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昭示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与疫情之前相比，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青年精神图式发生了显著的制度变迁。影响这一制度变迁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收益选择、意识形态影响、制度优势刺激、社会心态引导等无疑是其中较为核心的几个因素。

　　疫情发生之前，我国青年的精神图式表征主要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为代表的“中心”价值景观、以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功利主义为代表的“半边缘”价值景观与以折衷主义、佛系主义等为代表的“边缘”价值景观三者矛盾交织互动的独特局面。作为一个重大突发事件，疫情对新时代青年精神图式的转场与塑造，其实质在于通过共时性注视和体验同一事件而产生与既有精神图式相异质的价值观念、思维路径、认知体验、情感宣泄，在“自我”中注入“本我”因子，使事件后的“我”与事件前的“我”产生显著差异，导致“三分天下”局面的瓦解和重构，由此形成“中心”价值景观消解“半边缘”“边缘”价值景观后综合形成急剧壮大的主流价值观全方位引领的新图式。

　　重大突发事件容易在信息传播下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时代话语和历史经验的存在，构成影响青年群体的认知心理、知识建构、集体记忆的当下场域。当代青年精神图式经由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转场和重塑为一种以新景观为主要构造的精神图式。

　　新景观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精神图式内容全盘否定、抛弃或替代，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言说的批判性继承。这种认识在制度主义者观点中也非常明确。斯塔克认为，制度的变化不是指新制度代替现有制度，而是制度构成要素的重新组合。因此，即使制度发生变化也不会与既有制度完全断绝联系，而是会显现出既有制度要素和模式依然存续的模式。坎贝尔将其称为“存续变形”。格雷夫认为制度的形成不是崭新制度的出现，而是既有制度要素得到部分修正的结果，即制度的精致化。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是对既有制度要素进行部分变更、重新组合或引入新要素的方式完成的。无论这些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如何凝练呈现，其指向都在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此次疫情为标志的重大突发事件在路径依赖作用下对青年精神图式进行转场与重塑，通过替代、重叠、漂移与转换四种基本方式达至新景观的形成。

　　具体而言，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事件对青年精神图式的转场和重构，最直观的体现在于“中心”版图进一步强化，“半边缘”“边缘”版图出现三维转场和重构，不断逼平甚至超越“中心”价值观，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大写的中心”式精神图式。鉴于“中心”版图的普遍直观性和易理解性，加之文本所限，此处不再赘议，着重就“半边缘”“边缘”版图出现的三维转场和重构作一简要分析。

　　第一，从淡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图式向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集体主义观念的日常生活话语精神图式的转场与重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青年群体中存在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扭曲的群体，以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诋毁国家、丑化集体，其用心不可谓不卑劣狡诈。网络世界表现的尤为突出。赵丽涛研究指出，网络世界中青年一代存在着理想信念缺失、政治信仰丧失、民族精神虚无、国家认同弱化的严峻问题，造成这种“美丑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的扭曲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原因在于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倾向、拟态环境因素、资本逻辑宰制风险、图像表意狂欢四个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刻意炮制出的一些打着“科学”口号的词语如“塔西佗陷阱”“文化殖民主义”“锐实力”等在青年群体中的流行，同样说明爱国主义精神缺乏、集体主义观念淡薄构成青年一代精神图式的庞大版块。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推进，青年群体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场与重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几乎成为青年群体的一致声音。这个伟大的精神转型的成功，就在于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发挥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调动了全国民众的参与意识，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防控成效。从本质上来讲，这一转场与重塑，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家与青年群体的互相认同。青年因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出现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风范、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鲜亮的中国形象而增进对国家的认同，国家因青年在抗“疫”过程中体现出的集体情怀、责任担当、自我牺牲、吃苦耐劳、精湛业务、乐观精神等亮丽的青春色彩而确证了对青年的认同。历史反复证明，基于双向认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共鸣与增强效应，具有超稳定的结构特征，断裂式地化解了“信任危机”的问题。冠疫情重大突发事件使青年实现了对国家和集体从“羞羞答答”“闭口不提”甚至“有所指责”“造谣抹黑”的精神图式，转场和重塑为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弘扬集体主义观念的日常生活话语精神图式。

