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上个世纪初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根本上动摇了持续几千年的旧史学，中国历史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史学”时代。传统史学关注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活动史，“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梁启超《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之类的话满纸填塞。帝王的起居、帝王的“诏曰”、帝王的举措垄断了历史记录。“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中国之旧史》）。不可否认，旧史学给后代储备了不少可资继承的资源，然而旧史学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因为它远离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而真实的历史本身是以大众的活动为主体内容的，并以大众为主要传播对象的。旧史学对大众的忽视，背离了史学的性质和最终目的，也因此使史学的记述范围、传播范围日趋狭隘，史学的社会功能因此无法全面实现。此种背离日益明显，积累到一定程度，其对史学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日渐突出，从而必然会引发史学向自身的回归，由此开始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的传播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为指导下，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记录的中心内容开始受到普遍的重视。此后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中均着力记述人民的活动，充分肯定他们历史活动主体的历史作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历史必须记载推动历史前进主体的人民大众，而不能仅局限于上层帝王、精英阶层；二是历史传播必须关注大众的历史兴趣，适应大众阅读历史的能力，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

　　二、史学为什么要大众化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卷首对阅读此书的读者提出了首先具备的几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只有“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先生虽就阅读《国史大纲》的读者提出的要求，实则不局限于此。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钱穆先生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作为一国之国民，必须对本国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够对历史充满敬畏之心，才能够比较实际地看清自己，才能够继往开来。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确实在某些时期，国人在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在对待文化传统时，不但缺少“温情与敬意”，反而采取了粗暴的腰斩的态度，与历史作彻底地决裂，弃之如敝屣。但是，“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历史的发展已经给出了证明。

　　要求国民对本国历史有所了解，学术性太强、原始资料大量堆积、满篇专业术语、晦涩艰深的作品肯定不行。这样的文章根本漠视接受的大众群体，其潜在的读者仅限于狭窄的学术圈子，甚至连专业的学者阅读起来有时也相当费力，大众当然不会阅读这种文章的。另一方面，历史剧、历史小说、历史讲坛等演说历史的作品开始受到大众的追捧，颇有意味的是，专业学者却又在不断批判此类作品的历史失实。事实上，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普遍存在，他们又无法顺利接受晦涩的专业学术著作，只能选择与离历史最为接近的电视剧、历史小说等。专业研究者既然拒绝历史大众化，就没有理由一味指责此类作品。如果理论著作只能在专业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没有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对历史知识的需求，那不仅是文化步入歧途的征兆，而且也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史学如果脱离人民，不为人民服务，将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要解决这种现实矛盾，就必须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

　　历史的意义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得以展现。一是历史本身的层面，即从事件发生的前后较长的历史时段评估事件的起因、发展经过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而展现历史事件的意义；二是当下的层面，即历史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对当下的文化消费发生的多种功用。前者主要体现在学术层面，往往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写作理论、研究方法、书写方法，史料的运用、观点的撷取等等，都有一套现成的规范。这种研究主要在书斋中进行，受众是极少的圈子里的人；后者则颠覆了传统史学的写作理论，呼应现代人对历史的需求，以通俗易懂的言语，喜闻乐见的形式，艺术化的手法，向大众讲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历史演化。从根本上讲，后者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前者仅仅是保证后者实现历史真实的前提和重要途径。

　　当下的困境是，历史研究者只关注历史事实本身，关注历史事件的本身意义，而对历史的当下意义采取了漠视甚至拒斥的态度。而对大众传播历史者，更多的则关注当下的意义，对历史事件本身有时缺少严谨的考证，以致有偏离历史真实之处。这种偏离又加剧了研究学者对历史知识传播的本能拒斥。有的研究者以傲慢与偏见的态度应对历史的大众化，其实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尽管有严密的考证，有充分的史料，有足够的支撑，但这绝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从历史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转向第二个层面，实现史学的大众化，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归宿。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知识的大众传播，有时远远比对历史本身的意义研究更为艰难。

