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军事领域创造着新的历史性机遇，催生着新的军事智能化革命。审视世界军队建设发展史上历次技术革命，对于我们提高技术认知力，及早从渐进式演变中把握革命性变化，科学设计军队未来，占领军事智能化革命制高点具有重要作用。

　　真正将智能技术导向强大战斗力的是智能化军事理论

　　军事科技发展史表明，每一种新的技术从产生到成功运用于战争实践，其威力的展现往往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与之相适应的作战理论的发展。以坦克为代表的机械化技术出现初期，影响并不大，最早发明坦克的英国在一战末期仅将其视为移动堡垒，即使是二战初期，法国军团也只是把坦克作为步兵的附属品分散使用，对于作战胜负的影响并不突出。直到建立在机械化技术群基础上的大纵深战役理论、闪击战理论的问世，才真正将机械化技术推向了战争制胜的制高点。同样，清末时期，清朝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力发展当时技术先进的铁甲战列舰，但却对舰艇作战理论一无所知，龟缩军港当作移动的炮台，最终多数葬身大海。信息技术对军事的影响，也是从武器装备改造和建设开始，并逐渐从精确制导武器、电子干扰等初级形态演变成对作战能力起到革命性作用的信息作战理论。

　　当前，智能技术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已初显端倪，但还远未形成智能化作战理论。曾经名噪一时的俄罗斯无人战车与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协同作战只是人与坦克协同的简单复制，著名的“阿尔法AI”空战还只是停留在战术格斗的层次。跨越距离真正智能作战的鸿沟，关键是要在智能化战争和作战理论创新上求突破，构建具有现代战争特色、符合智能化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从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嬗变的历史规律看，重大新技术的影响往往都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革命性，军事智能化必须从战斗、战场、侦察、控制等局部性因素向战略战役全局拓展；智能化技术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不应仅仅是通过对多个智能化装备的控制而实现分布式作战、群作战，而应是具有改变既有战争模式、催生新的战争形态的颠覆式变革。

　　智能技术对指挥能力影响最深刻的不是决策而是控制

　　世界军事史上，重大技术创新一再在多个领域证明其具有颠覆性能力。但世界战争史也表明，战争制胜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能力，尤其是作为指挥能力核心的决策能力。指挥员的指挥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军队技术水平的差距，只要指挥得当，处于技术劣势的一方往往能够克服技术因素带来的不利而取得胜利。1947年，陈毅总结华东作战时说，我们同对手比别的可能比不上，但统帅部的战略指导不知比他们高明多少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朝鲜战场上，美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系统和指挥手段，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领仍是凭借几张地图就能准确判定美军意图，牢牢地控制战场主动权。

　　决策一旦付诸实践，控制军队就与先进军事技术产生了紧密联系。历史上，以电报为代表的无线电技术的发明，解决了远距离条件下控制军队的问题，使指挥第一次真正超越了空间限制，实现了全域指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则是推进指挥由树状向扁平化转变，解决了控制军队的效率问题。智能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指挥手段先进性、有效性和自主可控水平，甚至会在某个环节产生颠覆式影响，必将对指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指挥能力核心要素的决策，仍是由人独特的智慧决定的，是技术冲击下相对最为稳定、最不容易受到影响的。尤其是现代战争一些行动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行动的特点凸显，无论是战略战役还是战术层次的决策都不能全部托付给智能技术。关注军事智能技术对指挥能力的影响，应从过于关注智能决策中走出来，将着力点更多聚焦到对部队的实时控制上，建立智能化作战体系控制平台，向联合作战体系各要素下达指令，缩短指令跨媒介转换时间，提升效率；聚焦到辅助决策上，建立智能技术助力下的人机融合决策模式，促进时空转换、机脑互补；聚集到兵力单元的自组织协同上，打造“指令—响应”一体系统，增强兵力单元的快速反应能力。

　　智能技术推动作战推演不断迈向更高级的实战化

　　作为一种思维对抗活动，克服作战环境及作战对手设置的主观性，始终是作战推演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冷兵器时代，人们在沙盘上利用“兵棋”进行作战推演；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将传统沙盘上的兵棋推演进一步转化为严谨的二进制计算并在屏幕上直观呈现；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推动推演进入三维仿真时代；等等。这些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将推演导向实战化，但同时这些手段又都没有从根子上解决作战环境及作战对手设置的主观影响问题。

　　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作战环境及虚拟作战对手的学习、感知、判断、反应能力大大增强，越来越接近不可控性。运用智能技术创设更加“真实”的武器操作体验和战场环境，逼真演绎作战进程、评估作战构想，为突破传统上任何一种作战推演形式所存在的主观成分多的障碍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将使作战推演这种虚拟对抗更加符合现实战争的盖然性、偶然性原理。作战推演进入一个全新境界，助力指挥员在真实对抗中，更加准确地对作战相关要素进行定量分析、模拟验证，增强作战方案计划科学性和可行性。重点关注决策推演，军事智能技术对智慧的有效表达将可能把思维对抗推向极致，使决策推演的对抗性更加真实；关注联合战役推演，推动推演由技术战术层面向战略战役层次延伸，由分军兵种分领域向联合筹划拓展；关注模拟训练改革，探索建立在虚拟现实基础上的智能推演训练模式，把模拟训练推向更高级的对抗性实战化训练。

　　智能技术对部队编成的影响在于融合

　　军事发展史上，伴随军事技术的重大突破首先出现的往往是新的兵种，并最终必然会在部队编成上反映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坦克、航空等机械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坦克兵、铁甲舰、航空兵等兵种；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产生了通信兵、电磁对抗兵等多个现代兵种。二战前期，德国把航空突击兵团和地面装甲部队混合编组，在军队组织形式特别是合成方面走在了前面，战争开始后德军一度横扫大半个欧洲。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先后打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频频得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各个兵种力量联结更加紧密，体系先进、作战编组灵活。

　　从军队建设发展史看，军事技术对部队编成的影响，正沿着兵种叠加到兵种联结的逻辑顺序，向多兵种一体融合的方向发展。当前，伴随军事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机器人、无人机等不断涌现，美军预测2030年前，60%的作战平台将实现无人化，将人的优势和机器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无人与有人作战系统交互作用而又分工明确的新型作战编成的趋向日益明显。与此相适应，充分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探索人的智能向武器上移植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促进人与武器迈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积极探索智能武器系统与传统武器系统、保障系统及与后台操控人员等的“智能网联”模式，促进各系统工作界面、工作机制、工作流程一体融合；构建功能需求牵引、自主适应的智能编组方法，实现按任务自主抽组、兵力单元体系再造，快速在主要方向、重要节点聚集绝对优势。（王道伟 张红梅 魏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