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公共政策是现代国家最为常见和有效的治理工具。作为政治过程的重要输出，公共政策因其功能等价物意义可为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比较提供可比性基础，比较研究也正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趋势，并显示出超越诸种流行范式而产生一般理论的潜力。公共政策比较研究聚合了政治学研究的广泛议题，对政策实践、政治学研究乃至政治学学科都具有诸多方面的启示意义。肯定性行动（政策）比较研究即展示了这种强大的辐合效应和辐散效应。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公共政策记录国家治理相关信息的档案功能有助于经验知识的积累，促进研究者与经验世界间广泛而有深度的接触，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一门兼具价值亲和力与理论亲和力的学科。

　　现代政治学产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学科研究在后半个世纪主要关注政治过程的“参与性输入”（participatory inputs）（LaPalombara, 2009），似乎将政治体系的“输出”特别是政策输出的相关研究留给了其他学科。其中，诸多专门政策是在与政策内容相关的各个学科中得到研究的，如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分别在教育学和环境学领域得到了大量研究，而公共政策研究也早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事实上，由于政治在塑造政策选择时的重要影响，以及治理背景下公共政策环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公共政策的充分理解离不开政治学的视角，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对于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学也具有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学科意义。

　　一、政策科学与公共政策比较研究

　　在公共政策学科历史的一般叙事中，该领域的研究源于政策科学方法。从1943年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政策研究目标以及关于建立政策科学研究所、政策领导者全国培训机构的建议，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倡导并发展了一种跨学科的、具有参与性并由问题所引导的“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在拉斯韦尔（Lasswell, 1951; 1956; 2003）的理念中，政策科学是一种应用社会科学，可通过提供应对时代急迫政策问题的客观解决方案而将学术界、政府决策者以及普通公民联系起来。拉斯韦尔所倡导的“政策科学”的取向非常明确，即聚焦于各种科学在影响政府及治理相关问题中的严格运用（Moran et al., 2006）。

　　1956年，拉斯韦尔（Lasswell, 1956）提出了政策科学研究的七个阶段，即情报收集、建议、规定、行使、运用、终止及评估，也由此确立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流行范式。后来有研究认为，由于政策本身即可成为政策的理由，政策制定的周期不只是由开始走向终结，决策周期应是循环的（Wildavsky, 1987）。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阶段”（stages）和“周期”（cycles）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一直被作为重要的政策分析语言，在此基础上甚至形成了政策分析的“模板”。决策过程的有机周期比喻或模型不仅早已成为相关研究的标准特征，还将古生物学和系统论的一些概念也整合进政策研究，从而促进了政策研究领域诸如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以及消极/积极反馈（negative/positive feedback）等新概念的产生（Pierson, 1993；2000）。

　　尽管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一学科的界定性特征（问题导向、跨学科和价值驱动）有明确的认识，但流行的周期或阶段模型向人们展示的政策制定过程是高度理想化的，这种情形在现实世界中极为少见。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它常常将政策制定过程视为政府内部决策的过程（Sabatier, 1991；魏姝，2002）。不仅如此，公共政策的周期/阶段模型似乎未能解释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其他问题具有政策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约翰·金登（Kingdon，1984）提出了一个由问题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与政治流（politics stream）三重动力组成的解释模型。政策源流模型虽然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周期/阶段模型未能解释的问题，但在批评者看来，这一模型关注政策过程的议程设定阶段，并倚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偶然性和“机会”，因而同样也被认为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存在距离（Howlett et al , 2015）。

　　将不同理论模型运用于公共政策研究，有助于简化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学在寻求发展普遍理论方面重要的理论简省。但是，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和研究议题，把政策纳入狭窄的理论框架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存在问题。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将公共政策的制定视为政府行为，政府也被视为代表社会作出选择的权威性组织。然而伴随治理理念的流行，公共政策过程已不再局限于政府。无论历史上或今天的公共政策制定在多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政策选择总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中。这一事实提示研究者应关注公共政策的相关经验性问题。

