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宫观官制度对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北宋后期，退居许洛两地的旧党士人大多具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印记，有着相似的政治立场和晚年生命体验。司马光与韩维长期领任宫观官期间，分别在洛阳和许昌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老会，逐渐将诗歌酬唱作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重心。徽宗即位后，苏辙提举太平宫，卜居许昌，其宫观官身份完美地将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集合在一起，成为“颍滨遗老”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此后的许昌诗社是北宋具有旧党属性的最后一个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关键词：宫观官制度；许洛地域诗人群体；嵩山崇福宫；司马光；韩维；苏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宫观官制度与文学研究”（17BZW097）。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始于宋真宗时期，因最初规定年高望重的大臣兼领神祠（宫观）而获取俸禄，又称祠禄制度。《宋史·职官志》载：“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熙宁变法后，领任宫观官（也称奉祠）成为党争背景下贬谪官员的重要辅助手段。正如宋人王栐所云，“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学界对宫观官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流变已有周详的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其与南宋士人心态、文学创作的关系，但甚少论及北宋时期。本文拟从宫观官制度的视角研究北宋熙宁变法之后的许洛地域诗人群体，考察宫观官身份对其日常生活与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

　　一、提举嵩山崇福宫：北宋后期许洛地域诗人群体的重要身份印记

　　许昌、洛阳在北宋后期均属京西北路，同处中原腹地，毗邻都城汴京，具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宋史·地理志》载：“河南府，洛阳郡，因梁、晋之旧为西京。熙宁五年，分隶京西北路……颍昌府，次府，许昌郡，忠武军节度。本许州。元丰三年，升为府。”由于许、洛地近京城，政治地位也颇为重要。洛阳被定为陪都西京，许昌则位于东西两京之间，时人刘攽称：“陪京之南，许昌为重。昆吾旧宅之地，是曰大邦；行朝启封之始，因建赤府。连七城之会繁，当一道之绥辑。”许、洛不仅地缘相接，而且人脉互通，联络密切。北宋文献中常将两地相提并论，如司马光《和景仁卜居许下》中有“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邹浩《送荣子邕宰新郑》中有“尔来几薰风，许洛犹声名”，朱弁亦云“闲居洧上，所与吾游者皆洛、许故族大家子弟”。许洛并举，也代表着它们为当时文化的高地和在野势力的重镇。两宋之交的张邦基更是直言：“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党论之兴，指为许、洛两党。”“许洛两党”主要是指旧党士人，王安石变法后，朝廷往往安排他们闲居于此，既暗含贬斥、不用之意，又有便于召还的意味。因此，“许洛两党”作为政治失意集团，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政治趋同性，其主体是退隐许洛、持旧党立场的官僚及其子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相，开始实施变法。许多政治上倾向保守的重臣因反对新法而离开朝堂，退居洛阳与许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与汴京新党集团对峙的士人群体。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载：

　　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王安石以奉祠处理异己的做法使得范镇、司马光、范纯仁、韩维、程珦等名贤及其子弟亲旧纷纷迁居许洛，两地也由此成为反对新法的重要区域，宫观官在其仕宦履历上留下很深的身份印记。南宋初年宋高宗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朕顾瞻许、洛之间，皆吾世臣之后。侍祠致胙，无废于时。方其平居，流风具在。”“侍祠”即领任宫观官。

　　宫观官又称祠官，分为内祠（在京宫观）、外祠（在外宫观）两大类别。宋人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六云：“宋朝宫观皆俟力请而后授，侍从而上任宫观者绝少，若因责降改作主管，方直差焉。熙宁初，王安石相，异己者方直除宫观，大抵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北宋时期，外祠宫观以名山为载体，许洛地域相连，嵩山横亘其间。作为京畿地区唯一的名山和道教第六洞天，嵩山道观林立，文化胜迹遍布。时人文同曾言：“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绝处。峦岭涧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联罫。前朝高爽傲逸之士，遗迹如昨。”嵩山的道教宫观以崇福宫和中岳庙最著名，它们均于北宋中期设置了外祠。宫观官“虽曰提举、主管某宫观，实不往供职也”，但北宋士人所提举或管勾的宫观往往位于其家乡或其此前为官地附近，他们的退居之所与挂衔的宫观在地缘上一般较为接近。因此，许多提举崇福宫或监中岳庙的文人士大夫，曾隐居嵩山或闲居嵩山脚下的许洛地区。