　　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理论认为，艺术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如果没有读者的消费，其价值就不会最终实现。从生产与消费的链条而言，只有消费实现了，才真正完成艺术创作的过程。如果学者苦心孤诣研究的史学成果不能实现大众化，或者只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消费，那么其价值就没有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实现，艺术生产的过程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完成，虽然其成果可能具备潜在的价值。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认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以大众的活动为中心内容的，理应服从于大众的需求。即使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眼光最终仍应投向大众。

　　一国之民必须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而这种了解必须通过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大众化是史学的起点，也是史学的归宿。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必须实现大众化。

　　三、史学大众化的路径

　　史学大众化必须考虑受众，大众的接受水平、认知程度、兴趣爱好、接受形式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优美浅显的语言、缜密严谨的逻辑，对历史作生动条理的解释，将零散、混乱、复杂、无序的历史事件有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让大众身临其境，感悟历史，鉴往知来，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多种需求。这是史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

　　史学大众化并非当下首创。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大批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并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如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堪称历史大众化的典范。只不过此书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的，在今日而言，要实现大众的顺利接受，已经有些困难。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系列，以其通俗、全面、权威而深受大众欢迎。最近几十年，一些史学家，尤其是国外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也在努力尝试转变历史的书写方式，一些严谨的史学学术著作以其书写方式的新颖受到大众的喜爱，如黄仁宇、史景迁、唐德刚、柯文等国外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书写。这些现象提示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历史的撰写方式不但可以用大众喜欢接受的方式书写，而且必须使用大众喜爱的方式。

　　1.历史文学化

　　在史学家越来越急于成为专家的时代，在谈“规范”时髦到渐成职业的时代，历史研究学者杨念群尖锐地指出了所谓“规范”对历史研究造成的致命缺陷：

　　当我们日益习惯运用现代社会理论构筑“规范”去培育出我们的问题意识时，对历史丰富性的呈现能力却在同时高速地消褪。我们不断地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比、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这就像一个面色红润的丰满人体被敲剥掉血肉后只剩下一副白骨嶙峋的骨架。（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引言《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中华书局，2007年）

　　历史本身是纷繁复杂的，是血肉丰满的，但由于研究的学术规范对历史的丰富性进行了剔除，从而抽象成一些规律与原则，这对于研究当然是方便的，但枯燥的数据、图表、曲线、术语，既不能给人赏心悦目的快感，也不能启人心智。历史作品因此远离了社会大众，甚至远离了知识界中的大部分读者。历史的动态感、历史的纷繁复杂、历史的现场性、历史的趣味性在排比、归类的过程中，在曲线、术语的杂糅中消解了。

