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出了发展要求、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提出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媒体步入深度融合“深水区”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县级行政单位已经基本完成了媒体资源整合和机构建设，建成了2000多家县级融媒体中心。要使地域、发展程度、文化习俗各不相同的县级媒体在融合建设中提升整合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能力，需要将过去传统媒体维度下简单的新闻生产上升到媒体机制与社会活动的层面来考量。

　　一般认为，在现代社会，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于当今媒介研究有三种主流视角，即作为渠道的媒介、作为语言的媒介和作为环境的媒介。具体而言，渠道视角重点关注媒介如何传递符号和信息，语言视角重点关注媒介如何形塑信息并建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传播关系，环境视角则关注媒介系统和机构如何组织和促进社会的交流与传播。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同样可以从这三个视角加以认识和解读。

　　从渠道视角看，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最广泛的接入端口、县域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提供政务服务、本地化服务、公用事业服务等功能。基于这一视角，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重构组织架构，以建设独立端口为运营基础，以搭建技术平台为驱动力量，体现融合、垂直、沉浸、社交、场景等新媒体特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一些新媒体“爆品”的偶发性经验，转化为能够凭借组织架构而持续运行的循证性范式。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充分展示地方文化，让本地用户感受到亲切，并立足实际进行本地特色化的多元探索，重构从业者与本地用户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借鉴大型商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市场运营和技术手段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经验，也可以借鉴国家级、省市级融媒体平台对用户、数据和资源的聚集经验，在本地特色的基础上寻求打造品牌影响力与综合实力的有效路径。

　　从语言视角看，县级融媒体中心被赋予了承续传统媒体优势，做好本县域内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使命。基于这一视角，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以具体项目为着力点，创新报道理念和方法，实现媒介融合理念从认知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的下沉，促进县级媒体从业人员整体意识观念的转变。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充分体察用户需求，增加用户黏性，适当将内容重心向本地区的热点事件和民生百态倾斜，制作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生新闻，提高传播力。同时，拓宽便民服务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App等多种形式，连接医疗、出行、住宿、教育等各项民生服务入口，实现智能传播、政务服务、政府数据公开、智慧城市建设等功能的有机融合。

　　从环境视角看，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着构建立体化治理体系，打造县域成员交流互动并进一步连通市省乃至中央舆论空间，不断凝聚社会共识的使命。县域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最基础层级，县级融媒体中心则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着眼，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促使社会治理平台的整体体系建构进一步下沉，补全了从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延伸到最基层媒体的四级平台分级体系，提升了媒体在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功能，促使整个融媒体体系在参与国家治理和舆论环境构建时，实现由“传媒化管理型协同”向“传媒化协同治理”的范式转变，从而重构并促进社会舆论交流与传播环境。为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实现从中央级融媒体平台至县级融媒体中心之间的广泛连接和功能升级，搭建主流媒体自主可控的新型互联网传播平台体系，在“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按照这些功能层级建构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将不是一个个分散的功能单一的媒体机构，而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传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依托党的执政优势，整合各种执政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提供政务服务及其他公共服务这一“刚需”，将人民群众聚合在主流媒体自主可控的新媒体平台上，从而提升其网络传播能力；它导入各项政务服务，成为网上政务服务端口的运营主体，从而成为党和政府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基层，是基于互联网的县域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发挥了把互联网业务下沉到县域基层的作用。基于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以体制改革、上下贯通和多元化运营为关键点，进而实现“中央—省—市—县”四级融媒体平台之间的融合发展，以及在沟通互动、问政理政、信息反馈等功能上的联动和共享，使得每一级平台既承担着本层级内信息传播和政务服务共通共融的任务，又为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综合媒体体系提供有效支撑。由此构建起“互联网+媒体+智慧政务+政府数据公开+智慧城市运营”的智能媒体新平台和治国理政新平台。

　　  （作者：唐铮，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