　　崇福宫在北宋宫观官制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最早设置外祠的五座宫观之一。它始于汉武帝敕建的万岁观，唐高宗时将其改为太乙观，宋真宗下诏对其修葺，并更名为崇福宫。仁宗朝又于其保祥殿供奉真宗及其皇后画像，使其成为皇家神御道观。熙宁年间，朝廷为安置大量政论有异者以及闲散官员，增加了崇福宫宫观官的员数，其政治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大观元年（1107年），宋徽宗下诏扩建崇福宫，并御制《西京崇福宫记》标识崇福宫的重要性：“王畿之西，琳官真馆，神圣所依，崇福为之冠。”崇福宫作为京西地区最重要的宫观，在宋朝宫观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正如宋人王安中《宝章阁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谢表》所云，“惟嵩岳之外祠，实洛师之重地”，北宋后期忤时的旧党士人多投闲于此。

　　熙丰时期提举嵩山崇福宫的士人最著名的应是旧党巨擘司马光和范镇。苏轼《范景仁墓志铭》曾云：“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人同年考中进士，同仕四朝，政见相投，在朝时交谊深厚，晚年均有长期领任宫观官的经历。熙宁四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遂居洛阳，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才再次入朝秉政。他晚年居洛十五年间，四任提举嵩山崇福宫、两判西京留台，均为闲职。其六十七岁所作《再乞西京留台状》云：“臣前后提举崇福宫已经四任，坐享俸给，全无所掌。今复有求丐，实自愧心。窃见西京留司御史台及国子监，比于宫观，粗有职业。”元丰五年，“西京留守文彦博言：‘提举崇福宫司马光昨以编修《资治通鉴》，非积岁月，未可成书，累乞闲官，以便修述。今再任将满，欲乞更许再任，庶不妨编修。’从之。”可以说，宫观官制度为司马光心无旁骛地撰写《资治通鉴》提供了时间保障和制度通道。在此期间，范祖禹“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他也四次提举崇福宫，跟随司马光在洛阳潜心修史，正如其《谢再任崇福宫表》所云“臣敢不深戒晏安，祗勤夙夜，毕精撰述，图报生成”。范祖禹祖叔范镇因批评新法早在熙宁三年就迁居洛阳，七年后徙居许昌。元丰八年，哲宗即位，范镇“拜端明殿学士，起提举中太一宫使兼侍读，且欲以为门下侍郎。镇雅不欲起，从孙祖禹亦劝止之，遂固辞，改提举嵩山崇福宫”。范祖禹有诗《蜀公恳辞经席改领嵩宫赋诗以代献寿》云：“累诏褒优免造庭，两宫虚伫想仪形。千年辽鹤高华表，万里云鸿独杳冥。绮皓采芝终佐汉，桓荣稽古旧传经。真宫岑寂烟霞外，南极光中作寿星。”诗中用“商山四皓”和“桓荣稽古”之典赞美范镇的高尚品格和精深学问。

