舶互市新例》颁布后发行了“长崎通商照票”，又称“信牌”），限制贸易总额（唐船限30艘、购银6000贯、铜300万斤；荷兰商船限2艘、购金5万两相当于银3000贯、铜150万斤），限制贸易对手（只有幕府指定的日本特权商人能够出资竞标）等。这些政策与明清朝廷所实行的政策几乎一致。

　　到了19世纪，随着蒸汽轮船的应用、远洋捕鲸业的发达以及美国西进运动等历史进程的发展，开辟横跨北太平洋新航线、在日本设立补给据点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方向。迫于美国的炮舰压力，并目睹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现实，日本幕府也于1858年毅然与美、荷、俄、英、法签订“安政五国条约”，开放横滨、函馆等东部和北部港口而正式宣布开国。此后，各国商人均可至开放城市进行自由贸易，长崎几乎独占日本外贸利益的地位随之丧失。加之1842年清朝贸易格局放宽为“五口通商”，1851-1864年中国南方适逢太平天国战乱，赴日贸易华商数量骤减。在此情况之下，长崎唐馆竟一度出现少人居住而建筑坍塌的破败局面。留居长崎的华人迁出唐馆，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新地中华街，还有更多赴日华人开始在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等新兴城市聚集。当支持长崎唐馆存续的条件于19世纪中期发生改变，长崎唐馆也随之自然地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总之，存在了将近170年的长崎唐馆是近世东亚海域社会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而其消失则是19世纪工业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进一步覆盖东亚海域的结果。居住在长崎唐馆的赴日华商在克服种种困难经商之余，还勤恳细致地承担了多种外交和文化交流工作。他们应清朝政府之托，多次护送日本漂流民回国；为“锁国”中的日本幕府提供海外见闻和资讯，被日本方面编成《唐船风说书》；同时还在一定时期充当了日本文人了解中国诗词、绘画和思想文化的师友。在东亚的海禁时代，他们为中日之间经贸和文化交流作出许多切实的贡献。长崎唐馆至今仍为人纪念，并非无由。

　　  （作者：许美祺，系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