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世界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版图在分合交融中持续演进。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多样性的人类文明在分合交融中逐步承载起人类共同的使命。今天，地区合作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之间的合作利益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智慧，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已成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趋势。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和魅力所在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多样性视作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古老的文明多依河而生，多样性是文明与生俱来的特质。孕育人类古老文明的“母亲河”流域，都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便利，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随着来自四面八方人群的分合交融，不同的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等在人类交往中相互碰撞，多种思想和生活状态彼此冲击，多样性的人类文明应运而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尼罗河、恒河、黄河，遂被誉为举世闻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多样性文化所创造的缤纷斑斓的文明模式已在世界各地“安居落户”。

　　多样性的人类文明是平等共存的关系。人类文明从诞生起就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每一种文明都具有鲜明的特性，不存在毫无瑕疵的“美璧”与一无是处的“渣石”。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民情风俗等，孕育了多样性的人类文明，世界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文明差异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原本处于基本平等状态的多样性的人类文明格局，为西方的殖民扩张行径所打破，西方的霸权地位随之建立起来。列强用“文明优越论”不断把自己认同的制度强加于“非我族类”。

　　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已成大势所趋，人类跨入了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时代。多样性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结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任何一种文明模式出现的问题都会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都有可能演变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凭借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的绝对繁荣，或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中长久获益，多样性的人类文明彼此联系的密切程度，相互影响适应以及和平共存的迫切性超过以往。

　　人类文明观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得到检验

　　人类文明在交往中形成，没有人类交往就不会有多样性的人类文明。人类应该秉持怎样的文明观进行交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对此进行了很多考量。世界历史从分散到聚合的演进过程，也是不同的人类文明观在实践中被不断加以检验的过程。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在多样性的人类文明承前启后的道路上，那些张扬 “本民族利益至上”“本种族利益至上”“本国利益至上”等违背人类文明基本属性的“文明观”，让人类社会一次次陷于血雨腥风的灾难。同时，共同命运的认同意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古代帝国、封建王国，再到民族国家、超国家联盟，逐步扩展至全世界。

　　在始于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从碎片化的封建地域中拔地而起，在众多文明出现存亡危殆的表象背后，西方霸权登峰造极的态势已逐步形成。作为解决社会力量与帝国政权矛盾而问世的制度结构——民族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而成为一种在世界各处遍地开花的国家形态，在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之下的文明观，在调动人类完成其内部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阻碍了不同文明和平共处、交往交融的前行步伐。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世界市场的逐步生成，以“本族利益至上”为骛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在世界范围内滋生蔓延。以白人至上为核心的“文明优越论”，旨在维护“白种人文明”对非白种人文明的“优势地位”，捍卫“白人与生俱来的特权制度”；它将人类文明分为 “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认为西方文明为“先进文明”，其他文明均为“落后文明”，并断言人类文明将按西方模式被重新塑造，西方文明将一统天下。“文明冲突论”则强调文明差异是人类冲突的原因，无视文明交融和国际合作，否认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西方列强对民族自我利益和主权的单边认定，导致了一系列对“非我族类”文明的无情倾轧，印第安文明、西非古文明等西方列强眼中的“边远文明”被纷纷消灭，在人类古老文明核心区西亚、北非、印度和中国的疆域上，列强留下了无以计数的殖民铁蹄，诸多文明在既有的平等关系被不断打破的过程中面临着存亡危机。世界大战随之两度爆发，恐怖主义、种族仇杀、民族分离主义等残酷现实纷至沓来。

　　新型人类文明观的出现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文明关系之下，理想中人类共同居住的公共空间是“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的美好图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只有依靠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时代也表现得更加突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从“文明冲突论”的排他性、对抗性思维方式出发处理国际事务的结果，不是化解人类冲突，而是建构更大的人类冲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的新型文明观。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十八大报告后，再次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彼此应相向而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种平等、包容的新型文明观，强调实现文明和谐的基本前提是，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和文明共存的观念，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的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持续演进的前提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共同体”一词在英语文献材料中一直被视作“社会”（Society）概念的“补充用语”。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年)第一次将“共同体”从社会概念范畴中抽离，将其表达为一种以血缘、感情以及伦理为纽带建构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肯定。

　　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频繁交锋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一些重要场合，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提出了一系列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发出了“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的呼吁。2017年，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分别载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今天，命运共同体的蓝图日益清晰，影响范围远远超出欧亚大陆，有力地阻止了世界向单极化方向发展。

　　可见，作为中华民族应时代呼唤而提出的新型文明观，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多样性人类文明持续演进的前提。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人类“由普遍的共像与殊像组合而成的一种发展走势”为内涵的“命运”，取代语言、地域、历史和血缘等因素作为认同对象，以“人类共同命运”作为纽带将全人类的权利和职责紧密联系起来，进而超越了既往文明观的建构基石。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将“命运”概念纳入共同体范畴的方式，有力遏制了西方长期奉行的“强权性、冲突性文明观”的肆虐，打破了部分西方国家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一文明的幻想。再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主张建立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秩序，将合作共赢视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普遍共像的呼声，让世界各族人民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因文明的多样性属性而体现出的文明差异，并非一定引发冲突，为各具特色的文明在和谐相处中培育真正的合作和友谊，增强了信念、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形态描绘了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巨幅画卷。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掌控世界体系的主角始终是民族国家。作为得到国际承认的唯一政治组织结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闭合性的社会形态，也没有一条完全精准的实践道路。在西方文明观为人类社会形态建设提供路径的同时，中华文明也为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范畴的新诠释积蓄了力量。中华民族践行“协和万邦”理念的历程，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描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积淀，彰显了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建构做出的中国智慧贡献和责任担当。

　　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与发展现实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趋势。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目的，是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是世界各族人民寻求自我保护的现实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做过明确的表述：“世界各国人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为了“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理念以平等为原则，克服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所倡导的“唯我独尊”的非理性本质，强调文明交流的理念是“合作”，主张“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旨在减少甚至消除国家之间的隔阂甚至冲突。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世界各国人民共赢为目的，是“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克服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与现实脱节的顽疾，将全人类“共赢”的理念与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客观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超越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非现实性特征。

　　人类实践已经做出了检验，只有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人类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作为一种建构新时代人类社会形态的科学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精神家园，而是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重塑彼此信任的新世界。随着“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园”的梦想成为全人类共同期盼的愿景，人类秉持和合理念、汇聚向上力量，不断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发展的大势所趋。（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刘 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