　　熙丰时期领任崇福宫宫观官而返居洛阳的名士还有程珦。熙宁五年，程珦带领程颢、程颐归洛，直至元祐五年（1090年）病卒。其《自撰墓志》云：“熙宁中，厌于职事，丐就闲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岁满再任，遂请致仕。”程颐《先公太中家传》亦云：“自领崇福，外无职事，内不问家有无者，盖二十余年。”他们在闲居期间除与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重臣交游，还多次在嵩阳书院讲学，使得“洛学”名声大噪。一日，王拱辰来崇福宫瞻仰真宗御容，程颢替父作《代少卿和王宣徽游崇福宫》云：“睿祖开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俨周围。嗣圣严追奉，神游遂此归。冕旒临秘殿，天日照西畿。朱凤衔星盖，清童护玉衣。鹤笙鸣远吹，珠蕊弄晴晖。瑶草春常在，琼霜晓未晞。木文灵像出，太一醴泉飞。醮夕思飊驭，香晨望绛闱。衰迟愧宫职，萧洒自忘机。”诗中不仅描绘了真宗神像、仙仗旗帜及朱凤、道童、飞鹤、鸣笙等道教意象，而且揭示了提举崇福宫期间愧对俸禄与洒脱闲适的双重心态。程珦去世两年后，程颐也管勾崇福宫，曾上《谢管勾崇福宫状》。

　　许昌也是北宋后期旧党名臣之后迁居的重要地域。除范镇之外，范仲淹和韩亿的后代自幼迁徙至此，晚年因党争受挫领任宫观官、知颍昌府或致仕，长期生活在许昌。范氏家族与韩氏家族的主要成员晚年里居许昌的情况简介如下。范纯仁，字尧夫，曾于元祐四年、绍圣元年（1094年）两知颍昌府，元符三年（1100年）提举崇福宫。范纯礼，字彝叟，绍圣四年管勾亳州明道宫，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知颍昌府，旋即提举崇福宫，崇宁三年（1104年）提举鸿庆宫。范纯粹，字德儒，绍圣四年管勾江州太平观，徽宗朝落职提举鸿庆宫，崇宁五年管勾太清宫。韩维，字持国，熙宁八年与元丰四年两知颍昌府，元丰六年至元祐五年连续提举崇福宫。韩绛，字子华，熙宁七年知许州，元丰元年、四年两任西太一宫使。

　　晁氏家族作为北宋名门望族、文学世家，其家族成员也常领任嵩山崇福宫、中岳庙等宫观官。晁咏之因晚年提举崇福宫，将其作品集命名为《崇福集》：“元符末，上书，居邪等，废斥二十年，以朝请郎奉祠崇福宫而终，故以名集。”其兄晁说之早年游学于司马光门下，一生七次领任宫观官。其中，对他思想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首次，即崇宁二年，四十五岁的晁说之监中岳庙，遂隐居嵩山，直至崇宁五年。靖康元年（1126年）他还曾提举嵩山崇福宫。晁说之因党争而领祠禄隐居嵩山，故其文集命名为《嵩山文集》。

　　与晁说之同时隐居嵩山并领任宫观官的还有阳翟（今许昌禹州）人陈恬和崔鶠。“陈恬，字叔易，尧叟裔孙也。博学有高志，不从选举，躬耕于阳翟，与鲜于绰、崔鶠齐名，号‘阳城三士’。又与晁以道同卜隐居于嵩山。”陈恬是著名的嵩山隐士，“出仕时间并不长，除任秘书省正字，入王序幕府，管勾清平军上清太平宫，直秘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之外，多数时间都在隐居”。其好友崔鶠，字德符，崇宁元年入元祐党籍，管勾嵩山崇福宫。

　　北宋后期提举崇福宫而退居许洛地区的还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吕公著、“二程”弟子杨时以及吕诲等反对新法的士人。他们虽属新党政治打压的在野势力，但仍然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及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耆老会：司马光、韩维领任宫观官期间组织的名臣诗人群体

　　在北宋后期提举嵩山崇福宫闲居许洛的士大夫群体中，司马光、韩维晚年均长期领任宫观官，在两地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以曾经的名臣身份和宫观官提供的充裕时间分别组织洛阳和许昌的耆老会。韩维《予会宾答微之惠诗》诗中所言“官冷身闲百不营，一时高会得耆英”，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的宫观官身份与组织耆老会的关系。

