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

　　自近代以来，每逢时代巨变，国人始终寄望青年，追问同样的问题：青年何为？

　　1875年，李鸿章上疏《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痛陈中国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1907年，鲁迅撰《摩罗诗力说》，悲叹“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1918年，蔡元培与《新青年》诸贤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慨叹当今中国“人禽遂几于杂糅”，亡国灭种日近；

　　1935年，《风云儿女》中时代领潮儿面对国家危亡，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开局之时，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巨变之下，一时代涌现一时代杰出之青年，而每一时代杰出之青年都承担起一时代之重任，他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过前辈们传递的文明火把，交出了无愧于中华民族的时代答卷，当得起这些英伟的称号：海军英魂、辛亥青年、“五四”新青年、抗日青年、新中国青年……

　　历史长河跨入新时代，再次站在人类命运和中华文明的转折点，中国青年该如何将自身锤炼成能够担起新时代重任的合格英才已成为时代课题。

　　新时代青年成长，几大方面不容忽视：“立人”，塑造“精神独立”的大写的“我”。“精神独立”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明最核心的标志，也是青年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大写的、精神解放的“人”的至高追求。青年们在新时代存身立世，就应遵照革命导师对人类理想人格的高度期许，在成为大写的“我们”之前，先将自身淬炼为大写的“我”，把“精神独立”树为每个“我”的道德律令，后以独立的人格与勇气，投入到改造与建设中国社会的巨大系统工程中。

　　“立群”，塑造团结协作的大写的“我们”。由大写的“我”携手组成大写的“我们”，是20世纪以来各国理想社会改造与社会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每个大写的“我”不仅要锤炼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更要培养能在共同理想指引下团结协作的精神与能力。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亟待青年们打破固有思维与社会格局，共同携手并进。正如鲁迅1925年在《导师》中所说，青年们“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回顾百年历史，作为大写的“我们”的青年群体开创了世界与中国的新格局，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始也曾慨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全新的中华文明又对青年提出了塑造“大我”的新的要求。

　　“立邦”，无论“立人”还是“立群”，都是为世界、为国族培育干城之具，有几大原则需大写的“我们”共同尊奉：“理想主义”“现实精神”“社会改造勇气”，以及“爱与理解”和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能力。

　　20世纪以来，不同时代青年秉承不同主义带领中国从水深火热走向民族振兴，因此，新时代青年要正视主义与信仰的伟力。“理想主义”“现实精神”要与“社会改造勇气”紧密联结，青年们在保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清醒头脑的同时，立下雄伟理想，投身社会改造实践，这样的理想和实践具备完全的现实性，是改造社会的真实有效动力，应当成为新时代青年最重要的精神禀赋。

　　培养“爱与理解”和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在当今世界与中国，打破国家集团之间与人类之间的“隔膜”成为更新人类社会、扭转人类历史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在国家集团之间与人类之间，“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这阻挡着立意高远的人类共同体的建构，也妨碍了中华大家庭的幸福梦想。因此，新时代大写的“我们”要有“爱和理解”的超能力，对同胞、对人类弟兄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能够“感同身受”，以博大的胸襟创造人类共同幸福的未来。

　　2500年前，孔子立于不尽长河，回想青春与人生、思接古今，以历史老人的口吻发出“逝者如斯夫”；

　　696年，青年陈子昂登幽州台，体宇宙洪荒，感岁月倏忽，悲欣交集，对天地高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16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钱江观潮，壮怀激烈，似重拾青春岁月，发出时代最高昂的声音“猛进如潮”。

　　今天，面对伟大时代，青年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