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发端于伊洛之滨的二程理学，是孔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二程理学用“理一分殊”解决了思想体系中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使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呈现出完整面貌；第二，二程理学掂量出“天理”二字，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凝聚过程中的“以天为则”落在了实处；第三，二程理学的最核心要义在于“以公释仁”，它突破了儒家伦理中“等差次序”格局的狭隘性问题；第四，二程理学实现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化；第五，二程理学厘清了知行关系；第六，二程理学为中华民族找到了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打下了良好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原学，要汲取二程理学精华。

　　第一，二程理学用“理一分殊”解决了思想体系中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使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呈现出完整面貌。二程理学在认识高度上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二程思想体系中，理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百理具备”。佛、道，一个“空”、一个“无”，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二程的本体论理念是“理”，则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无常”，而二程认为，这个常就是“理”。二是伦理。三是物理。在二程看来，伦理、物理都是天理的表现，既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也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这样就把理与物理、伦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讲清了。“理一分殊”，“理一”是统一的，道理就是一个，而它的形态各异，世间万物分属同一个“理”。正如程颢所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颐说：“性即理也”。“理一分殊”，既解决了统一性问题，也解决了多样性问题。它表明，“理”既不在“事”前，也不在“事”上，而是“理”就在“事”中。这样，二程就建构起自己的“理”本论。

　　第二，二程理学掂量出“天理”二字，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凝聚过程中的“以天为则”落在了实处。中华文化在5000多年文明史中经过了一个凝聚和辐射的过程。凝聚的过程，就是始终坚持以天为则、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和以文载道；辐射的过程，则是努力做到以美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力和以文化人。二程理学研究如何做人、特别是关注事后面的“理”，聚焦“事”和“理”的关系。我们做事都要有一个“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二程理学萃取“天理”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大本，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理论的进一步提升。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该如此”“理所当然”“天理难容”，均是受理学的影响。“天理”说的提出，使我们这个民族始终在实践的进路上，始终在实事求是的追求中前行，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

　　第三，二程理学的最核心要义在于“以公释仁”，它突破了儒家伦理中“等差次序”格局的狭隘性问题。“以公释仁”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其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在二程看来，为私还是为公，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乃至对事物认识是否准确的根本标准。二程对公私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道德修养层面，而是深入到政治领域，明确提出执政者的公心与私心是决定国家兴盛衰败的关键。程颢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他追求的是“至公无私，大同无我”的境界。他每到一地做官，就在桌子上写“视民如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说“颢常愧此四字！”“视民如伤”源于《左传》：“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视民如土芥，是其祸也”。在程颐看来，“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公心是一心为国家、民众服务的大公之心，是一切从事公共服务工作者的基本政治品格，这是由公共事务岗位的性质所决定的。“以公释仁”不仅区分了“爱”与“公”之间的差异，更为可贵的是揭示了公共价值理念。可以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富裕都是“以公释仁”的新时代表达。

　　第四，二程理学实现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法治型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如果说道德文化是属于精英的，那么伦理文化则是属于大众的。二程理学着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思想重构，乃至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传统儒家讲道德都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由于佛、道的兴起，孔孟所开创的儒学道统日渐式微。二程理学以儒为宗，整合了佛、道思想，更重要的是正确处理了体用关系，完成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型，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原则，从而使其思想体系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伦理关系、人际关系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是道德。这是我们为人处世最高的行为原则。二程实现了从“道德”到“伦理”的转化，到朱熹时，“理”成为从普通民众到士大夫和帝王都公认的道德原则。由此，儒学既主导了中国社会政治，又广泛流传民间，影响大众。价值观念只有深入人心，才能更好地指导思想和实践，这对我们今天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五，二程理学厘清了知行关系。“知行合一”在道德理想方面，就是儒家推崇的“内圣外王”，而“内圣外王”正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把个人修养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内圣”要求在内心修养上学习古代圣贤之德，是“知”的过程；“外王”则要求以自己修养所达到的内在德性推己及人，进而推广到整个社会，以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即是“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接点就在于知行关系。中华民族讲究实践，讲究知行合一，但我们讲的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行合一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知”不仅是德性之知，还包括见闻之知，特别是科学等，“行”是建立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我们的“知”是道德践履，道德上认同就去践“行”。这是二者的区别，但总体上都属于实践论。因此，二程理学的知行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融通性。

　　第六，二程理学为中华民族找到了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打下了良好基础。道家、佛家是出世的，讲究静心、修道，遁世、出家，修仙、成佛，追求外在超越，强调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对立，实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儒家是入世的，理学家们取消了彼岸世界，重申“一个世界”的原则，强调要在事上磨，要在心上练，强调磨炼心性、大义担当，追求的是内在超越。这种内在超越不同于外在超越，体现的是平凡中的伟大、入尘与出尘的统一。二程理学以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为宗旨，通过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将“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内求于己、外化于行。通过探讨理事关系，理学家们突破了宗教话语，进而转向人生哲学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二程理学成功将儒释道合流，从而实现了治世、治身、治心相统一，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做到了“心安理得”，做到了“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达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样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程颢的“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体现的正是这种境界。宋代以后，“以理学代宗教”成为现实，中国没有成为宗教国家，宋明理学功不可没。

　　发端于伊洛之滨的二程理学，是孔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程理学作为中原学研究的高原、高峰、高地，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也要看到它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中的价值，更要认识其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构筑中的价值。以上六个方面表明，二程理学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今天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有着重要意义。当中国大地上高楼大厦林立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也要巍然屹立。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增强人民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时代的重大任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作者：李庚香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