　　宋代耆老会主要以年老任闲职或致仕的官员构成，数量达到三十四个。其中，又以司马光提举崇福宫期间参与组织的洛阳耆英会影响最大。《邵氏闻见录》卷十记载：

　　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中风俗尚齿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郑奂绘像其中。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年七十。时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入会。

　　就身份而言，除司马光外，楚建中、张问、张焘等也均在提举崇福宫任上。耆英会本来沿袭白居易“九老会”必须年满七十的规定，但司马光当年才六十四岁，可见其在洛阳的政治声望之隆。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云：“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自乐天之会已然，是日复行之，斯乃风化之本，可颂也。”

　　次年（1083年），司马光又主持成立真率会。《苕溪渔隐丛话》载：“洛中尚齿会，起于唐白乐天，至本朝君实亦居洛中，遂继为之，谓之真率会。”与会者七人，除司马光外，其余均在七旬以上，司马光有诗《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为证。“真率会”成员也是德劭位尊的耆宿老臣，蔚为一时之盛。其中，司马光、楚建中、宋道当时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和王少卿（自注：尚恭，字汝之）十日与留台、国子监、崇福宫诸官赴王尹赏菊之会》诗云：“儒衣武弁聚华轩，尽是西都冷落官。莫叹黄花过佳节，且将素发共清欢。红牙板急弦声咽，白玉舟横酒量宽。青眼主公情不薄，一如省闼要人看。”这些“西都冷落官”以结社的方式聚集，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要人看”暗含以集体沉默和群体唱和的方式回应新党。耆老会表面上宣称诗酒风流、颐养天年，实则为了缔造一个与变法势力相抗衡的士人集团。司马光作为洛阳耆老会领袖，创作了大量的唱和诗作，吸引僚友士人的广泛关注，从而形成熙丰诗坛重要的名臣诗人群体。

　　大约同时或稍后，许昌也出现了以韩维为中心的耆老会。韩维自元丰四年知颍昌府直至去世的十八年间，除短暂入朝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许昌。元丰六年，“甲子，知颍昌府、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韩维提举崇福宫”。六十七岁的韩维首次提举嵩山崇福宫，退居许昌，便作《偃仰》诗云：“鹊噪庭柏喧，朝光来入隙。祠官谢余事，偃仰百骸适。回思朝市人，小大各有役。区区就终尽，万古同一迹。而我遂慵散，兴味良不极。富贵非所慕，兹愿傥有获。”诗题取自《荀子·非相》中的“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比喻随世事沉浮或进退。诗中描绘了他担任宫观官之后闲适和“慵散”的生活状态。

　　次年（1084年），韩维与颍昌知府孙永开始频繁的诗歌往来。孙永，字曼叔，赵郡（今属河北）人，因其父孙旦“徙占颍昌府长社县，子孙遂为许人”，《东都事略·孙永传》记载：“神宗虑立法未尽，诏韩维及永究实利害，而御史张琥言维与永定夺不当，永罢降龙图阁直学士、知颍州，会赦复旧职，知太原府。以将作监召还，迁端明殿学士、提举崇福宫，起知陈州，徙颍昌府。哲宗即位，召拜工部尚书。”韩维有诗《偶成寄曼叔》云：“红芳落尽鸭陂边，白首伤春倍惨然。自愧闲官消永日，独吟佳句想当年。早休诸吏眠斋馆，时引双童上舞筵。闻说年来亦归兴，琳宫仙籍旧无员。”二人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早年就曾交游频繁。此时他们都已步入暮年，且领任宫观官而闲居故里，回想起当年的诗酒风流，情何以堪！“明年，（孙永）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