　　公共政策意味着特定的治理体系（governance system）——产生于或基于特定的治理体系，也将服务于特定的治理体系。因此，在特定背景中研究公共政策就变得极为重要，而比较的方法已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趋向（Peters &Pierre, 2006；Moran et al., 2006；李文钊，2019）。具体而言，比较的方法不仅有助于增进人们对特定背景中作为公共选择的政策产生的理解，也更契合政治学诸领域政府研究向治理研究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科意义上，公共政策研究方法或范式的这一变化与比较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变化相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克服公共政策研究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在美国背景中研究美国政策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有助于超越周期/阶段模型或源流模型，发展公共政策一般理论。对于比较政治学乃至政治学学科整体而言，比较公共政策具有尚未被充分认识的重要意义。

　　二、政策趋同与公共政策比较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公共政策范式的流行特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产生了某种从众效应（Béland &Cox, 2013）。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规制和国际组织对各国公共政策选择日益突出的影响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学习（state learning），使政策同质化效应更趋明显。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已成为重要趋势，公共政策的跨国比较也越来越常见。

　　制定和实施特定政策以应对和解决特定问题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通行做法。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政策都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而政策概念本身是中性的，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以应对特定问题是不同国家的共同功能，公共政策因而蕴藏着对于比较研究而言至关重要的“功能等价物”（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意义（杜甘，2010）。因此，公共政策可被视为国家或地区间比较的重要基础，或创造了国家或地区间比较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将公共政策作为比较研究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政策作为政治体系的重要输出，是不同体系比较的重要功能等价物。对于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公共政策使难以比较的经验案例获得了可比性基础；对于公共政策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则具有超越流行的政策研究范式的重要价值，避免了将公共政策研究置于单一理论框架可能遭遇的诸多问题。

　　将公共政策置于比较分析的框架中，并不是简单取代流行的周期/阶段模型或源流模型，而是超越了单一国家研究范围，更强调政策分析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在特定语境中对不同政策过程所展示的由制度所塑造的冲突与政治机会结构类型、政治与策略思考以及政策执行的结果等进行深度分析，从而有助于在复杂的制度秩序中获得基于公共政策比较的一般理论。“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国家得到治理的程度。”亨廷顿（Huntington, 2006）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今天则从另一个角度扩展了有关公共政策与治理间关系的理解，即政策是理解治理效应的关键，也是实现治理性的关键。

　　三、公共政策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驱动与经验知识积累

　　国家治理目标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推进，而国家治理所内含的价值则直接塑造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国家治理意味着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持续而连贯的努力，公共政策制定则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有意识、有目的地解决问题的唯一工具（Hill &Hupe, 2002）。对于政治学学科而言，公共政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政治学研究中由价值祛除向价值驱动的重要变化，并提示了经验知识积累对于学科整体发展的基础性意义。

　　（一）“默顿命题”与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回归

　　1936年，罗伯特·K.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于两年后出版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一书，由此确立了其作为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创立者的地位。默顿在这本书中对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原因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提出了人们所熟知的“默顿命题”（Merton thesis）。默顿认为，17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受到了宗教以及当时经济与军事需要的影响：清教伦理和功利价值对科学家从事科学事业产生了影响，经济与军事方面的需要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兴趣点。在这种意义上，科学选择从来不只是科学的选择（Prewitt, 2005）。

　　“默顿命题”的核心理念在拉斯韦尔有关政策科学的倡议中得到了回应。拉斯韦尔一方面倡导发展一种跨学科的、具有参与性并由问题所引导的“政策科学”，将工具理性应用于政府过程分析；另一方面又呼吁政策研究要捍卫价值观，明确规范性目标，强调政治学研究要对政策分析予以重视，政治科学必须能够产生“政策备选方案”，由此实现目标价值最大化（Lasswell, 1956; Colebatch, 2005）。这不仅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变化或扩展，还表明了学科研究倾向的一种重要变化，即政治学研究中价值祛除取向的转变。

