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是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是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发布之后，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117个县（市、区）作为国家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县，明确了“到2021年底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发展目标。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提出“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

　　数字乡村发展试点一年多了，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据《2020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年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双双超过98%，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正不断完善。但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数字乡村发展评价体系，省级规划严重滞后；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薄弱，数字化应用缓慢；乡村数字化发展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乡村数字化支持力度不到位，城乡数字鸿沟较大；村民信息技能不足，数字化素养偏低。

　　按照数字乡村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针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加强数字乡村发展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构建数字乡村发展评价体系。对照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与行动规划，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省级数字乡村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指导各地制定数字乡村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目标与举措。同时，构建数字乡村发展评价体系，以评价促建设，通过评价发现问题，以此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地域性，应考虑到当地现实情况，使其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加快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进程，扩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与治理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加速乡村网络设施建设、信息终端建设和服务数字化供给，推动能源、水利、电网、环保、物流、广播电视网络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与智能化。在此基础上，加快生产经营数字化改造，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智慧旅游等新业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乡村生活质量，推动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畅通社情民意，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建立乡村生态系统监测平台，强化农田土壤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提升乡村生态保护信息化水平。总之，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物联网、地理信息、智能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深度融合，使乡村治理更加直观、精准、智能。

　　强化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区示范效应，推动全国数字乡村均衡发展。各试点区要积极探索试点政策促进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路径，优化试点政策实施效果，在乡村信息化基础、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因地制宜，有力有序推进试点工作。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先进地区，要大力推广其经验，强化试点区的示范效应，为后发地区提供借鉴和实践经验，助推全国数字乡村均衡发展。

　　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构建多方协同援助模式，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对数字乡村的重视程度，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与专项政策的支持力度，创新支持手段，探讨专项经费资助、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建设基金、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形式，加快推进财政支持与社会融资相结合。同时，成立由主要领导负责的数字乡村领导小组，推动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协同发力，整体推进数字乡村发展进程。针对数字化严重落后的乡村，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多方协同的数字乡村发展援助模式，成立数字乡村发展援助组织，通过对口帮扶，逐渐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构建数字乡村发展人才培训体系，全面提升村民数字化素养。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人才，加大培训力度，构建“初级—中级—高级”全方位数字乡村发展不同类型人才培训体系迫在眉睫。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提供数字化技能培训，培育数字农民。一要加强管理，构建由区（县）委组织、人力资源部门牵头总抓，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培训管理体系；二要设立培训专项资金，与数字产业、高校、科研机构等联动，建立培训师资库，开展乡村农民数字技能公益培训项目；三要精心设计培训内容，线上线下相结合，按需施教、分类培训；四要制定数字乡村人才高校培养计划，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纳入职教体系中，为数字乡村后续发展输送充足的人才；五要支持人才进村，推动数字人才、大学生等回村发展，鼓励其为农民进行数字化培训。通过以上综合举措，全面提升村民数字化素养，从而推动数字乡村发展进程。

　　（周建青：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滢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协同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构建研究》（GD19CXW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