　　韩维于元祐三年再次提举嵩山崇福宫，同时提举崇福宫并卜居许昌的还有王皙。王皙，字微之，太原（今属山西）人，元祐年间以龙图阁学士提举崇福宫，直至终老，与韩维晚年交往颇多。韩维《王微之龙图挽辞》极力称赞他晚年的奉祠生活和高超的诗艺：“高情夙慕冥鸿举，晚节终随倦鸟回。……九十年龄随化尽，所嗟不尽是君才。”韩维与王皙酬唱时，多次提及自己对于宫观官的身份认同，如其《和微之饮杨路分家听琵琶》云“须知丞相官仪重，不及琳宫自在人”，其《次韵和厚卿答微之》又云“书闻玉座光儒效，任久琳宫长道情”。次年（1089年），出知颍昌府的范纯仁也加入韩维等人的酬唱，他们经常聚会宴饮，欣赏当地西湖美景。范纯仁《西湖四首》其三云：“深堂高阁启清风，舟泛荷香柳影中。日月待公逃暑饮，官无拘检是琳宫。”诗后自注：“持国、微之皆领崇福宫。”范纯仁罢相后，也两次出知颍昌府，建中靖国元年卒于许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除短暂回朝和谪居永州外，其余时间多在许昌，也曾提举崇福宫和领任中太一宫使。

　　韩维在诗中多次描绘许昌耆旧诗人们的生活，其《予招宾和微之》诗云：

　　恩予琳宫庇病身，闲中得近酒杯频。偶成五老追前会（自注：予与微之四君年七十以上），仍喜三公作主宾（自注：尧夫罢相偃藩犹黑头）。欢兴到来歌自发，吝情消尽语皆真。时人不用惊疏放，同是羲皇以上人。

　　由“尧夫罢相”可知此诗作于元祐四年，范纯仁时年六十二岁，虽然未及古稀之年，但与七十岁以上的“四君”一起，组成了许昌“五老会”。尾句语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以“羲皇上人”比喻无忧无虑、生活闲适的耆旧诗人群体。韩维《和公美以诸家会集所赋诗》又云：

　　道在何非乐，官闲不近权。过从只闾里，真率易盘筵。捉麈躬千圣，衔杯慕八仙。清欢垂老得，佳句即时传。玉醴初醇日，琼花欲坠天。谁能于此际，华发问流年。

　　从“官闲不近权”来看，这次集会也应发生在韩维领任宫观官期间。这些晚年退居许昌的名臣诗酒唱和，酷似杜甫笔下的“饮中八仙”和司马光在洛阳组织的“真率会”。韩维也曾参加卞仲谋召集的“八老会”，其《卞仲谋八老会》云：“同榜同僚同里客，斑毛素发入华筵。三杯耳热歌声发，犹喜欢情似少年。”从韩维《和微之》诗自注“范尧夫相公、卞大夫在坐”和“宾主四人并家颍昌”可知，集会参加者韩维、范纯仁、王皙、卞仲谋均家居许昌。

　　元祐八年，范纯仁再知颍昌府，愈发羡慕时年八十二岁尚在宫观官任上的王皙，因作《谢微之见赠》诗曰：“属邑逢公喜望尘，便陪将漕向江滨。当时早重朋僚契，晚岁重敦道义亲。华衮已惭无德称，琳宫弥羡最闲身。相过无惜频欢醉，八十康宁有几人。”他在《和王微之赴韩持国燕集》中记录当时集会的欢乐场面：

　　颍川太守无羁束，为政课卑才第六。里中耆旧六七翁，渐闲勇退皆高躅。独愧衰疲掌民社，谩拥熊轩驾丹毂。身病何由安百姓，才薄岂当尸厚禄。巧匠居旁只坐观，老手真能袖间缩。唯有过从相爱心，青松不肯更寒燠。韩公开宴坐高堂，帐帟垂红窗绮绿。帘深不散玉炉香，夜长屡剪铜盘烛。从容谈笑杂笙歌，烂熳肴烝兼海陆。翩翩舞态学惊鸿，嘹喨龙吟出横竹。与公进退晚相同，曾共忧勤参大麓。酒量从兹减壮年，岂复长鲸吞百谷。兴来犹勉奉公欢，金尊未釂先颓玉。且同万物乐时康，况慕诸君知止足。

