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早提出禹都地望者可能是东汉的班固，汉代学者将禹都阳城定在颍川的说法得到了近现代较多学者的认可。登封王城岗遗址中遗物碳-14测年数据，说明大城城墙修筑的年代与大禹时期相吻合。王城岗及其周边地区由许多龙山文化遗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遗址群，城池规模大于周边其他城池遗址，修筑如此庞大的城池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通过政治权势征调其他聚落居民参与筑城。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述和考古资料的佐证，禹都阳城应该在登封王城岗。

　　关键词：禹都；阳城；王城岗

　　大禹是夏朝的创立者，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学者依据各自听到的传闻将其历史整理成文，造成了大禹时代历史记载的不一致，但这也是现代学者研究大禹文化十分难得的文献资料。秦汉以来，历代学者又根据各自的见解对先秦文献加以注解，大禹时期的同一历史事件便有了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以至近、现代学者对大禹时代的历史认识不一，关于大禹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见仁见智，禹都阳城之地望便是一例。

　　一、阳城地望的主要观点

　　禹都阳城之地望，秦时期文献中尚未见到明确记载，秦汉及其以后的学者对此多有注解或说明，大概有三种说法。一为颍川阳城，《史记·夏本纪》记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汉刘熙云：“今颍川阳城是也。”汉朝的阳城属颍川郡，“阳城，阳城山，洧水所出，东南至长平入颍，过郡三，行五百里。阳乾山，颍水所出，东至下蔡入淮，过郡三，行千五百里”。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洧水、颍水发源于阳城县境内，阳城县的治所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二为陈留浚仪，《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汉宋忠注云：“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是也。”汉朝的浚仪属陈留郡，“浚仪，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大梁乃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即今河南开封市。三为泽州阳城，《路史》云：“帝崩，禹即真王以金成，都阳城。”宋罗苹注云：“乃泽之阳城。尧舜皆都河东、北，不居河南，故说者又谓禹避商均于此，皆非。”宋朝的阳城县属泽州，“阳城，州西八十里”。泽州，“治晋城县”。宋朝的泽州治所晋城县，即今山西省晋城市，宋朝阳城与今县同名，在今晋城市西。以上三种说法均出于秦朝以后，距大禹时代已有数千年之久，其中自然存在传说或者臆说成分，学术界对此有认可者也有不认可者。尽管如此，近现代学者研究禹都阳城之地望仍然离不开这些材料的支撑，以至学术界关于“阳城”地望的争论不断。今人对于禹都阳城之地望大致有五种说法，本文按每种观点出现的时间简述于下。

　　1.今山西翼城之西的古唐城

　　1934年，丁山先生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说：“禹都阳城，阳城何在？汉以来皆于颍川求之。”“然以成汤卜辞、金文均作成唐，易声字古或作唐例之，阳城故名，当曰唐城。”关于唐城所在地，丁山先生依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唐尧遗迹，皆在霍县南，则谓唐城在翼城西者较确。”丁山先生将禹都阳城之地望定在翼城之西的古唐城，其主要依据就是这里曾经是夏墟之地。赵铁寒先生也持此说，“春秋始见晋国，其都在翼，先后所徙曰曲沃、曰新田、曰绛，皆在翼城西南百里之内，无缘始封独在六百里外之太原，可证唐人以古唐在于翼城者为不诬。唐之所在已明，唐与阳既为一字，则禹所都之阳城，实即今日之翼城也”。严耕望先生不赞成翼城说，他在《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一文中说：“清以来学人，或以为当在泽州之阳城，说见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地名后起，今可不论。或以为在汾浍之翼城，说见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史语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及赵铁寒《古史考述》之《夏代诸帝所居考》。是在黄河之北，山西西南境。按就平阳、安邑相近而言，阳城诚当在山西西南境。然先秦故事，凡涉阳城而可见地望者，皆指颍川之阳城言。”事实上，陈逢衡在《竹书纪年集证》中关于阳城的注解，只是抄录了《路史》及罗苹的注解，并没发表个人观点。严耕望先生对禹都阳城在山西阳城或翼城之古唐城的说法，持否定态度。

