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3月4日，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希腊史学者费尔顿教授向英国学者乔治·芬利寄出了一封口吻颇为严厉的回信。他写道：“您信中的一部分内容让我很伤心——那是您谈论自己的那段文字。请原谅我的措辞唐突，但我认为您并不理解自己在这个时代占据的地位……您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一席之地；您的名字也将永远跻身于关于该主题的最高权威之列……您亲自在一部壮观的历史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在史学创作中进一步扬名立万。”

　　这封偶然流传下来的信件着实耐人寻味。它向我们揭示了乔治·芬利这位著名史家对自身学术成就的失望，以及另一位古典学者费尔顿提出的不同意见。事实上，依照19世纪的学术标准来看，乔治·芬利的7卷本巨著《希腊史：从罗马征服至今（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堪称英语学界中罗马帝国后期史与拜占庭史领域的重要参考著作，并在当时的欧洲古典学中心——德意志获得了广泛好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霍普夫教授评价道：“凭借有力的风格、政治家的眼光和哲学精神，芬利让自己的全部作品散发着熠熠光辉。”从专业视角来看，乔治·芬利确实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毕生努力作出如此悲观消极的判断。事实上，真正令芬利心灰意冷的原因在于，他呕心沥血创作出的这部希腊史巨著没有在希腊人中间、在19世纪的社会公众那里产生强烈反响。这一挫折使得作者对自身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产生了怀疑。而费尔顿教授的回函同样从史学研究公共价值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的好友和同道加以勉励，认为后者将成为一位参与缔造了历史、并通过自己的史著再度改造世人的思想、从而令自己名垂青史的伟大学者（费尔顿在此化用了小普林尼《书信集》中的警句）。

　　至于芬利与费尔顿的看法孰是孰非，并非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芬利和费尔顿的往来书信所承载的、看重史著公共影响力的价值观，其实代表着二战之前古典学界普遍坚持的一种史学传统。芬利心目中的学术偶像、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曾经宣称，他要使自己的著作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能摆在学者的书斋里，也能放在淑女们的梳妆台上。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受到教会人士的猛烈抨击，却在英国广大读者中饱受赞誉。吉本对此评价道：“公众是很少会看错的。”他在全书付梓之际感叹道：“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他还满怀信心地预言，自己的作品将拥有一种“未来的命运”，也就是将对各个时代的读者持续产生思想上的影响。无独有偶，乔治·芬利心目中另一位英国前贤、几乎同时代的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同样十分看重史学的公共影响力。他创作《希腊史》的直接目的便是驳斥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历史学家威廉·密特福德的保守史观，扭转读者对希腊民主制的负面印象。这一重视社会影响、渴望与读者密切互动的古典学历史撰述传统一直延伸到乔治·芬利去世（1876年）之后。德国古典学家蒙森虽致力于专狭的罗马法与铭文学研究，著述等身，但也凭借其文笔生动、想象力丰富的《罗马史》赢得巨大的公众影响，并于19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学者罗纳德·塞姆的成名作《罗马革命》同样富于现实关怀精神，寄托着自己对当时战云密布的欧洲局势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将何去何从的深刻忧思，二战后对专业史学界之外的政治学界、影视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尽管上述这些古典学家们大多出身贵族阶层，并且当时也还远未出现“公共史学”的概念，但他们在写作目标、写作手法与文字风格等方面苦心经营，力图提升自身史著的公众影响力。这一史学传统形成的历史背景复杂，至少同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关系密切：

　　其一，在18—19世纪的西方，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能够识文断字的、接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读者通常都会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色诺芬、柏拉图、奥维德、维吉尔等重要古典学家的名篇选段，这为古典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以及以相关史实为依托的公共学术讨论提供了前提保障。

　　其二，19世纪盛行于德意志、法国与意大利的古典语文学传统注重文本考据和词句分析，专业性十分突出。在语文学传统占据主导地位、吸引了大量专业研究者的情况下，撰述古典历史，尤其是通史著作的任务则往往由学养深厚且人生阅历相对丰富的非象牙塔式学者（如身为银行家和国会议员的乔治·格罗特，当过军人与律师的乔治·芬利）承担。他们在写作过程中通常会对读者的兴趣与需求予以更多的关注。

　　其三，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等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古希腊史与古罗马史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中占据着独特的崇高地位。政治学、法学与经济学领域的大量理论争鸣，均围绕着希腊罗马史中的案例与文本展开。这一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众对希腊罗马时代历史经验的重视程度。

　　然而，古典史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公共传统并未在二战后的古典学界得到很好的传承。尽管伯里、哈蒙德、玛丽·比尔德等人，或者在希腊罗马史通史与教科书编撰方面倾注心血，或者为古典史学的公众化奔走疾呼，并努力改变古典学术传统的写作方式，但就二战以来古典史学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论，古典史学与史学的公共精神正在渐行渐远。二战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倾向促使当代学者强调文献考证和量化数据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文主义精神排除出了古典学研究；前人出色的研究成果带来的压力迫使新一代学者另辟蹊径，选择更为专狭的研究领域，有时甚至不免剑走偏锋，陷入过度琐碎考据的窠臼。到了21世纪，通史撰述传统和古典史学的叙事特色日趋衰落，相关领域的优秀作品乏善可陈。而由专题论文、学术专著、考古报告和古典文本校勘构成的古典学研究成果对读者的专业知识、语言功底要求高，很难引起本学科专家以外的读者们的广泛兴趣。与此同时，当代西方公众的古典学知识储备却在时代变迁与教育改革中有所削弱。因此，虽然当代的古典学工作者、尤其是相关专业的青年学者与研究生们在研究选题的多样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逐步改变着当代古典学的基本面貌，但缺乏叙事特色、人文主义精神和通史视野的古典学研究仍然很难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公共史学传统。对于曾经孕育过吉本、格罗特、蒙森、塞姆等同时在世界史学史、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崇高地位的古典史学而言，这种公共精神的萎缩诚为憾事。

　　不过，在当前的古典学研究领域，史学的公共精神也存在着复兴的可能与机遇。第一，与吉本、格罗特、乔治·芬利与蒙森的时代相比，21世纪古典学的从业队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的古典学教育与从业机会已向社会中的所有阶层开放，而来自欧美世界之外的东亚、印度与中东地区的学者们，也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国际化视野。如果说19世纪的古典学——这门象牙塔中的贵族之学，尚且能够具备强烈的公共精神，并在古典学的公共化方面作出努力，21世纪重拾并发扬史学的公共精神，也理应成为来自社会各阶层、世界各地区的新一代古典学研究者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第二，新史学潮流对全球史、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性别史等领域的关注，为当代古典学创作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激发大众读者兴趣的视角与方法。当代的古典学者们如能将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庞培、赫库兰尼姆等考古遗址揭示的古罗马日常生活，妇女、老人与儿童在希腊罗马社会中的生活状态等主题吸纳到自己的著述当中，可以为21世纪的古典学研究打开一片别开生面的园地。

　　（作者：吕厚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