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双连壶

　　▶白衣彩陶盆

　　□袁广阔

　　20世纪70年代，大河村遗址长方形连间房基的发现以及大量精美彩陶的出土为世人瞩目。因此，有学者建议将中原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命名为“大河村文化”。21世纪以来，郑州地区接连发现多处大河村文化聚落，如双槐树、青台、汪沟、尚岗杨等。这些聚落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关键性材料。

　　1、辉煌再现：重要遗址应接不暇

　　大河村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广布于河南省中部。文化面貌总体一致，遗址数量众多，大多遗址地处豫西丘陵和黄淮平原交界地带，坐落在黄河及其支流的二级阶上。

　　大河村遗址：遗址位于郑州柳林镇东北大河村西南的慢坡岗地上。自1972年首次发掘以来，迄今已发掘近30次。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4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厚7—12.5米。重要发现有环壕聚落、城址、长方形房屋、祭祀遗迹、墓葬等。

　　大河村环壕聚落平面呈抹角方形，壕内面积36万平方米，遗址核心区内有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

　　聚落内发现规划有序的长方形房子。F15平面呈长方形，长13米、宽9.4米，面积122.2平方米，是大河村聚落中面积最大的房屋。该房基面积甚大且无隔间，可能为氏族举行某种大型集会活动的公共场所。

　　墓葬分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葬具有鼎、罐、盆、缸、钵、尖底瓶等。

　　西山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北郊古荥镇孙庄村西。1992—1996年发掘，发现一座仰韶晚期城址及大量房屋、墓葬、窖穴等遗迹。聚落由城址和内、外双重环壕组成，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采用方块版筑法建造。现存北墙和部分东、西墙。城内遗迹十分丰富，有房屋、窖穴、墓葬等。

　　汪沟遗址：遗址位于荥阳城关镇东北汪沟村南的岗地上。遗址平面近圆形，总面积74万平方米，是一处经过周密布局的大型环壕聚落。考古发掘出三条环壕和大量的房屋、灰坑、陶窑、道路、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丰富。居址内发现有房屋、灰坑等遗迹。其中房屋多平地起建，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或正方形，面积一般较大。墓地内的墓葬排列有序，除极少墓内随葬陶纺轮、陶杯、陶罐、陶碗、骨锥、骨针等生产、生活器具外，绝大多数墓内不见随葬品。

　　青台遗址：遗址位于荥阳广武镇青台村东的慢坡土岗上，1922年发现。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现三重环壕，中、外环壕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两端皆伸入枯河，中环壕西北、外环壕西北和南部各有一处缺口，应是聚落出入口。居住区位于内环壕和中环壕内北部，发现较密集的房屋。墓地位于内环壕外的南部，发现较多使用葬具的墓葬。祭祀区位于内环壕外侧，发现圆形祭土台、瓮棺葬、祭祀坑等遗迹。

　　遗址发现的一些儿童瓮棺内出土有炭化纺织物，经鉴定可能为麻布、麻绳、丝帛和绸罗等，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

　　伊阙城遗址：遗址位于伊川县东南部的伊河二级台地上。发现一批墓葬，墓内设有二层台，有棺有椁，墓主骨架保存基本完好，随葬品有玉饰、玉佩饰、石钺、石斧等。该墓地明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分化现象。

　　双槐树遗址：遗址位于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南的高台地上，北依黄河，西濒伊洛河，南邻嵩山。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连续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将遗址分为三部分。三壕南半部大致平行，外壕北半部依地势而开挖。环壕分别通过吊桥和实土门道与外界相连。内壕内是聚落核心区域，北端有围墙与内壕形成闭合结构，内有大型中心居址。围墙以南有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贵族墓地、夯土祭坛等。中壕与外壕之间有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和夯土祭坛。

　　遗址勘探发现1700余座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分为四个区域。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一区墓葬部分经过发掘，其布局规整，基本不见随葬品。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于内壕内，其中一座较大型墓葬发现象牙随葬品。

　　遗址中心居址区大型房址F12前发现9个陶罐摆放的疑似“北斗九星”的遗迹。房址中心发现一具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这种星象遗迹可与大河村彩陶图案中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彗星纹相互呼应，是郑州地区大河村文化先民观察和利用天文知识的体现，图案的具体形制可能代表日、月、年等时间概念，充分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天文现象的变化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关系。