　　第二，从泛娱乐主义的狂欢逻辑精神图式向崇德向善的理性崇拜精神图式转场和重塑。在一定意义上，当代青年已经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之中。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做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物品的‘真相’再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当做工具，而被当做符号来操控。”位于其中的消费也就成为地位和身份的特定符号认同，由此区划出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差异。通过消费得到特定阶层符号化的证实与赞许的欲望满足是一个便捷途径，故而，一些青年愿意沉迷于广告所编码了的伪构境之中，享受“被消费的意象”和“符号价值的幻想”。在这种逻辑下，最能够体现出这种“意象”和“幻想”的娱乐明星，因拥有帅气的面庞、漂亮的脸蛋、巨额的财富、远播的名声、奢侈的生活等符号特征而成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追星、仿效、模仿、追随等泛娱乐主义的狂欢逻辑由此开启。其疯狂程度经常超出人们的对生活经验的一般认知，为偶像散尽家财、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违法犯罪的事件时见报端，为成为明星不择手段、为搏眼球突破道德底线等等事情屡见不鲜。在理性审视下的这些“怪诞”行为，无不是商品化物体符号运作下追求声誉、满足欲望的必然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为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疫”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青年群体的一个深刻认识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从‘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理念秉持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初心使命’；在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火雷速度’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中国速度’；在社会各界驰援武汉的集体行动中，特别是众多“逆行者”的身影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中国力量’；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心同德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中国精神’”。这一切身的体会，从“偶像”转场与重塑开启了对青年群体秉承的泛娱乐主义的狂欢逻辑精神图式形成致命一击，国家领导人、科学家、“逆行者”、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等成为青年一代新的“偶像”。其实质在于青年群体理性之思的回归，有力地冲击了青年对于物体的“礼拜仪式”和消费社会编码的符号体系，使向来难以区分的虚假和真实、原本和副本、实物和镜像逐次离析，崇德向善的理性崇拜精神图式在青年中日益显现。

　　第三，从自由主义语意中的“利己之在”精神图式转场和重塑为海德格尔语境中的“与他人共在”精神图式。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从严复翻译的《国富论》算起，至今已有118年之久。在这一百多年长时间跨度中，自由主义思潮经历多次的涨与落，至今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仍就占据着一席之地。贾立政等研究者将2010年至2019年年度十大社会思潮进行了梳理总结和排序，除2019年外，新自由主义年年榜上有名，且多次荣居榜首。他们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屡受冲击，开始走向衰退，其影响力持续下降。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其影响会立即消失殆尽，其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土壤。而且，从我国发展来看，新自由主义试图影响我国国内政策制定的尝试亦将不同程度地存在。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中，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人数居多。由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在于“理性人假设”，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信奉者在生存哲学上的“利己之在”，我国学者石晶于2019年3月的调查研究显示，66.8%的青年赞同“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52.5%的青年人认同“钱是英雄胆”，加之青年群体常挂在嘴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高调的口号，充分说明青年群体对金钱的狂热之情，其背后不无自由主义的错误导向。所以说，“利己之在”是青年精神图式构成的重要景观之一。但是，在疫情爆发以后，对青年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当被问最感触的事情时，88.9%选择“专家、医护人员在一线舍身忘我”，83.4%选择“集全国资源力量驰援湖北等重点疫区”，72.1%选择“迅速建成雷神山、火神山等集中救治场所”，38.7%选择“采取武汉‘封城’坚决防止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32.1%选择“快递小哥、基层工作人员的敬业奉献”。由此促成的一个结果是，95.5%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愿意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这组数据充分说明，青年群体面对防控疫情中出现的种种感动人心的事件出现了极其强烈的心理波动和情感共鸣，推动了整体精神图式由自由主义语境中的“利己之在”向海德格尔语境中的“与他人共在”的转场和重塑。

　　【作者：庞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会通机制研究”（2021BKS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人百年伦理精神研究”（21&ZD03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