　　范纯仁自称“颍川太守”，面对出席韩维燕集的“里中耆旧六七翁”，在感慨“与公进退晚相同”的同时，也羡慕他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生活心态。他们晚年闲居许昌迥异于钩心斗角的朝堂，因此，他们的友情在诗酒酬唱和欢歌曼舞中老而弥坚。

　　耆老会是北宋后期许洛诗坛上具有相当规模和声势的名臣诗人群体，司马光、韩维在其发展过程中担任核心成员和组织者的角色。随着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维、王皙和范纯仁的相继离世，洛许耆老会也渐趋式微。

　　三、苏辙晚年的宫观官身份与“颍滨遗老”形象塑造及许昌诗社的形成

　　北宋后期频繁的党争是许洛地域诗人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熙丰时期旧党士人群体出现许洛并存的局面，那么，北宋末期则呈现出向许昌一地聚集的特征。徽宗时期，元祐旧臣、苏轼及苏门弟子几乎凋零殆尽，苏辙成为硕果仅存的文学大家。崇宁党禁迫使旧党后裔重新聚集，吸引聚集的核心人物正是苏辙。清代王士禛曾云：“蜀、洛之党，亦曰许、洛，盖以颍滨晚居许田。然东坡卜居阳羡而葬郏，未尝一日居许也。”许昌是苏辙晚年长期寓居之地和终老之地，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府十二载，其间作诗三百七十余首，是北宋末期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

　　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贬谪岭南的元祐大臣纷纷内迁，苏轼、苏辙名列其中。当年十一月，兄弟二人同时领任宫观官，苏轼提举成都玉局观，苏辙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均任便居住。苏辙因有田产而前往许昌居住，其《复官宫观谢表》云：“顷尝卜居嵩颍之间，粗有伏腊之备，杜门可以卒岁，蔬食可以终身。生当击壤以咏圣功，死当结草以效诚节。”其青词《许昌三首》其一亦云：“臣顷以宿世旧殃，七年流窜，天鉴在上，矜其无他，还寓颍川，粗霑微禄。顾视世事，自知难堪。姑愿筑室耕田，养生送死，优游里社，聊以卒岁。”不久之后，他邀苏轼同住，苏轼初从其意，后决意不往，于次年七月病逝常州。

　　数月后，徽宗改元崇宁，蔡京拜相，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大臣及其子弟大肆迫害，苏轼、苏辙及“苏门四学士”皆在党籍。崇宁二年正月，苏辙因避祸迁居汝南，六月，由太中大夫降为朝议大夫，十月，朝廷罢免其宫观官，其《颍滨遗老传》对此有记录：“皇子生复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苏辙在《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川》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困窘生活：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处朝市，日耗太仓积。中心久自笑，公议肯相释？终然幸宽政，尚许存寄秩。经年汝南居，久与茅茨隔。祠宫一扫空，避就两皆失。父子相携扶，里巷行可即。屋敝且圬墙，蝗余尚遗粒。交游忌点染，还往但亲戚。闭门便衰病，杜口谢弹诘。余年迫悬车，奏莫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傥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多忧慄。永怀城东老，未尽长年术。

　　苏辙提举太平宫期间，寄食祠禄，虽官俸微薄，但有基本的经济保障。他在汝南时开始担心宫观官任满之后的日子，其《次迟韵寄适、逊》诗云：“汝南薪炭旧如土，尔来薄俸才供爇。眼前暖热无可道，心下清凉有余洁。颍川归去如何时？祠宫欲罢无同列。夜中仿佛梦两儿，欲迓老人先聚说。”苏辙被罢免宫观官后失去了朝廷供给的俸禄，这也是朝廷党禁加剧的重要政治信号。此时苏辙仍处于禁锢境地，只能选择闭门索居，诗歌酬唱的对象也仅限于家庭和亲戚。其《十日二首》之一云：“交游散尽余亲戚，酒熟时来一叩扉。”他本来想再乞宫观官或致仕，但身在党籍，他未敢上奏，在提心吊胆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窘迫的生活。