　　拉斯韦尔有关民主的政策科学的观念兼具描述性（description）和规范性（prescription），被认为存在逻辑矛盾，因为其中的描述性意指政策与客观现实有关，而规范性则关乎民主价值（Moore, 1952）。实际上，描述性和规范性是理解特定政策的两个层面：政策的规范性表现了政策政治性的一面，可由拉斯韦尔的“政治学研究应改变价值祛除导向”的观点得到解释；而政策的描述性功能分析及政策研究的语境导向（contextual orientation）则提示了政策研究对于政治学研究中经验知识积累的重要意义（Strassheim, 2019）。拉斯韦尔对政策科学的探索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政策研究，他对政策研究描述性与规范性逻辑的关注被视为“拉斯韦尔学科”（the Discipline of Harold D. Lasswell）的核心（Farr et al. , 2006）。

　　受拉斯韦尔倡议的影响，美国大学在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政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项目及教材，并涌现了大量相关研究，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中也都出现了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如政府中的政策分析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的智库等。这些对政策研究的制度性支持反映并强化了治理作为解决已知问题的连贯过程的形象（Colebatch, 2005），也使政策科学成为显示或提升政治学学科现实重要性的关键领域。

　　公共政策不仅是治理工具，蕴含着重要的工具理性，同时还具有规范性目标。美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历史表明，过去几十年来，政策科学自觉地将规范目标与不断改进的方法、模型和理论组合联系起来，从而使政策研究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政治学也因理念驱动的政策研究而经历了学科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过程（Prewitt, 2005）。

　　（二）“国家治理档案”与经验知识积累

　　作为现代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在经验层面可被理解为有关国家治理的一种客观记录，即利用知识、组织及财富等方面的资源实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并表现出连贯性、层级性和工具性等方面的特征。因此，公共政策可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档案。具体政策承载着丰富的国家治理信息，如不同时期具有政策重要性的议题、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不同的（或许是彼此竞争和冲突的）政策选项、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效应等。在这种意义上，政策研究不仅是有关治理理念和实践的一个理想的分析视角，还是政治学研究中经验知识积累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路径。

　　在现代政治学产生的早期阶段，受困于经验知识的匮乏，美国政治学会的创立者倡导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关注政治现实及其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差距。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就任第四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演讲中促请政治学家“密切关注事实，不要在抽象中迷失自我……事实是首要的问题”。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美国政治学会第七届年会发表的主席致辞的题目就是“法律与事实”（“The Law and the Facts”）。他在演讲中讲到，“我把政治学当作对过程的准确和细致观察。通过观察，经验教训进入了意识的领地，转化为积极的目标，被置于讨论审视之下，经过筛选而以法律形式获得确定的形式”（Lowi, 1992）。美国政治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现实主义”运动（movement of “realism”）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也有助于学者们牢牢把握他们寻求理解并加以解释的现实（Almond, 1988）。

　　拉斯韦尔在1956年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致辞中也论及政策研究对于经验知识积累的意义。他特别提到，每个（大学的）政治学系都可以成为将规范性和描述性参考框架整合起来，并将其运用于整个国家所面临的近期、中期和远期政策问题的中心，系统的、描述性的政治学可随时间的推移而长期保持与政治事件时序的相关性（Lasswell, 1956）。然而，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政策研究本来具有的在经验知识积累方面的重要潜力。特别是，公共政策研究往往将分析建立在不可靠的假设和预测之上，并追求强结论与强命题，甚至为此而牺牲可信度。因此，公共政策研究应将“对部分知识的可靠描述”作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Manski, 2013）。