　　这是由于研究的学术规范、研究的方法对历史本身丰富性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历史的书写对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也有很大影响。历史学的一贯做法是，给历史排定秩序，从而线索变得清晰。为了实现此种目的，为了让书写的历史具有整体性与清晰的脉络，必然牵涉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提纯、删减（甚至存在有意图的改动）的问题，这一“瘦身”过程在使得历史具有了清晰线索的同时，也简化了历史，无疑也会损害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同时，任何历史的书写，都是基于一定的立场，基于不同立场、不同意图的历史写作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选择，甚至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书写会迥然不同。传统的二十四史，大都是后代给前朝修史。新的王朝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前朝历史进行书写，即使已经具备足够的文献（如实录等），但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必然对史料进行有意识、有意图的删减、改编、遮掩、曲护。即使是当朝的实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掌权者的干预，如唐太宗、宋太宗等都不止一次地要求史官重修实录。历史既然是对过去的叙述，就必然面临选择的问题。即使是事件的亲历者，在事后的追叙中，由于受到知识、思想、信仰的浸染，删改、涂抹、简化、润饰历史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历史书写过程中的选择、历史研究中的简化，才给历史书写提供了广阔的叙述空间，历史的文学性也因此而展现其书写历史的特殊优势，由此也为历史的大众化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与后现代史学“历史即叙事”不同，历史书写的文学化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历史书写中删减留下的空白进行合理的加工，对正史中的史学语言进行文学性的改编。这并不是对历史真实的篡改、对史学的歪曲，而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固有的书写方式。文史不分家，在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的《史记》中已成功实践，只不过鲜有后继者。以史学的研究观念和方式，保证历史的准确，不偏离历史事实；以文学的表现手法赋予历史以生命，通过文学性的文字更能演绎出历史的精彩。如下面一段文字：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上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这次无中生有的午朝大典在《神宗实录》中只是文书官口传的圣旨中约略提及“今日午朝未尝具有仪注起数，如何造次惊扰”（《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6年）的话，而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则将其铺衍成较长的一段文字，除却时间及路程距离有旁证文献可征之外，其余的大多出自作者的想象，显然是文学化的手法。这种文学化的书写，旨在设置一种紧张的背景气氛，与下面要展示的这次午朝大典的子虚乌有形成明显的落差，从而使其具备了很强的可读性。众所周知，《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严谨的史学学术著作，这部史学著作中文版发行量超过30万册，被《新周刊》和《书评》评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二十本书”之首，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新方式。其中，文学化的介入，是形成其历史叙述新方式的重要手段。

　　历史的文学化还表现为对历史场景的想象与描写。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在他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中有这样的场景描写：

　　在春季，一群顶上有毛的白鸭嬉戏水上，在它们附近的另一边则是孔雀、雉、鹌鹑、鹦鹉和没有拳头大小的幼鹤。鹿躺在斜坡上——淡黄白斑的小鹿和雄鹿——如果你拾起一根小枝条去刺它们，它们会站起来并瞪着你。花园里盛开着牡丹、紫丁香、野梅，盛开的桃花和木兰花以及几亩地的哈密葡萄（此地出产各种各样的葡萄——白色的、黑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

　　按照“正统”史学的观点，如此场景的描写对于历史叙述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仅停滞了叙述的速度，而且对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功用不大。但正是这些与历史事件叙述关系不大的场景描写，不但丰富了历史的血肉，而且使之具备了很强的可读性，而可读性正是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杰出的才能，此书被誉为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纽约时报》，赛德尔·沙伯德语，转引自《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将原创性的史学见解与叙述故事的文学禀赋相结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与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说式的感觉”（吴锡平《另类史学的魅力解读》，《文艺报》2006年12月5日第2版）。史景迁之中文取名，是景仰中国史学家司马迁之意。这位耶鲁大学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继承了司马迁文史结合的叙述传统，他书写的历史企图精确地描摹历史、还原历史，再现历史的场景，历史也因此精彩起来，不再是一副令人恐怖的骨架，而是成为有血肉、有活力、有形象、可以触摸、可以感觉、可以体味的了。

　　据说中国的史学界对史景迁颇有些不屑，说史氏治史，太注重故事与细节，是通俗读物，难登大雅之堂，喜欢他的，大多是跨学科的读者。姑且不论中国史学界自造围城、自我中心的傲慢与偏见，亦不论史氏在西方的读者是否都是跨学科“小雅”者，史氏的治史路数正好为中国史学大众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

　　正如史景迁所着力追求的那样，历史的故事化亦是文学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故事”的本意就是“过去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它与历史有相当的重合度。现在的故事概念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系列情节构成的首尾完整的叙事。历史既然是叙述过去的事件并追寻事件的意义，因此完全可以通过文学化的故事来实现。故事不仅是大众所熟悉、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且故事的讲述本身亦有策略。通过打破历史事件本身不可逆转的历时顺序，凸显事件某一阶段的内容与意义，这也是传统史学中也运用的叙述策略（如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经常插入“初”如何如何，从而补充交代事件的起因等等），是典型的文学化的手法。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采用适当的叙述策略，历史从狭小的学术圈子转向跨学科读者，从而实现大众化的飞跃。