　　此后，苏辙把主要精力用于家庭生活，开始租屋、买宅和营造新居，并将具体过程详细地写入诗中。其中对“遗老斋”的兴建记录尤详：“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此处的“几十年”，即将近十年之意，指的是苏辙提举太平宫之后的岁月。在这期间，苏辙独坐“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精心撰写《颍滨遗老传》。“遗老”二字是他晚年形象的身份标识，象征着他对旧党气节的崇尚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遗老斋”看似与外界隔绝，实则为苏辙晚年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命空间。

　　苏辙在独居时开始体认自己的身份，在《初成遗老斋》其二云：“旧说颍川宜老人，朱樱斑笋养闲身。无心已绝衣冠念，有眼不遭车马尘。青简自书《遗老传》，白须仍写去年真。斋成谩作笑谈主，已是萧然一世宾。”此处所言的“写去年真”应是作于崇宁五年的《自写真赞》，赞云：“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他将自己塑造为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宫观官无疑是这三种面相的完美集合，对于考察苏辙自我身份认同有重要价值。

　　苏辙作于同时的《予昔在京师，画工韩若拙为予写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叶县杨生画不减韩，复令作之，以记其变，偶作》结句云：“近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他六十八岁所作《丁亥生日》亦云：“老聃本吾师，妙语初自明。”苏辙自称道门中人，不仅仅因为他晚年曾作《老子解》，也与宋人领任宫观官后往往自称道士有关。虽然奉祠只是借宫观之名食禄，但其具有的道教符号意义仍然对士人心态产生某种暗示。因此，宫观官既属职官系统，标示士大夫身份，又含有贬谪和退隐色彩。

　　苏辙虽然经常在诗中构建理想的隐居生活，以躬耕为最终归宿，但直到他晚年寓居许昌，以种田为生，农夫的形象才逐渐丰满起来。他在此时的诗歌中甚至以农夫自称，如《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其五中的“麦秋幸与人同饱，昔日黄门今老农”，《再赋葺居三绝》其二中的“游宦归来四十载，粗成好事一田家”。苏辙一生欲隐未隐，始终身居官位。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官吏形象分化为仕途坎坷的失意者和关心民生的政治家。赞文中的“终日如愚”语出《论语·为政》中的“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这里是说缄口不问世事。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写下了“自顷闭门今十载，此生毕竟得如愚”的诗句。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又作《壬辰年写真赞》：“颍滨遗民，布裘葛巾。紫绶金草，乃过去人。谁欤丹青，画我前身，遗我后身？一出一处，皆非吾真。燕坐萧然，莫之与亲。”其中带有强烈的回顾性质，凝聚了苏辙对自我人生的深沉思考。此时的他偏好自己的隐士形象，对于仕宦生涯，认为是误入“廊庙”，比起紫绶金章的高官显爵，布裘葛巾的道士或隐者身份更能得到他的认同。他在《赠写真李道士》所云“十年江海须半脱，归来俯仰惭簪绅。一挥七尺倚墙立，客来顾我诚似君。金章紫绶本非有，绿蓑黄箬甘长贫。如何画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