　　制度研究曾经是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重要的比较优势，也长期被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政治学学科却经历了一个奇怪的自我怀疑过程。今天，制度已重新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但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仍需要研究者关注现实世界与现实政治，鉴于政策可以较为全面地记录治理过程，因而能够有效弥补制度与现实之间的重要裂隙，成为理解政治过程、治理过程的重要依据和路径。

　　不仅如此，公共政策的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整合政策过程理论、比较政治体系及特定问题领域的研究，促进经验知识的积累和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相关经验知识及理论的整合，从而使公共政策研究也成为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重要的学科比较优势。实际上，政策的产生及评价离不开对制度背景的关注，因而公共政策的比较研究者既需要掌握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扩展工具，也必须关注和研究制度（Ostrom et al., 2014; Wilder, 2017）。在这种意义上，公共政策比较研究还有助于促进并强化作为学科比较优势的制度研究。

　　四、公共政策比较的辐合效应与辐散效应

　　公共政策是现代国家最为重要的治理工具，国家治理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可在公共政策相关分析中得到反映。对于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学研究而言，由于公共政策（比较）研究聚合了政治学研究的广泛议题，以及其所涉问题的覆盖范围和政策影响的广泛性，这一领域研究具有强大的辐合效应（convergence effect）和辐散效应（divergence effect）。就具体政策领域而言，由不同国家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所折射出的公共政策趋同，不仅凸显了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公共政策的功能等价物的价值和意义，也使比较研究成为理解公共政策（比较）研究辐合效应与辐散效应的最优政策案例。

　　（一）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国家治理悖论

　　在国家治理中，许多国家通过采取特定或特殊政策，缩小由历史、既往政策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差距，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利及发展机会的平等。由于具体环境和人们对类似政策的认可与接受程度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类似政策具有不同名称，在实践层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在诸多相关政策名称中，“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最为流行。

　　“谁得到什么”始终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肯定性行动（政策）常常将某个（某些）特定人群作为受益群体，而将其他人群排除在外，明显与公共政策的普遍性和中立性特质相冲突，也因此成为一个无论在政策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中都长期存在巨大争议的政策类型。但在政策实践中，实施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却越来越多，一些被作为权宜之策的暂时性的肯定性行动也一再延期，甚至表现出某种永久化趋势。伴随社会的日益多元化，肯定性行动（政策）似已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悖论——不断增加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需要肯定性行动（政策），而肯定性行动（政策）却越来越难以见容于变化了的社会氛围。

　　于是，有着良好初衷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为什么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甚至反对和抵制，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不仅如此，肯定性行动（政策）本质上是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求均衡的治理目标，凸显了国家干预特性，也似与公共政策更少干预性、更少强制性的变化趋势相悖（王丽萍，2017）。这一问题可理解为与肯定性行动（政策）相关的国家治理的另一重悖论。在这种意义上，通过或依靠肯定性行动（政策）来应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国家治理风险。于是，问题重重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为什么会长期和广泛存在，以及有着明显的国家干预倾向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为什么仍被经常用以应对社会差异性或社会差距，就成为需要作出解释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二）肯定性行动（政策）的逻辑基础

　　政治学家迈伦·韦纳（Weiner，1983）基于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以及美国的相关政策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在选择肯定性行动（政策）等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一种由优惠政策的政治逻辑（political logic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所决定的趋同。这一趋同现象所隐藏的政治逻辑意味着“一项政策创造了一个政治空间”，即肯定性行动（政策）可以创造能够塑造后续政策辩论的术语和标准，从而创造了政策辩论的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回应和新的政策选择的政治空间。

　　优惠政策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项肯定性行动（政策）可能问题重重却仍然长期存在，也可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一再延长，使得原本被设计为暂时性的政策似乎变成了永久性的政策。对于决策者而言，这一逻辑还意味着，公共政策制定很大程度上被锁定在某种决策思考模式中，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范式的路径依赖倾向——当新的社会差异或不均衡出现时，肯定性行动（政策）往往是政策设计者最优先考虑的政策选择。

