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

　　以郑州—洛阳为核心的中原腹地，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建立之始，长期作为正统王朝或大一统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以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安阳殷都为代表的晚期商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最重要的基点。

　　从安阳殷都往前追溯，是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文明，再往前追溯就是以夏王朝晚期都城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晚期夏文化。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总结了此前一千多年的文明成就并进一步升华，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以中原腹地为都城和核心活动区域的夏商文明，既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上最关键的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连续绵延五千年，最关键的是以中原腹地为核心的夏商文明连接的中华文明主根主脉连续不断。从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看，夏王朝晚期已经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历史文献也表明古人认为有一个始于夏王朝的主根和主脉。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至少在二里头夏都代表的夏王朝晚期已基本形成，后经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巩固强化为以中原王朝为主根主脉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是怎样形成的？中原腹地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的话题。

　　　“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出现

　　距今5800年前后，以三门峡庙底沟和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可以确定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其关键遗址包括灵宝北阳平、西坡、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距今5400到5100年，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风格的彩陶向周围的扩散达到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主要地区，不仅掀起了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还促进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位于河洛之间的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不小于117万平方米，是郑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该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双槐树仰韶时代晚期聚落有三重环壕，一、二号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基址上，房屋建筑形成一个类似中轴线的布局，显然是经过整体规划之后建造的贵族居所。龙山时代晚期的新密古城寨廊庑式建筑基址及偃师二里头夏都的一、二号宫殿等中国古代大型建筑，从布局理念上与双槐树一脉相承。双槐树的建筑布局理念甚至和后世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王朝宫殿的布局也有相似之处。

　　巩义双槐树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附近密集地分布着仰韶时代晚期聚落，一些关键遗址包括郑州西山古城以及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汪沟等环壕聚落，这一系列考古材料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关键节点的强大文化影响力，表明在5300年前后以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是“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双槐树遗址为研究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王巍等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相当于黄帝时代在中原地区活动的中心聚落。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中原腹地的仰韶文化都进入了文明社会，各地区的文明模式异中有同，总体上呈现多元并存、上层互动的局面。高度发达的玉礼器和陶礼器似乎是各地区的显著特征，有了相对稳定的器物组合，可能已经形成了早期的礼制文化，而中原腹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出有明显的玉礼器和陶礼器的景观。在当时并行的文明模式中，无论突出宗教“神权”、世俗“王权”还是武力“军权”，还是两者并重或三者并重，从物化形式上来看，其他地区的物质文明都表现得非常发达，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有“四周高、中原低”的“文明洼地”之叹。通过对三门峡和郑州地区仰韶时代晚期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逐步揭示了中原地区在初始文明阶段以世俗“王权”为核心的独特模式，形成“质朴”“尚中”“务实”的理念，并被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证明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凸现

　　距今4500年前后，有一股各地文化因素纷纷汇聚中原腹地的潮流。例如东方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传统西进至中原腹地，南方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传统北上至中原腹地，还有其他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零星地出现在中原腹地，给人以“八方诸侯会中原”之感，甚至呈现出一种“逐鹿中原”的恢弘之势。形成这种周边文化及其代表的人群几乎同时向中原腹地流动局面的原因，值得高度重视。到底是周边地区各个“古国”挺进中原“争霸天下”呢？还是周边地区的人群“仰慕华夏”而来呢？或者是周边地区的人群在面临生存危机和发展压力时到中原腹地寻求生机呢？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并结合历史文献和气候环境的研究，才能得出接近真相的认识。这个阶段也正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逐渐出现的关键时期，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弄清楚了，对理解“何以中原”、对认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中原腹地诞生，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腹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中华大地的文明格局和天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各政治实体开始大范围整合，形成若干大的政治实体。在周边地区的早期文明纷纷衰落的背景下，中原腹地持续发展，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某种意义上说，周边地区的衰落，促进了中原腹地的崛起。在汇聚融合各地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中原地区的聚落规模扩大，形成很多新的区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古城，出现了分布密度很高的中原风格古城群，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淮阳平粮台是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布局最方正、规划最严整的古城，已按照中轴干道对称的格局营建城内设施，使用陶水管布设完备的排水系统。平粮台古城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营造理念和建筑秩序，成为后世中国古代城市营造规划的一个指导原则，开历史之先河，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这一股营造古城的风潮，也伴随着人口的普遍增长，这种人口的增长方式一方面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多元文化传统体现的外来人口涌入中原腹地有直接关系。一些学者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将登封王城岗古城指认为“禹都阳城”，将禹州瓦店古城指认为“启居阳翟”“夏启有钧台之享”的地望。种种迹象都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晚期与夏王朝的建立联系起来，群城并起和多元共存的政治文化景观表明当时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与第一个王朝建立前后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观念相互碰撞和激荡的图景比较拟合。

　　　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期传承的强韧基因

　　中华文明初始阶段经过千年的实践和探索，在距今4000年前后，终于选择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统治策略。中原腹地处于天下之中的区位，既便于交通八方，又属于四战之地，中原地区崇尚世俗“王权”和武力“军权”、利用宗教“神权”的统治策略，也应当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这是最合理最有利的一种选择。