　　苏辙提举太平宫的三年是他卜居许昌的开始，也为其晚年心态奠定了基调。他的诗中经常提及这三年的生活状态，如《九日独酌三首》其一中的“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上元夜适劝至西禅观灯》中的“三年不踏门前路，今夜仍看屋里灯”，《遗老斋绝句十二首》其一中的“杜门本畏人，门开自无客。孤坐忽三年，心空无一物”，等等。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在总结苏辙闲居许昌时说：“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在此期间，苏辙不仅创作了大量诗篇，先后完成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和《应诏集》的搜集和编纂，而且以文坛耆宿和元祐重臣的身份影响着当时的士人取向和文学生态，成为北宋末期苏门乃至旧党士人的领袖人物。正如苏过《叔父生日四首》其一所云，“斯文有盟主，坐制狂澜漂”“手持文章柄，烂若北斗标”。

　　苏辙去世五年后的政和七年，晁补之的外甥叶梦得知颍昌府，与时任颍昌通判的韩维之孙韩瑨、知颍昌府郾城县的苏过，以及寓居许昌的旧党公卿后裔结为规模宏大的许昌诗社。根据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的记载，诗社成员共十二人，分别为叶梦得、韩瑨、韩维之子韩宗质、韩缜之子韩宗武、韩维之婿王实、曾公亮之孙曾诚、苏迨、苏过、苏过之姻亲岑穰、叶梦得之妹婿许亢宗、晁将之、晁说之。除叶梦得舅父晁氏兄弟在新郑和金乡“遥请入社”外，其余十人当时均居许昌。许昌诗社大致集合了桐木韩氏家族、眉山苏氏家族、澶州晁氏家族三大文学世家的部分成员，在政治立场、诗社宗旨、集会方式上与其长辈们在许洛组织的耆老会一脉相承。他们“时相从于西湖之上，辄终日忘归，酒酣赋诗，唱酬迭作，至屡返不已。一时冠盖人物之盛如此”。《许昌唱和集》今已失传，韩维四世孙韩元吉《书〈许昌唱和集〉后》云：“叶公为许昌时，先大父贰府事，相得欢甚。大父以绍圣改元登第，对策廷中，有‘宜虑未形之祸’之言，由是连蹇不得用。建中靖国初，几用复已，凡四为郡倅，秩满辄丐宫祠，遂自许昌得请洞霄，以就休致。”由此可知，“大父”韩瑨在北宋末期也屡任宫观官。

　　诗社主盟叶梦得因被朝廷弃置不用，出知许昌时就已萌生退隐之志。他与当时的元祐党人亲属相互酬唱，可视为仕途失意之人的精神慰藉。宣和二年（1120年），叶梦得提举南京鸿庆宫，离开许昌，退居湖州卞山。次年，五十岁的苏过在许昌西湖旁边筑园“小斜川”。陆游《老学庵续笔记》载：

　　（苏）叔党宣和辛丑岁得隙地于许昌之西湖，葺为园亭。是岁叔党甫五十，尝曰：“陶渊明以辛丑岁游斜川，而诗云‘开岁忽五十’，是岁吾与渊明同甲子也。今吾得园之岁，与渊明游斜川之岁适同。”因以“小斜川”名之。

　　苏过取“斜川”作为晚年居所之名，自号“斜川居士”，其文集称《斜川集》，将陶渊明看成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和人生模式的符号，透露出诗人的归隐情怀和逍遥出尘之志。迁居“斜川”两年后，苏过猝然离世，标志着北宋时期许洛地域最后一个具有旧党属性的诗人群体的终结。

　　综上所述，作为北宋宫观官制度分水岭的熙宁变法促使旧党公卿及其子弟向许洛地区聚集。他们大多具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印记，有着相似的政治立场和晚年生命体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诗酒唱和与交游雅集上，试图以此突破人生困境，寻找生命归宿。为了政治上声息呼应和凝聚力量，司马光和韩维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老会，向朝中当政的新党宣示他们的存在。苏辙晚年卜居许昌时的宫观官身份是其“颍滨遗老”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此后的许昌诗社是具有旧党属性的最后一个许洛地域诗人群体。许洛作为北宋后期旧党士人集会结社的中心，从宫观官制度的视角厘清其间纷繁交错的人际交游网络与地域性文学活动踪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