　　肯定性行动（政策）作为不同国家应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常见政策回应，很大程度上还蕴含着社会工程（学）逻辑（logic of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工程学可被理解为一种治理哲学，其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可以按照某种蓝图来塑造，这一蓝图就包括达致理想社会的某些方法（Duchacek, 1973）。在有关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辩论中，对社会工程学思维的排斥有时被当作抵制此类政策的理由。

　　隐含于社会工程（学）逻辑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理念。描述性代表也称“镜像代表”（mirror representation），指政治代表与被代表群体的特征应保持高度相似性或一致性，其中极端的情形可由有关议会构成的某种理想得以表达，即“理想的议会应该是社会整体按比例的完美缩影”, 以使它的思想、感觉、理性和行动与民众保持一致, 使不同族群、阶层的价值、意愿和利益得到最好的表达（林奇富，2012）。社会工程（学）逻辑（包括描述性代表）基于对美好社会的某种想象，即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结构（如性别结构、民族/种族结构等）应在特定部门或机构中得到真实反映。其中，高等教育领域以及特定政治职位保留等就业领域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即明显体现了这一思考逻辑。

　　（三）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产生模式及政策功能

　　不同国家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可能相同或不同，而其产生方式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对一些国家而言，制定此类政策是出于对暴力或社会动乱的反应。美国、马来西亚、尼日利亚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城市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乱中开始实施肯定性行动（政策），而巴西则在较为平和的社会运动中于21世纪初开启了肯定性行动配额计划。这两种情形可概括为被动反应模式（passive reaction model）。印度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虽然始于殖民统治时期，但作为肯定性行动（政策）的重要形式，正式的保留制度则始于印度国家独立后；南非的肯定性行动则是随20世纪90年代中期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而开始的。在印度和南非，肯定性行动的实施都伴随着一部新宪法的诞生。在这种意义上，肯定性行动可被视为国家构建的一部分，也因此被赋予促进国家建设的重要功能。印度与南非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产生过程展示了不同于被动反应模式的主动（积极）供给模式（proactive supply model）（Brown, 2012; Wang, 2018）。

　　肯定性行动（政策）产生的不同模式表明，此类政策在不同国家的产生源于相似的或不同的政治基础，也由此实现了其不同功能，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为肯定性行动（政策）悖论提供解释。

　　（四）肯定性行动（政策）研究的辐合效应与辐散效应

　　促进不同人群间权利及机会的平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与肯定性行动（政策）目标相关的常见表述，公正、公民权利等作为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规范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有关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讨论空间。具体而言，相关争论常常在政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展开，不同观点和立场也往往在诸如“是或否”“好或坏”等规范意义上得以表达，有关肯定性行动（政策）的比较研究则将主要在规范层面展开的相关研究带到了经验研究层面和实证领域。

　　依据群体特征进行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而依据哪些特征进行管理则是国家治理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也成为世界各国或地区日益突出的身份政治的重要议题。群体偏好是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内在特征，肯定性行动（政策）一般以某些特定群体作为政策设计的目标群体。其中，民族（种族）、女性等是最常见的政策受益群体，特定阶层（如种姓）或地域（如印度的表列地区，Scheduled Areas）也是肯定性行动（政策）的重要对象。在政策优惠（优势）的竞争中，推动政策议题设定，使本群体成为优惠政策的目标对象，进而从肯定性行动（政策）中获益，是特定群体改善其生活与发展机会的重要途径。对个体而言，则需要维持自我的群体身份认同。这些努力本身即是身份政治的重要表现或显示了身份政治的影响。

　　肯定性行动（政策）及其研究集合涉及公共政策及政治学研究中的诸多重要议题，是相关议题或问题领域的重要辐合区域，又可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为其他领域公共政策及更具普遍性的政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经验命题或启示，因而又是一个具有强大辐散作用的研究领域。伴随肯定性行动（政策）相关研究由主要在规范层面展开，进而扩展至更为广泛的经验研究领域，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在推动政治学学科发展方面的重要潜力也将逐渐显现出来。

