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变成在同一时空内共同生活的“整体”。然而，在物理的阻隔消除的同时，人心的阻隔并没有消失，贫富分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人类社会并没有学会如何相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认清彼此为缘、自他互融的本质，在普遍自觉的基础上构建人类社会和谐共生的新秩序，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指归。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本然之义会更加清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霸权的崛起而是文明的复兴

　　民族自信的根本是什么？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自信是依道义、文明而信，得之于己；他信是靠压倒别人确立自身的价值，得之于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欺辱，找回自尊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如果自尊在外而不在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信。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被仰视而“复兴”，也不会因为被蔑视而消亡，回到自强不息、荣辱不惊、从容自得、顺理安行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当今世界的特点是，科技高度发达，制度形式日益精密，市场化、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外在的“进步”却并没有真正消除野蛮，反而将野蛮性的危害扩大，人类社会内部的危机重重，人与自然的矛盾也空前紧张。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谁领导世界，而是如何以文明化除野蛮，如何改变斗争劫夺的世界秩序。如果没有针对时代弊病的文明复兴，如果不在不变的旧格局中追求“崛起”，就不能真正解决自身的困厄，即便摆脱了被其他民族压迫的境遇，也无法挣脱被时代压迫的局面。恢复中华民族精神是振兴中华的根本出路，也是改变不文明、非和平世界格局的有效途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救国与救世的统一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含义。

　　离开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问题，在“纵我制物”的价值体系之下追求民族“崛起”，实际上就是在时代的危迫中讨生活，必然会将时代之弊复制到国内，无法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不是秩序内的权力转换，而是人心之革、秩序之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含民族崛起，但单纯的崛起却并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像猴群那样在蒙昧的、不变的秩序下变换猴王，这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状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因为上苍对某个民族有特殊的偏爱，而是因为其承载的文明，这就是“道义”的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自利而利他的发展过程

　　《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任何利益都不会凭空产生，它离不开与他者的关系。脱离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而追逐私利，这种所谓的利益必定是虚假的，绝不可能长久。即便能够形成财富的局部堆积，也难以安宁地享用；即便人类社会能够“整体获利”，最终也会面临生态的破坏；即便能一时获利，也必然遗祸于未来。因此，根本不存在凭空而来、与关系体系无关的增量“福利”。真正的利益绝非私利或局部利益的简单叠加，它必须建立在各种关系的调和之上，真正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同样有赖于各种关系的谐和。各得其宜、互不妨害，在各种“关系”优化调和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利益。从《周易》对利益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虚构的理论，而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发展模式的摒弃。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抛开关系体系论利益，将私利的算术叠加视为“整体”，以“整体”的增长代替“关系之和”。个体、阶级、民族、国家、人类都以自身为本位，私我之外都成了争夺的对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实际上是“私我”的扩张，在这种扩张之下，资源被浪费、环境被污染，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人类社会内部矛盾也在“发展”中发展，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穷为代价，贫富对立越来越严重；同时，当代的“发展”不断地剥夺后人生存的权利。如果玩“零和博弈”的游戏，即便能制止人类社会内部的战争，也无法避免人与自然的“战争”。

　　自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极限论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发展道路不可持续，但却一直在其中徘徊，原因在于其内在动力没有消失。只有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解除人心蔽障，才能真正打破固有的循环，这需要文明的复兴。中国是一个具有巨量人口的大国，这决定了她不可能按欧美既有的发展路径，在现存世界秩序下加入少数人组成的“富人俱乐部”。中华文化的精神及其对世界、历史的责任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损人利己、以破坏和谐取得局部发展的老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文明复兴为前提的，是建立在文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全面发展，是一条自利而利他的发展之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和平力量的崛起

　　在现代地缘政治中，“和平”实际上是实力维持下的一种秩序，是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谓的民族崛起就是利用“和平”规则来发展自己，以自身的“强大”形成新的平衡。每个国家都希望利用“和平”实现富强的目标，但现存秩序却不允许大多数人加入少数人行列，地球资源也不会像人类的欲求一样无限扩充。因此，这种“和平”持续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矛盾也就越多。在中华文化中，和平是秩序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这与现代地缘政治对“和平”的理解正好相反。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万物虽异，然异中有同，虽有变化，但变中有道，若“正其性命以自全”，必可保合“太和”。一般人以为和平源于强力规制，不知“和”乃宇宙大道，若人人都由和平而行、行和平之实，则必有和平之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孤立存在，它必然要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但却是指向和平的，是依和平的力量改变不和平秩序的过程。首先，中华文化本质上是和平的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巨大的包容性，就是由于她不受形所限，不论什么民族，无论信仰什么，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即是和平的根本。如果能回到“人心之大同”，外在的差异根本构不成障碍。不在人心之外强立价值、信条，而是求“心之所同然”；不搞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合乎理”、“合乎义”，这种“和为贵”的中华文化智慧是多元化时代实现永久和平的必由之路。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是自化而化他的过程。以中华文化统摄民族，而不是将中华文化视为争权夺利的手段，在为文所化的前提下化成天下，这种救国与救世的统一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所在。和平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更是其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因又是其结果。第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之政的表现，是推己及人而不是对外扩张，是行和平之实而不是利用和平，是与改变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心中，随着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这种内在的力量将进一步被唤醒，为世界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作者：殷辂，河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