　　综上所述，大河村文化的聚落都经过精心规划，布局清晰，主次分明，反映出强烈的组织协调性。特别是双槐树大型聚落中心内发现的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夯土祭坛和墓地大致分布于同一直线，反映出双槐树聚落已经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双槐树、伊阙城发现的大、中型墓葬和祭祀遗存表明当时社会已经高度复杂化。

　　除此之外，大河村文化聚落内都发现大量彩陶、石器、骨器以及碳化的农作物种子等，特别是青台、汪沟等聚落发现的丝绸实物，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河洛一带的大河村文化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2、钟灵物华：文化面貌绚丽多姿

　　大河村文化位于中原腹地，地处天下之中，自然环境优越，文化内涵缤纷多姿。

　　起势中原：地缘空间独特鲜明

　　公元前3500年前后，空前强大的庙底沟文化骤然瓦解，中原地区除晋西南、豫西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相继诞生了新的文化势力或被外来文化占据，大河村文化就是在此契机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须指出的是，大河村文化虽是在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大河村文化在聚落布局、思想观念等方面也进行一系列了革新，创造了长方形多间房子和太阳纹、日晕纹、禾苗纹等彩陶图案。同时也大胆吸纳融合大量东方和南方文化因素，器物组合及特征已与典型仰韶文化判然有别，自身文化特征才得以凸显。大河村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分布广泛，辐射深远，向西伸入洛阳盆地的洛阳市区以西，向北到达太行山南麓的焦作、新乡附近，向东影响到商丘、菏泽一线，向南挺进南阳—襄阳一线。正如张海所言：“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逐步进入晚期发展阶段。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发展重心从三门峡—灵宝一带转移到嵩山北麓地区。”

　　文化发达：彩陶文化独领风骚

　　双槐树、大河村聚落出土大量彩陶，图案丰富，色彩绚丽，标志着中原彩陶文化达到新的高峰。虽然在陶器上画彩不是大河村人的首创，但却是他们使得彩陶成为黄河流域史前文化中最夺目的一笔，成就了令今人都无限着迷的艺术特色。

　　大河村文化彩陶以白衣为地着彩，主体图案以黑彩和红彩或棕彩勾勒，显得格外清新醒目，蕴含了爽朗动人的风采。图案母题以太阳纹、日晕纹、月亮纹、星座纹最具特色，此外还有平行直线纹、平行曲线纹、弧线纹、圆点纹、圆点圆圈纹、同心圆纹、锯齿纹、六角星纹、“∽X”纹、古钱纹、昆虫纹、树叶纹、花蕾纹、鱼纹等。这些图案描绘出大河村文化欣欣向荣、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同时期其他仰韶文化彩陶的衰退，大河村文化显然是异类，其在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基础上又绽放出新的光彩，有力推动了整个中原地区史前艺术浪潮的传播。

　　族群聚集：聚落数量急剧增加

　　目前发现的大河村文化聚落有300处左右，主要分布于贾鲁河、双洎河上游及支流沿岸，伊河南岸和洛河、黄河之间，颍河、北汝河上游及支流沿岸，沁河下游及支流沿岸。此期出现大、中、小型三级聚落，大型聚落有双槐树，中型聚落有汪沟、西山、大河村、青台等。双槐树聚落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属于一级核心聚落。汪沟、西山、大河村、青台等聚落面积皆在30万平方米以上，属于二级中心或次中心聚落。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挖筑多重环壕，西山、大河村等建造高大城墙。这些高等级聚落内部普遍出土丰富的陶器碎片和石、骨、蚌制品等，聚落的增多实际是人口数量增加的反映，显示出这片区域的繁荣景象。

　　3、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

　　双槐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的大河村文化，呈现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交互，也表现在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

　　器物特征上，大河村文化形成之际就伴随有一定的外来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因素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尤其是东部大汶口文化关系与其最为密切。大河村文化出土的陶器中，盆形鼎、折腹鼎、折腹豆、长颈壶等吸取了大汶口文化的优秀元素；圈足杯、双腹豆、喇叭形杯吸收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折肩折腹壶、玉璜等可在崧泽文化中找到原型；另外，我们在大河村、双槐树等遗址还可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连通四方的交通孔道。