　　尽管有史学家宣称“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问题是根本无法获得全部史料，而且由于历史的特性，即使是占有全部史料，也根本无法完整还原历史。历史的记录是有残缺的，是有选择的，是有意图的，但真实的历史是丰富的：有人，有事，有情，有景。历史记录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无疑给文学化预备了足够的空间。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用文学化的表述，跳出学术“规范”的枷锁，是历史大众化的可行途径。

　　2.历史图像化

　　历史的呈现方式并非只有文字一途，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各种图像以及历史遗迹、遗物的照片、电视讲坛等都有固化瞬间历史或者全面“再现”历史的可能。

　　以图像展示历史，在传统史学中因为条件的限制，几乎被忽略了。虽然现代的历史研究中，开始重视图像，但主要的还是作为一种证据来呈现，作为文献史料之外的一种补充。因此，正统的史学研究还完全没有发挥图像的最大价值。

　　图像能够典型、有效地承载着人类历史的断片，连续的图像能够集中细致地再现历史，而且图像所承载的历史有可能正好是被文字历史所遮蔽了的。对图像有意识地选择、排比也能够展示某种深刻的意图。这是作为图像能够呈现历史的条件。对历史大众化而言，图像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图像作用于视觉，具有提供最大视觉信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因为文字理解阻碍造成的大众对历史难以接受的弊端，此为历史的大众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我们知道12世纪的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从《宋史》以及《东京梦华录》中可以得到这种认识，但如果舒卷极富写实意义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这种认识的体认可能会更加深刻。即使没有读过正史的人，在品赏这幅长卷之后，12世纪的开封的繁华一定会在脑海中留下清晰直观的烙印，这正是图像的视觉优势。如果图像再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解说，比如左图右史，比如现场解说，图文并茂，对增强阅读接受的快感，增强对历史细节的体认，均大有裨益，无疑是历史大众化的可行路径。

　　当下的电视、短视频、音频讲史非常火爆，正说明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望与需求。电视讲坛本质还是讲，只是把讲台移至了演播室，受众群体扩大了，言说的方式与手段也悄然转移。现代多媒体技术为电视讲坛增加了更加亲和、接近历史的可能。灯光、布景、图像、画外音、场景转换等，以较强的直观性、感觉的真实性，推倒了文字传播对大众知识水平所设置的天然围墙。图像化、故事化、细节化、生动化、悬念性、戏剧性，从而能够吸引最大多数的受众，电视讲史也因此成为当下老少皆宜的了解历史的有效途径和最佳选择。

　　图像传播具有直观、形象、快捷的特点，适合现代生活的节奏，适合紧张工作和极度疲劳的现代人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需求。用图像传播历史，适合大众的接受水平和生活节奏，因此，它能够成为历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3.历史平民化

　　历史平民化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历史书写者的平民化立场，二是历史书写内容中应该关注平民，二者其实亦是密不可分的。

　　平民化的史学立场即站在平民的视角观察历史、揣摩历史、理解历史和书写历史。传统的二十四史，大多以王侯将相、精英阶层为书写对象，基于此立场的史学写作，往往会将统治者推上神坛，成为高高在上的神。大众史学必须站在平民的立场，如果需要书写帝王，首先需要对帝王将相“祛魅”，首先需要去掉层层累积或有意遮掩在帝王头上的神秘光环。帝王也是普通人，先把他们还原成人，然后再设身处地地体谅其现实处境与不同心境，这样的历史才有可能是真实的，才更加接近大众。

