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考古工作者，我特别想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做一些梳理阐释，谈一些学习体会。

　　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重大发现始于1918年，当时瑞典人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在后来的挖掘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这些牙齿化石给他们一个名字“北京中国猿人”或“中国猿人遗北京种”，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

　　1929年12月2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一具基本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50万年前，这是当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且头骨具有独特的东亚直立人特征，与后来在非洲、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着根本区别。

　　后来，在中国还发现了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陕西蓝田人头骨化石、湖北郧县梅铺人牙齿化石、湖北郧西白龙洞人牙齿化石，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年代大多数在距今100万年左右。

　　有郧县人还制作了代表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生产工具——手斧（类似于现在的核武器）。2002年7月4日，中国、法国专家公布了中国古人类比欧洲人更早使用手斧这一研究成果，确定了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至少在距今100万年前（比欧洲早20万年）就开始使用手斧，郧县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手斧的古人类。这一发现改写了长期存在于西方学术界“中国旧石器时代无手斧”的定论。

　　在全世界旧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中，手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重型标准工具，最早发现手斧的遗址在非洲（距今170万年前），手斧一直延续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前）。手斧是用一块较大型的素材（扁平的砾石、石核或大石片）两面加工而成，形制比较规整。远端呈尖状（锐尖、钝尖或圆尖），较薄；近端（有时也称为跟部）较厚，较圆钝。时代较早的手斧，近端往往保留有石皮——砾石面、岩石节理面或旧的石片疤；时代较晚的手斧，大部分标本通体都经过加工，整个器身布满石片疤，致使有时难以确认它的素材是砾石还是石核或大石片。晚期因为使用了软锤（鹿角、木棒或其它类似工具）加工，制作者掌握了器身去薄技术，使器身变薄，整个器物的长度、宽度、厚度逐渐趋于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使手斧的形状日趋完美。

　　在讨论有关手斧的问题时，必然会涉及“莫维斯线”。

　　莫维斯（Hallan Leonard Movius Jr. 1907-1987）是20世纪颇负盛名的美国旧石器考古学家。1930年，莫维斯参加了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组织的中欧考古考察队。1931年，莫维斯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西欧国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37-1938年，莫维斯参加了美国东南亚考察团（American Southeast Asiatic Expedition），在爪哇和缅甸进行了考古调查，获得很多资料。

　　莫维斯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将东南亚的材料与西亚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比较，他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早期古人类只能制作和使用简单粗糙的石核工具，如砍砸器（choppers-chopping tools）和石片工具；在西亚、欧洲和非洲地区，早期古人类掌握了更先进的打制石器技术，制作和使用更为精致的石器，如手斧（handaxes）和薄刃斧（cleavers）等。莫维斯在旧大陆的地图上画了一条自西北向东南的一条线，这就是一直深深影响着学术界的“莫维斯线”。

　　莫维斯认为，在这条线的东西两侧，先进复杂的手斧文化传统和原始简单的砍砸器文化传统对峙了上百万年。有的学者甚至将这条线视为远古人类的智慧线，“莫维斯线”东侧的古人类智商较西侧的古人类要低。最近有学者还以有手斧存在代表着古人类开始有审美意识的萌芽。

　　由于当年东亚、东南亚的考古工作开展地很不够，尤其是中国长期处于战乱，考古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由此而推论出西方、东方存在先进的手斧文化和落后的砍砸器文化的理论更是不合理的。莫维斯本人后来也认识到他的某些提法值得商榷，有过修正。

　　中国有没有手斧？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贾兰坡教授就认为在北京周口店15地点和丁村发现过手斧。裴文中教授在研究丁村石器时，将丁村附近沙汝沟发现的一件标本定名为“似‘手斧’石器”。

　　在中国湖北省郧县人遗址中1989年来发现了9件手斧，其中一件的岩性为硅质岩（1991采:9135），长度、宽度、厚度分别为214、104、62毫米，重量为1099克。素材为双台面石核。平面、横剖面、纵剖面形状均为不规则四边形。左、右刃缘平视形状均呈凸刃，侧视形状均呈“S”形刃。第二步加工的小疤有27个，加工方向中11个为正向、16个为反向。该标本是一件矛尖状部分手斧，在其较凸起的一面上靠近端部分保留有砾石石皮，而在较平坦的一面上没有保留石皮。

　　2000年之前，对郧县人遗址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测年研究：铀系法、古地磁法、电子自旋共振（ESR）。后两种测年结果已经发表了研究报告。古地磁法的研究结果认为学堂梁子地质剖面所处的地质时代应是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早期，明显可见含动物化石的第3、4层处于贾拉米诺正向极性亚带的顶部至B/M分界带之间。郧县人生活的地质时代大约为80－100万年。2000年以后，又对出自郧县直立人遗址出土的两颗食草动物的牙齿做电子自旋共振（ESR）和铀系法年代测定，同时对含化石的沉积物中的石英颗粒进行了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得出的结果为距今1.10±0.16百万年，这个年龄和郧县人遗址的生物学年代估计相吻合，和陕西省蓝田人遗址的古地磁测年一致（距今1.15百万年）。

　　通过回溯百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点滴记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华先民已经充分展现了独有的聪明才智、文明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整体文明历程中，“百万年的人类史”时刻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是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重要文化之根，是我们“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重要依托。

　　（作者冯小波 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法国人类古生物研究所“通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