　　人口增长上，外来人口汇聚，一定程度上引动着大河村文化人口的增长。大河村遗址中有房子内出土成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还有遗址发现典型的屈家岭文化窖穴和墓葬，侧面说明大河村文化聚落扩大，外来人口迁移此地是一个原因。杜金鹏将分布于淮河支流的遗址命名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认为大汶口文化进入颍、汝河流域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接触与交流，逐渐与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张忠培则认为大河村文化利用地理优势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先进因素，从而加速了自身的历史进程。

　　关于黄帝在中原活动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集解》引晋人皇甫谧说：“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这些文献认为黄帝是有熊国君，有熊国在新郑，而黄帝的住处则是新郑境内的轩辕丘。近年来郑州地区大河村文化中丝织品的发现，印证了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缫丝的记载，为探寻黄帝轩辕氏在中原的活动提供了线索。《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作为黄帝妻子，嫘祖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养蚕缫丝者，更有“先蚕”圣母之誉。《路史·后纪五》言：“（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以丝绸遗存为线索，我们或可勾勒出轩辕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距今5500—5000年间，黄帝部落定都于新郑一带，以中原为腹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周边其他部落。作为部落首领，黄帝文韬武略，其妻嫘祖聪颖贤惠。他们带领华夏民族不断前进，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快速发展。

　　仰韶晚期，中原腹地大河村、大汶口、屈家岭等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在五帝时期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这些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曾发生过不少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等，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要之，无论是文化特征还是族属融合，大河村文化体现出的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展示出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正如王巍所言，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4、古国初见：中原模式王权为重

　　近年来，由于公元前3500年前后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随葬玉器的大型墓葬、长江下游良渚大型城址的发现，有人称此时中原是文化社会发展上的“洼地”。但大河村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大型聚落和城址的出现是该地区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利用壕沟内大量的土方，建起了威严的夯土台基。西山居民利用壕沟的土方筑起高耸的城墙。我们从双槐树大型环壕聚落和西山城址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的设计，可以观察到龙山以后方形城址是在仰韶文化圆形环壕聚落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而来。聚落形态和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大河村文化的农业经济和建筑、纺织、制石、制陶等技术均已进入十分成熟的阶段，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也已出现。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表现出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极为显著。郑州洛阳地区以双槐树聚落为核心，多个中心、次中心和中小型聚落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标志着古国时代已经来临。

　　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年至前1500年间郑州洛阳地区整体气候比较温暖湿润，仰韶文化时期，河流、湖泊密布，大面积的水域分布广泛；黄土富含碳酸钙，土质肥沃，适宜于旱作农业发展。大河村文化时期，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与其所处特殊的地貌环境密切相关。

　　从绝对年代上看，长江中下游、海岱、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时间均在公元前5300年前后，大体处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长江中下游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址。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环壕聚落，但缺乏大型城址、大型墓葬等遗迹，而反而盛行小型城址、墓葬和更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遗迹。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后来韩建业先生又将“中原模式”总结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有着稳定内敛、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特质。”

　　中原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的考古发现显示，仰韶晚期的中原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迹象，社会等级分化也十分突出，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中原王权国家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示出尊贵轻富、尚朴重礼的特点。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少有大型礼仪建筑，他们利用黄土肥力和适宜环境，倾力于民生，并注重军事实力整体提升，从而为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轻宗教而重民生”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找到一些线索。《淮南子·览冥训》云：“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天，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今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尽管这里对黄帝的功绩有所夸张，但其内容均为社会等级、社会规范、天文历法等的构建，并没有祭祀鬼神的内容，与河洛古国表现出来的重视王权建设的中原模式高度吻合。

　　5、筑基起源：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延续

　　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把中国新石器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更由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凝聚与向心的作用，因而能够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这个中心就是中原。在文化的互动中，在起起伏伏间，中原人包容性的胸怀，质朴的处世之道，以及在严峻自然环境下培养出的坚强品格成就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在中华文明筑基起源的过程中，大河村文化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蝶变时期。在承继庙底沟文化深厚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通衢八方，吸收并融合周边的先进文化因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手段，以“王权建设”为目标，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起来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