　　2.今河南登封境内的王城岗

　　1983年，《文物》刊载了安金槐先生执笔撰写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一文，该文称：“禹居和夏都的阳城，就在告成附近，这里有五渡河，南临颍水，隔颍水与箕山相望。王城岗城址地望与文献记载是如此密合。王謨辑《世本·作篇》说：‘鯀作城廓。’王城岗二期的年代距传说中鯀之时不远，所以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王朝初期城垣的遗迹。”该文刊发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先后有多位学者撰文发表看法。杨宝成先生认为：“简报中所引文献大多为汉唐人所作，因距夏王朝年代久远，其中传说成分居多，真伪相杂，很难以其作为立论的依据。简报中举出在登封告成东北城山岭发现战国时期阳城，也不能说明夏代的阳城必定在这里。”京浦先生认为：“王城岗遗址发现的两座小城堡基址，四边长都不足百米，面积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座宫殿，如果将其作为夏代都城，实嫌过小了。”马世之先生认为：“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居住在我国黄河中下游的商部族，已由聚落文化进入城邑文化阶段。与此同时，夏部族的文化也相当发达，在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嵩山附近发现了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在这里找到了建筑城堡时的基础槽遗存，标志着夏部族也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建筑技术。不过王城岗遗址非夏朝初期的国都阳城。”学者们反对1983年发掘简报所说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的主要原因是该遗址过小，并认为汉唐时期的文献依据不足为凭。

　　3.今河南省之濮阳市

　　1997年，沈长云先生提出阳城即河南濮阳：“翻检文献，发现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在古代早已有了阳城的称呼，因复计禹都阳城应该就是古代的濮阳。考虑到近年来濮阳周围连续发现龙山时代的古城，特别是最近与豫、冀二省交界的鲁西北的阳谷、茌平等处发现的一连串龙山晚期的古城址群，更使我们感到将禹都阳城定在濮阳不仅符合实际的，而且能够给人们认识这些不断出现的古城以新的启迪。”方酋生先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此说“既无可靠的文献记载，又缺乏考古实物的证据”。“用山东阳谷、莅平两县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来假设在河南濮阳也会有鲧修筑的古城存在，这仅是一种主观臆测。”

　　4.今陕西省韩城市的黄龙山

　　2015年，李宗俊先生提出了禹都阳城为陕西韩城的观点，“禹都阳城为《竹书纪年》等所记载，但其位置应该不在今河南登封市的告成镇，而应该在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为夏阳的少梁旧地，即今陕西韩城市南。《世本·居篇》所谓‘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此‘大梁’应该不是战国后期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境内），而是指禹治水所经过的梁山，即今韩城市境内的黄龙山”。此说出现以后，学术界尚无明确评说。

　　5.今山东省日照市境内的会稽山

　　2016年，卞玉山先生提出禹都阳城在今山东日照，“今山东日照市与五莲县边界上的会稽山，就是禹会诸侯之会稽山。此会稽山在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之西15公里处，通过古史资料研究和地下文物二重考证，证明两城镇遗址就是早期的夏都禹都阳城”。此说出现以后，学术界亦无明确评说。

　　禹都阳城韩城说、日照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观点，说明学术界对于禹都阳城之地望依然关注。禹都阳城之地望虽然争论不断，各位学者也都有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相比而言，支持禹都阳城在登封王城岗者较多。

