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发掘和研究对象，对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价值。

　　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队探寻“夏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发现二里头遗址，开启了考古学溯源夏文化的序幕，也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夏史的书写。经过63年的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具有非凡意义的文物，学术研究也随之成为热点，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与共识。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学术争议，如二里头与夏文化的关系、夏是否存在、夏的文字问题等等，这些争议的存在，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了巨大障碍。欲实现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必须实实在在地逐一解决这些争议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发现、文献考证、理论方法三者同等重要，形成三管齐下的态势势在必行。

　　一、取得的系列学术共识

　　自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经过六十余年来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这一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绕不开的话题进行了全面探索与研究，取得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诸多领域达成了基本共识。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价值。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手工作坊、墓葬、祭祀遗存等遗迹，还出土有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绿松石、象牙器、漆器等文物，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实属罕见，为探索夏商文化奠定了基石，是考古学的“圣地”，价值巨大。

　　二里头文化对溯源中华文明的贡献。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存，二里头遗址的一系列重要发现确立了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距今3800～35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上，诸如：文化分期、文化内涵、文化属性、夏文化溯源、夏文化定义、夏商分界、城址研究、文化传播、文化遗产利用等方面都出现了系列大致共识：二里头文化一般意义上共分为四期，其主体上属于夏文化，夏代开始的年代要比二里头一期早，夏文化一般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夏商文化的分界大致在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都城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不仅向江汉流域、长江流域、陕西关中地区、晋南地区扩张，而且其影响达到江西地区。

　　文化遗产活化研究。要开展二里头文化遗产活化工程，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实现科技赋能，全面、立体地展示遗产价值，使文化遗产“活”起来，并走向公众。

　　二、存在的诸多争议

　　尽管学术界在研究中已取得系列基本共识，但争议仍较多存在，即使是在大致共识的背景下，不同声音依旧时有发出。从宏观来说，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二里头的性质问题，这又可以细分为二里头文化分期和二里头都邑的属性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对分为四期有不同看法，1974年，二里头工作队提出四期分法，但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陆续又出现了“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第五期的说法。后者主要是对二里头属于夏都、商都，抑或是兼跨夏商说法不一，诸种说法随历史登上舞台。二里头发现至改革开放前，商都说和兼跨夏商说出现，徐旭生和夏鼐都曾持相关观点；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初，夏都说占据主流，并成为学术共识。而2005年，测年专家仇士华等发布二里头文化的新的测年数据，对夏都说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其次是二里头与夏代信史的关系，这又包含以下议题：对待夏代信史的基本态度，主要是是否承认夏代的真实存在，疑古派认为夏代是否存在仍有待确证，但学界普遍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论证夏文化存在的基本证据，尤其是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自证性文字，这是研究的瓶颈之一，也是基本佐证的缺失，这也是二里头文化属性观点众多的重要原因，许宏就因文字问题而持谨慎态度；二里头文化的属性问题，即夏、商属性问题，先后出现了二里头西亳说、二里头主体商都说、二里头前夏后商说、二里头全为夏都说及二里头主体夏都说等观点；夏、商分期问题亦是莫衷一是，纷杂的观点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问世而渐趋于一致，夏商分期一般认为定格于公元前1600年，但随着测年技术的发展及新数据的出现，又出现了夏商分界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的观点。

　　最后是多学科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多学科参与下出现的分歧增多现象。伴随着多学科的介入，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出现了新动态，在追求更加科学的前提下，关于二里头属性与夏文化研究的争论呈上升趋势。最为重要的就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基本问题就是文献记载与考古学的对应与冲突；另外，还有年代学专家提出的不同意见，刘绪先生就曾指出考古学文化编年与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存在的若干问题，即年代误差的存在，贾洪波、魏继印等学者也表示了不同看法。再加上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加入，都会不断得出新的结论，这些都为相关研究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这些争议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考古发掘多为学术发掘，面积有限，目前发掘的部分仅占总面积的1%，未能全面揭示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最能体现二里头遗址价值和意义的空间布局及诸多领域尚有较多空白之处；另一方面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改进，尤其是要注意中国考古标准与西方考古学的内在矛盾方面。这也时刻提醒着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还“在路上”。

　　三、解决争议的学理思考

　　从史观上来说

　　面对这些争议，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夏代信史的基本地位，这是最基本的历史态度，不容置疑。正如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所言，“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目前，考古发现、传世文献等都在证实着夏代的存在，即便是在缺乏文字证明的情况下，仍然要底气十足地坚定中华古代文明中夏代的存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从方法论上来说

　　一是注重厘清历史文献与考古这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关系。徐旭生先生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确定调查范围，在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是一个典范。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对传统文献学的应用，同时也要尊重考古中出土的实物。把考古发现的陶器、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以及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墓葬等遗存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从而合理阐释二里头文化的古史属性、礼制变化、社会结构等。

　　二是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六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为考古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学界在面对同样的材料时，却得出了众说纷纭的结论，这其中不得不说理论与方法的问题，这是争议的关键。如，考古学文化的确立通常是把陶器作为主要标准，根据器型的变化作为判断依据，在二里头文化属性上亦是如此，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不足之处，即朝代更迭与器物变化的对应关系表现的不充分，这就说明需要对其进行不断更新。

　　三是确定研究重点。从田野走向阐释的过程中，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对二里头遗址夏商时期聚落与性质、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和生业模式、宗教信仰以及二里头文化与黄河文化、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与其他文化遗存（如陶寺、石峁等）比较研究等重点内容进行研究，以此解决基本分歧。

　　从具体争议上来说

　　对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中没有发现关键性文字的问题。有实物文字固然重要，但研究的重点不应拘泥于对可遇不可求的文字的执著，社会文明程度的物化表现也十分重要，如宫殿建筑、墓葬、玉器、铜器等物化形式也同样可以说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亦可以佐证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这样就解决了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即二里头文化大体上属于夏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测年、宫殿遗址等综合判断，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更为充分。

　　另外，还是要希望考古发现取得更多成果，对亟须解决的问题提供材料根据，如环境变迁以及地貌对文化遗存的影响；遗址外围是否有清晰、规则的边界，是否有大规模的防御设施；中心区主干道路划分的网格数量有多少、各个网格的内涵及关系；高规格的墓葬；遗址内制造玉器、石器等器物的作坊情况，等。

　　总之，学术共识不容忽视，学术争议的存在也为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提供了动力和方向，以此为基点，不断完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的视角继续推进研究，解决关键性分歧，打开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的新视界，为解码中华早期文明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师永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本文系2022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重大项目（22E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