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属于“传说时代”或者“原史”时期。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但自晚清、民国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五帝时代基本被否定。虽然随着1928年以后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的发现，极端的“东周以上无史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尤其是五帝时代，学术界仍然充满质疑。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当出自西周或春秋。“五帝”的具体名单有不同说法，其中最重要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说，很可能春秋时期早已存在。殷墟的发掘和晚商史的证实，说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的论证逻辑存在很大缺陷。晚商既然是信史，那么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时代理应存在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目前所见关于五帝时代的文献都在晚商以后，这些后世文献只是提供了五帝时代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可能性。只有将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密切结合起来，找到适当的研究方法，才有希望得到五帝时代的真相。

　　增强古史对证的确定性和有效性

　　考古学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证古史是有可能实现的。考古资料长埋于地下，没有人为窜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一个世纪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的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些集团的遗存应当基本已被发现。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两者之间的互证。已有的对夏商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以考古学文化和族群、国族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为前提。由于后世文献传说中特定族群的记载模糊或歧异，族群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对考古学文化本身也存在不同认识，因此考古遗存和古史的对证存在不确定性。

　　有两种研究方法可以增强古史对证的确定性和有效性。第一种是变迁法，就是以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传说中的重大战争或迁徙事件的方法。考古学上的巨变是比较容易观察到和容易确定的，发生巨变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大规模战争和迁徙，这应当也是古人印象最深、最容易被准确记载传承下来的内容。用这种方法所确定的关键点，可以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点。第二种是“谱系法”，就是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相互结合的方法，一旦三谱（三面、三网）基本吻合，就会形成更加确定的推论。

　　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

　　文献传说中五帝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事件，就是五帝时代之初轩辕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以及五帝时代之末的“禹伐三苗”。与“禹伐三苗”大略同时的“稷放丹朱”事件，也可能伴随着军事暴力。这些战争事件在考古学上都有比较明确的证明，从而为五帝时代考古学探索建立了三个比较坚实的基点，由此可以初步确定五帝时代的基本时空格局：五帝时代从大约距今4700多年至约距今4100年，延续600多年。大致分为三期，早期包括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中期包括颛顼及其以后诸帝，晚期包括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时代既非中华文明的起源也非形成时期，而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兼并融合，五帝时代已经建立了广域王权国家的雏形，统治范围可能至少涵盖黄河流域大部，晚期“禹伐三苗”以后更是将长江流域也纳入国家版图，为初步“大一统”的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五帝时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信史的头一篇章，对五帝所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的崇拜信仰和效法，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文化上保持“一体”、政治上追求“一统”进而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古学的产生虽然使得复原或者重建中华上古史有了新的路径，但单纯依靠考古学很难解决上古时代的精神创造、制度创造、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等重大问题。当然，对五帝时代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前提是研究者必须熟谙相关文献传说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必须掌握严谨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能盲目比附。后世文献对五帝时代的记载必然真假杂糅，需要认真辨析；初步建立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还很粗糙，需要根据新的发现不断完善；基因谱系的建设工作刚刚起步，需要大力加强；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理论方法更是亟须提炼创新。只有这样，对五帝时代的认识才有可能越来越接近真实。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