　　二、禹都阳城登封王城岗说辨析

　　安金槐先生在1983年提出禹都阳城在河南登封王城岗以后，学术界对此意见不一。各家提出的禹都阳城之地望之说虽然均有相关的依据，但最有可能的地方当为登封王城岗。

　　1.秦汉以后学者的认可

　　汉唐时期，禹都阳城之地望尽管有多种说法，但认可在颍川郡阳城县者居多。最早提出禹都地望者可能是东汉的班固，《汉书·地理志》“颍川郡”条：“阳翟，夏禹国。”东汉应劭亦云：“夏禹都也。”阳翟是颍川郡的郡治所在地，班固、应劭将禹都阳城定在阳翟，晋代的“瓒”（姓氏不详）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说：“《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书》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到了唐代，颜师古也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瓒、颜师古虽然认为阳翟不是禹都，但也没有否认颍川郡辖县阳城为禹都的说法。

　　东汉末年，刘熙提出禹都阳城在颍川。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亦云：“阳城、箕山之阴，皆在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处也。”赵岐的注释得到了宋朝孙奭的认可，被引用于《孟子注疏》之中。到了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地望，五渡水“东南迳阳城西，石溜萦委，溯者五涉，故亦谓之五渡水，东南流入颍水。颍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影处。汉成帝永始元年，封赵临为侯国也。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水经注》的记载说明，阳城在阳翟西北，为颍水发源地，并将禹都阳城地望明确地界定在登封告成镇。

　　2.近现代学者的认可

　　近现代学者认为禹都阳城在登封告成镇者也比较多。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一书中说：“晋司马侯曰：‘阳城、太室，九州之险。’则阳城本山名。传说禹所避是也。汉颍川阳城县以山得名。城邑之兴，盖起战国。故城今登封县东南，山在登封县东北。”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自序》云：1937年自昆明返回上海，“乃卜居苏州娄门之耦园”，“乃杜门变姓名，以爱日之余暇，发意草创为《史记地名考》”，“昕夕握管，越一年而成书”。钱穆先生是近现代将禹都阳城地望定于登封告成镇较早的学者。1980年，严耕望先生在《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一文中亦持此说，“禹居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又在注释中说：“然近年锄头考古，在登封告成镇附近发现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多处，如镇东北近处古阳城遗址及镇西之八方村，镇东十余里之石羊关，镇西南临汝县境之煤山且发现‘二里头文化’之最早期遗址，时代正当传说中夏代之初期。然则其地纵非禹所都，亦当为夏人活动之重要地域，故禹避居于此也。”方燕明执笔撰写的《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在《考古》2006年第9期发表以后，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支持禹都阳城地望在登封告成镇，不再赘述。

　　3.王城岗一带是农耕文明肇兴时期较为理想的建都之地

　　王城岗大城遗址发掘以来，持反对意见者多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及相关记载为依据。如李宗俊先生认为：“从今河南境内的大部分河流走向为西北至东南走向看，这些河道其实都是黄河当年泛滥的古河道。在大禹治水后，乃至夏初很长时期，今河南三门峡至兰考县段黄河河道不稳，包括颍水流域在内的整个河洛大地应该是洪水横流、河湖密布的沼泽地形，很长时间是不适于人类生活的，更遑论建都了。”石器时代，已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渑池文化仰韶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诸多早期文化遗存大都濒临河道湖泊，说明河道纵横、湖泊密布的中原地带正是原始农业形成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础。又如卞玉山先生认为：“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是古兖州一带。”“中国称‘阳’的地方甚多，‘阳’意为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地方，而夏朝时的阳城，只能在海岱方国联盟的东方去寻找。”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并非仅仅是海岱地区。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与建设，大多以取中为主要原则，即“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此处的“国”指的是国都，历代君主无不选择疆域之中心地带作为立都之所。嵩洛一带地处夏王朝的中心之地，王城岗北依嵩山、南临颍水，称得上山川俱备，基本符合“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理”的立都原则，是农耕文明肇兴时期较为理想的建都之地。

　　三、禹都阳城登封王城岗说的考古学证明

　　王国维先生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古代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之地望虽然存在异议，但出土的考古资料为登封王城岗说提供了重要佐证。

