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全会最重要的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的重要聚焦点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重大成就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真理：制度自信的本原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本原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归根结底性、科学真理性的本原层面理论支撑，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起到强力的理论支撑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构、生成并不断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必然对应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和途径。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回顾历史，放眼全球，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仍占据着真理的至高点，是更具普遍性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在本原层面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何以是科学的呢？其一，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的真理性意涵。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客观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因时代所限，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创建理想社会的真正力量，不能找到进行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因此，他们的理论很难落于现实，只具有空想性质。

　　其二，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科学理论基石，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即支撑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进而，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了用以阐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和根基发展起来的。

　　正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更具科学性的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才选择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进而在百年党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史册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建构、生成并不断发展的。这里存在着螺旋递进的内在辩证关系：有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原的自信，建基于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则自然生成；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日渐增强，则更加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原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底蕴：制度自信的根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两个结合”，并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这就标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和基因，每一种国家制度都是建基于其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如此，它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因而，在文化层面的自信就构建起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深层根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断层的文明，5000多年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政治理想、政治情怀和政治境界等必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既有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治，也有兵荒马乱的乱世之治。治世的成功经验和乱世的失败教训都以史书记载的方式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这为当代中国建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基因。

　　求变革、谋创新的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汉代思想家刘雄道：“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玄莹》）近代学者、革命家梁启超有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法通议》）可以说，这些革故鼎新思想及治世良言一直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尚和合、求大同思想。“和合”思想较早见之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中庸》里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说，“和合”文化基因的传承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最具安全感的一个影响因子。“求大同”思想最早出自《尚书·洪范》，用来描述王、卿士、庶民和天地鬼神同心同德的状态。《礼记·礼运》把“大同”描述成某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克服了家天下制度下包含的亲疏远近等区分，打破人我的界限，以成至公之境，构想和探索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国家以及民族之间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求大同”文化传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纳民主、公平和正义等现代价值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资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可见，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在国家治理体系选择与构建中的重要性地位。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它既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舶来”，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复辟”，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性探索，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创造性超越，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脱离本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对国家制度进行选择、建构必然会失去根基、迷失方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和构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中国国情和中国历史文化为母体的现代化制度体系。

　　中国发展之成就：制度自信的终极逻辑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列宁也认为，“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动，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可见，实践的证成是终极性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证明，终极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实践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劣的试金石，可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重要历史性成就支撑制度自信；其二，应对困难和挑战坚定制度自信。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奋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党史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着重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十三个方面。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应该说，历史性成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最为坚实的基础。伟大实践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正确性。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开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势必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斗争”，他说：“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这些论述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因此，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对困难和挑战的态度、方式和行动中，也可见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应对各种磨难和挑战。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国共产党在供给侧改革、“放管服”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决战决胜阶段，党强调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作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战略部署。尤其是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成效显著；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风险”依旧严峻复杂。党勇于正视存在的问题，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自身建设，以顽强意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开展“打虎”“拍蝇”“猎虎”行动，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我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西方某些势力的全面打压，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我国高举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旗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治理变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党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客观而论，这些困难和挑战是巨大的，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考验是严峻的。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从磨难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创造辉煌。应该说，在沉着冷静地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极大地培育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对制度自信的证实只靠已然发生的实践经验来证实是不够的。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证实还需要未来的发展实践提供持续的支撑。

　　作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决不是绝对性的终极真理，而是发展的、开放的、相对的。因而，我们理应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于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通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积极对话、交流和碰撞，吸取实践经验，提升理论认识。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层级会因其走向世界性而大幅提升，因为这种自信既不是妄自尊大的价值观自负，也不是没有根基的自我保守，而是敢于开放自身的创造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这里标示出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和自信。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一定不会只局限在中国，而必定会有助于其它国家民族坚定起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

　　（作者王洪波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