　　为平民而写，同时又写平民，写那些在士大夫教育水准之下的普通人，写一般知识阶层，写社会上人口比重更大的普通大众，写小人物，写小事件，以此来观照大道理，展现大历史。关注平民，能够拉近现实大众与历史的距离，历史记载的人与事与大众自身生活的贴近和亲切感受，无疑会令读者容易获得自身的体验，增加历史知识的同时，获得阅读愉悦。这应该是史学大众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以平民化的立场书写历史，以文学化的手法丰富历史，以平民为历史的主体，以图像化的方式传播历史，考虑大众的兴趣、大众的知识结构、大众的欣赏方式，将历史文学化、图像化、平民化。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能真正最大范围地为最大多数的大众所接受。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史学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以文学化、传媒化、平民化书写历史，解读历史，实现历史的大众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立场。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大众，书写大众，主旨仍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探寻历史的真相。因此，对当下史学解读中颠覆历史、解构历史的倾向，必须坚决抵制，必须坚决杜绝。探索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不能捕风捉影、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有目的地涂改历史，润饰历史；更不能无中生有，虚构历史；也不能过度阐释，一味推论，误导受众。

　　不管是学院派研究专家，还是民间的草根学者，对历史的书写与阐释解读都必须建立在切实可信的史料、文献考证之上，不能假设，不能虚构，更不能“想当然耳”。历史真相的显现，需要识见，更需要史实，不能以推论代替事实，二者缺一不可。

　　对先民创造的历史，必须心存敬畏之情，不能采取一概批判、彻底打倒的态度。对先民的历史必须采取唯物主义的原则。研读历史、解读历史，必须不能脱离历史的语境，不能一味以今视古，以古非今，抹杀历史。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必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史学解读倾向。

　　史学大众化要求生动、形象、时尚、趣味地解读历史。但是，大众化并不等于低俗、庸俗。大众化史学背后要有文化，要有道理，要有智慧。读史明智，读史明理，这才是史学的魅力所在。大众化可以也必须采取大众认可的方式、能够接受的形式、最受欢迎的模式：语言浅显易懂，描述形象具体，叙述真实有趣，情节起伏跌宕，所有这些手段都必须把握一定的度。不能借口通俗化、大众化就流入庸俗、低俗。杜绝这一点，关键在于历史解读者的文化素质、学术水平以及学术追求，为此，史学传播者必须坚守一定的精神品味。

　　史学大众化也不能一味迎合读者，取悦读者。不能将神话、传说、野史等与正史混为一谈，不能戏说、恶搞历史，误导读者。史学大众化需要坚守基本的价值底线，不能无原则地取悦大众的需求。从根本而言，无原则地取悦、迁就大众，最终必将被大众淘汰。

　　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必须改变轻视普及、重视研究的现状。

　　史学的发展，无非是“高”与“低”两途。高即学术性研究，低即史学普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并非单纯的“低”走一途，在学术性研究中的平民化立场也是必须遵循的。但大众化主要还是在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

　　历史作为揭示真相的真实记录，它不能总是傲慢地沉睡在史学家的书斋中——尽管这也有必要，而是需要真正地扑入大众的怀抱中去，这才是最终目的。长期以来将学术研究严肃化甚至神圣化，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时尚”的往往就是不学术的，“大众”的往往就是不神圣的。甚至长时间习惯于学术历史，有些人本能地对大众历史产生蔑视与反感。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第二步是通俗的史学解读传播。只有第二步完成，才能真正实现了史学的价值。所以，史学研究者必须重视普及传播的需要，而历史知识传播者也必须以严谨的研究为基础。对学术研究重视而轻视历史普及，已经极大影响了史学大众化的质量与水平。要真正实现史学的大众化，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现状。

　　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的理想境界是：将真实的历史研究到位，然后将研究到位的历史以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书写传播。既通俗易懂，又富涵寓意；既深入浅出，又能给人启迪。

　　当下的史学研究者在不断诟病历史大众解读种种讹误的时候，还不如“放下架子”来尝试一下史学的大众化解读，如此必定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从根本而言，真正的大众化历史解读，其难度并不亚于专业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