　　1.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资料提供了登封古阳城在地名沿革方面的实物证据

　　登封告成为先秦时期的阳城故地，考古资料已经证实。李京华等人在《登封战国阳城储水输水设施的发掘》一文中说：“早期文化遗存中的陶量，作直口圆筒形，口沿印有‘阳城’陶文戳记，也有在陶量内底部印有‘公’字陶文戳记；晚期文化遗存中的陶量，作敛口圆筒形，其中较完整的一件，口沿上印制有三个‘廪’字戳记。二者形制的不同，显然是代表着陶量时代不同的特征。登封阳城内出土的印有‘阳城’和‘廪’字的陶量，弥补了战国时期韩国量器的空白。”一些学者依据这一发现认为这里是禹都阳城所在地，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不足以证明夏朝初期的历史。

　　中国古代地名有着明显的沿革性，东汉应劭《汉官仪》卷上云：“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章树生庭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会稽是也。”从郡县命名的一般规律来看，沿革为历代所重视。据韩光辉先生研究：“《禹贡》所记述的有关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在汉武帝创设的13个监察州中有冀、豫、徐、兖、青、荆、扬等七个州的专名来源于《禹贡》。自此之后，至东汉‘州’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使用的行政区划的通名，只是各朝代其等级、规模不同罢了。直到今天，《禹贡》九州中的专名冀、豫仍为河北与河南两省的简称，而徐、兖、青、扬仍为中国现代城市的专名。也正是古代地名的沿革或变异导致了我国历史上地名沿革研究的发轫、兴起与发展。”尽管古代地名随着历史的发展会发生变化，不能盲目地以某一时段的地名推定其以前较远时期的地名，但也不能完全因其相距年代久远而加以否定。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沿袭夏商时期地名的概率较大，阳城之名也极有可能是由大禹时代的阳城沿革而来，这也符合古代地名沿革的一般原则。

　　2.王城岗遗址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与大禹时代相吻合

　　古代文献关于夏、商、西周纪年记载存在差异，学术界也有不同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朝始年，作为推算夏朝纪年的基数，“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阶段（公元前2132—前2030）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利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确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朝始年，这个年代也只是一种推测。“显而易见：关于夏的年代这个麻烦问题，但学科的碳-14测定年代没有解决，多学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没有解决。”尽管将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朝始年不能十分确定，但据此将大禹时代估定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的框架之内，应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王城岗遗址有大城遗址和小城遗址，文化堆积跨度较大。1977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一座小城遗址进了发掘，在地层关系方面，第二层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层，包括同层的三个灰坑（告西H48、H50、H67）”，第三层“即城墙基础槽和夯土层”。告西T48奠基坑木炭标本ZK-581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469—2291年，鉴于“灰坑H48位于探沟内东部靠北壁处，圆形袋状，口径2.21米，底部也直接打破城墙基础槽和槽内夯土层”，可以推测，小城城墙的修建年代要早于大禹所在的时代，属于大禹之前的城池。

　　2002年至2004年，考古工作者对大城遗址进行了部分发掘，对已经发掘清理的大城遗址部分探坑进行了分期，遗存可分为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春秋时期、宋元时期。其中，“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以W5T069Q1夯土、W5T0669H84和H87，W5T0670第5层、Q1夯土、Q1①层、Q1②层、第8层和第9层，W5T0672HG1、第8层、H76和H77为代表”。层次关系比较清晰的是W5T0670和W5T0671两个部位，“从W5T0670东壁剖面可知，王城岗大城夯土城墙的层位关系为：W5T0670第5层→Q1→Q1①→Q1②→第8层→H74→第9层。此组层位关系中诸单位的包含物年代均为龙山文化晚期”。在这两个部位采集的木炭样品14C测年数据显示：W5T0670⑤为公元前“2070～2030（68.2%）”，W5T0670Q1、W5T0670Q1①、W5T0670Q1②均为公元前“2085～2045（68.2%）”，W5T0670⑧为公元前“2100～2055（68.2%）”，W5T0671⑤为公元前“2090～2020（68.2%）”，W5T0671⑧为公元前“2110～2045（68.2%）”。从这两组层位关系中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王城岗大城夯土城墙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W5T0670⑤的2070BC～2030BC或W5T0671⑤的2090BC～2020BC，王城岗大城夯土城墙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W5T0670⑧的2100BC～2055BC或W5T0671⑧的2110BC～2045BC”。从上述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来看，大城城墙修筑的年代与大禹时期相吻合。