　　在新石器时代各个传统核心区衰落的背景下，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并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偃师二里头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都城遗址，其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布局严整，包含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二里头夏都的营造理念、布局规划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的文化传统，并传之后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都城营造基础。与二里头夏都的鼎盛相呼应，中原腹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高规格城邑和基层聚落分布密集，例如新郑望京楼、郑州大师姑、东赵、辉县孟庄等城邑。中原腹地在夏王朝晚期呈现出以二里头都邑为中心、周围有密集的中小型城邑拱卫的政治文化景观，并且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超过了此前任何文化，实现了广域王权国家的有效运转。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大禹、禹迹和夏王朝有浓厚的兴趣，夏王朝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早期王朝的一系列国家制度、政治经验、工程技术和文明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里头都邑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对商王朝都邑及后世都有直接影响，二里头都邑四合院式的宫室建筑，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多进院落的布局，以及由此形成的宫室制度，经商周时期的传承发展，其核心理念一直为后世王朝所遵循。二里头都邑创造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发现的成组青铜礼器群，形成了基本的礼器组合和青铜礼器制度，为此后商周王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禹铸“九鼎”成为后世王朝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九鼎”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王权的象征。

　　郑州商城是商王朝早期王都，其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期商文化；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并存的两座王都。郑州商城内城约300万平方米、外城不少于1000万平方米，是商王朝早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王都，文化面貌呈现出四方来聚的多元风格。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都邑的核心政治与文化遗产，如城市规划、宫室制度、建筑技术、铜器铸造技术及相关理念等，也即文献中的“殷因于夏礼”，同时又在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内进行大范围的文化整合与社会重组，迎来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早期“商文明”时代。

　　商文明对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开启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传承的新阶段，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期传承的文化基因。商王朝早期都城和四方的城邑继承了很多夏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基因，并有很多新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核心文化和都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此后三千余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夏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基因一直被传承和发展。

　　　夏商都城文明成为根脉文化泽及久远

　　安阳殷都作为商王朝晚期的都城，其所发现的数十万计的甲骨卜辞、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祭祀场所、大型王陵等考古遗存，不仅实证了商王朝的历史是信史，更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提早了500多年。中国现代汉字正是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行书、楷书演化而来，前后一脉相承，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光辉历程。安阳殷都的数十座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依次排列，沿袭夏王朝及商王朝早期都城规划的理念并进一步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乐器、生活用具等，将夏及早商的青铜冶铸技术进一步发展创新，形成以青铜礼器与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向顶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西周王朝的东部行政中心成周位于洛阳瀍河两岸，是西周时期的东都，是周王朝经略天下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周之名见于周初青铜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把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域”或“中国”。从区位选择到都城营造，成周都继承了此前夏商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逸周书》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表明成周范围非常广大。《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之记载，不仅反映了成周王城布局和都城设计思想，更是中国早期都城营造理念的写照，并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城市营建。

　　东周时期周天子从西土迁到洛阳王城，王城的布局是内城外郭、宫殿区中轴对称，继续承载着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重任。

　　东汉至北魏的帝都洛阳城，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规划理念，形成了一些新风尚，引领了此后都城规划的潮流。北魏在东汉北宫基础上营建的太极殿，与廊庑、宫院、宫门等附属建筑共同构成东西约340米、南北约310米的大型宫院；纵深近15里的铜驼街是全城的中心大道和中轴线，两侧分布重要中央官署，在全城形成棋盘式道路网。北魏洛阳城代表的单一宫城制更是改变了中国古代都城的空间布局，并直接影响隋唐洛阳城等都城的规划布局，如迄今发掘所见最早的宫城门阙阊阖门，开启了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乃至故宫午门门前置双阙的先河。北魏宣武帝时期开创的整齐划一的里坊布局，也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城市营建开创了先例。

　　隋唐洛阳城由宫城、皇城、郭城以及东城、含嘉仓城、圆璧城和曜仪城等小城构成，全城共109坊。其都城选址沿袭西周初年周公择都的选址理念，将都城选在伊、洛盆地的“天下之中”。城内纵横交错、宽窄相配的街道，以及由街道分割成众多的里坊，形成棋盘式的城市布局，隋唐洛阳城最重要的街道定鼎门大街是全城的主干道，这些便是对汉魏洛阳城都城规划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代表古代城门最高建制的应天门，双向三出阙，东西两边共计十二出阙，此种建制对北宋东京城的宣德门和明清故宫的午门影响深远。

　　北宋东京城由皇城、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重城式布局，明确的中轴线从州桥到御街一直纵贯到大内，总体上还是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并进行了创新发展。北宋东京城在城市管理上打破里坊的限制，施行开放的街巷，沿街为市，沿巷作居，坊市结合，开创了一套新的城市新格局，并以此促进了北宋经济社会的发展。金中都的规划理念便直接来自北宋东京城，元大都继承了金中都的城市基础并参考了《周礼·考工记》的理想规划，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和营造理念继承了元大都，这样就把明清北京城与中原王朝的主脉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了。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都城选址与营建理念，中原地区自仰韶时代的“河洛古国”到北宋时期的东京城，其城市规划理念一脉相承，不断地进行传承创新，形成一套独特的城市规划理念，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根脉文化并泽及久远。以安阳殷都、西周成周、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为代表的都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主根主脉赓续发展的关键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求“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自仰韶时代起就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皆以中原为王都，更是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起到关键甚至决定作用。因此，广大历史和考古工作者更要潜心研究、逐本探源，做好中原腹地的考古发掘与历史研究工作，更好地阐释中原腹地在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 侯卫东：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黄河文化遗产实验室副主任，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