　　五、公共政策（比较）研究与中国政治学学科

　　公共政策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工具意义和价值意义，并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空间，从而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政策世界。因此，“政治学家应该花更多精力来回应有关我们的工作是如何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策世界发生联系的问题”（Nye, 2009）。这不仅是关乎政治学研究者研究选择的重要问题，还是关乎政治学学科发展取向的重要问题。其中，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在积累经验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有不同的历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学科研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今天的政治学表现出复数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s）的明显特征。譬如，欧洲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就与美国的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极为不同（Beyme, 2010）。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自己的发展轨迹，面临着很大程度上源于学科自身发展经历的特有问题，同时还需要回应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但在学科发展意义上仍必须遵循普遍的学科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至今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追赶”特征，经验知识的积累尤为薄弱。对于中国政治学的长期健康发展而言，学科在发展理论与服务现实的努力中依然不能忽视经验知识方面的积累。经验知识的积累不仅是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很大程度上还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重要时期，不同领域政策的治理效应引人关注，政策在某些领域的制度补偿功能则使其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治理潜力。作为国家治理中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公共政策也是承载着重要政治信息和治理信息的国家治理档案，其信息价值特别是基于比较研究所获得的超越单一国家特定政策本身的更为丰富的信息或经验命题，对于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知识积累尤为关键，也有望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蕴含理论创新潜力的重要领域。在实践层面，不同国家间日益频密的政策学习（也可能是负面的）和政策转移使不同国家和决策权威处于特殊的政策环境之中，而公共政策比较则可提供某种“免费课程”（Dodds, 2013）。

　　政策是重要的政治体系输出，但并不是政治过程和国家治理的终端。公共政策关乎一个政治体系的分配秩序并对人们的心理秩序具有深刻影响（Ascher &Hirschfelder-Ascher, 2004）。在日益强调政府回应性的治理理念观照下，民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民众对国家治理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可由民众对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不同领域政策的感知得到反映和评价。在这种意义上，政策研究还是感知民意和捕捉民意的重要途径，因而也凸显了政治学学科及研究的现实重要性（相关性）的一面。

　　中国政治学目前依然处于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入超状态，各种流行理论和研究范式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现实，研究者和学习者对各种流行理论与范式的理解和运用也往往与其产生的现实背景相脱节。因此，很大程度上游离于中国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常常使研究者感到困惑，更使社会公众对这一学科感到陌生和疏离。在治理理念流行的背景下，政治对于普通人而言早已不再遥不可及。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策世界，每个人都是政策的利益攸关方，每个人都有了解政治的需求，有时还会产生参与政治的需求。因此，关注公共政策及其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还有助于使中国政治学因研究与公众利益攸关的现实问题并赋予公众理解现实政治的重要框架而获得某种社会亲和力，也因研究真实的现实问题而促进具有现实亲和力的理论的产生，而学科的现实重要性（或相关性）则由此变得日益突出。事实上，政策分析本来就一直被视为政策过程的组成部分，因而政策研究本身即具有提升政治学学科现实影响力的重要潜力。

　　治理性意味着由价值引导的可以概括为繁荣与秩序的国家诸多方面治理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获得治理性的关键。在特定现实环境条件下怎样的政策反应是适当的，是不同国家在治理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政策不仅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理想分析层面，还提供了重要的跨体系比较基础，因而也是促进学科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

　　在抽象意义上，公共政策是一个中性概念；在具体语境中，作为一个异质性概念，公共政策已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多种路径上得到了研究。公共政策的比较研究更强调在特定语境中、在内容维度和过程维度上理解和解释公共政策，因而可促进研究者与经验世界间广泛而有深度的接触，进而也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兼具价值亲和力与理论亲和力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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