　　3.大城遗址、遗物体现着国家政治中心地位

　　史前时期，我国的先民已在居住区域的周围修筑沟壕、围墙等防护设施，“在往后的发展中，中国的都邑和地方性政治、文化中心往往设城，这些城一般都设有护城河，或称为池，合称城池”。修筑城池的最早记载见于《世本》：“鲧作城。鲧作郭。”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亦云：“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阐述了筑城的目的，“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正史的记载与此不同，《史记》云：“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而《汉书》则云：“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宋代成书的《云笈七笺》亦持黄帝说，该书云：“（黄）帝始作屋筑宫室，以避寒暑燥湿，谓之宫室，言处于中也。所谓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取诸《大壮》。大者，壮也。帝又令筑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处之弊。”尽管远古时期筑城之始有黄帝之说和鲧之说两种，但这两种说法共同说明了中原各部族在大禹之前已开始修筑城池，借以保护民众。

　　王城岗大城遗址规模较大，“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复原后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北城墙残长约350米，复原后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复原后的城内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大城遗址的城墙长度均使用了“复原”二字，说明“均是推测出来的”。这些数据可能与原城池的实际数据存在出入，但也说明王城岗大城的规模之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经过模拟试验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来修筑这样一座3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上述结果只是计算了修筑城址所需的纯劳动力，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修筑如此规模的一个工程所需劳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里其他聚落的劳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代的颍河上游地区可能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这个聚落群的内部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周边有诸多龙山文化遗址，说明聚落群体是存在的。

　　王城岗大城遗址距今已有数千年，在当时条件下，“修筑数百米乃至上千米长的夯土城垣这样庞大的工程，绝不是该聚落自身所能完成得了的。这些城邑的统治者必然要凭借其权势，来调动其属邑的人们为其筑城。筑城者不是该城邑的使用和受益者，正反映了这类城邑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实质，其性质则与仰韶时期具有一定‘全民性’的中心聚落判然有别”。考古发现，王城岗遗址不是孤立的，与其周边的一些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遗址群。“这种遗址群应当已形成最初意义上的国家。而作为在掠夺战争中最先从原始聚落形态中脱胎而出的众多邦国的权力中心，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非自给自足社会，上述城址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城乡的初步对立，其自身应已属城市的范畴。”王城岗大城遗址比其周边的同时期的遗址规模庞大，不仅具有聚落遗址群体的中心地位，也具有相对明显的最初意义上的国家政治中心地位。

　　四、结语

　　大禹所处的时代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当时还没有系统完善的文字记载，其历史资料多为后世学者根据各自听到的传闻整理而成。由于先秦时期语言文字尚未统一，各诸侯国的史官、士大夫在各自的著述中使用当地方言的现象比较普遍，同一事件出现不同的文字表述也很常见。大禹与阳城的关系在不同典籍中出现不同的表述，这是远古时期历史资料存在的共性。汉唐时期的学者又凭着自己的见解对这些记述加以注解，致使同一事件在不同典籍中的表述不一甚至矛盾。在古代汉语中，“禹居阳城”与“禹都阳城”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因为“都”与“居”在涉及帝王都城问题方面词义是相通的，即古人常说的“帝王之所居曰都”。秦汉以来，禹都阳城地望说法较多，虽然诸家之说都有相应的资料依据，但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述和考古资料的佐证，禹都阳城之地望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的可能性较大。（作者：乔凤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