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且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发展的成就或“奇迹”,已经历史性地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本文力图就中国道路何以成功的原因，进行历史哲学的解读与阐释。

　　一

　　首先，我要声明，在此我只是阐释中国道路的成功，而不是证明中国道路是唯一的成功道路。实际上，近代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迅速崛起的案例。譬如，美国历史学家麦格劳就写道：“……在1820—1990年这170年间，人均年收入的增长在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麦格劳还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证明，“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其出现之后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未来的社会应该建立在更加公正的制度基础上，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就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进程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的人口规模更大，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中国2020年的GDP是1980年的220倍，人均GDP是150倍；而且在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谈到“中国道路”，就必须给这个“道路”以内涵上的规定性。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在追求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探索过程中走出了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发展路径。这是一条大国崛起的道路，也是社会主义成功探索的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是制度创设、文化演变的结果，也是世界发展大势给中国提供历史机遇的产物，但是历史文化和世界形势不可能自动带来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斗实践结果。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二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是从“无”或零开始的，也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展开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航船，一方面是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启程的，另一方面是在参照世界各国百舸争流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教训中不断寻觅探索推进的。中国道路的探索不是随心所欲构建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在符合中国实际、契合世界发展大势条件下进行创造性实践的过程。

　　首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持续开放。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成就，然而，在近代以来却落伍了，甚至一度“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中国历史上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期，如汉唐盛世，元代和明朝初年，都是处于比较开放的状态，不仅在发展开拓上积极进取，而且在对外交往方面也展现了广博的胸襟与气度。西方的崛起绝不是什么种族或文化上的优越，而是历史的机缘造成的。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却可以反观。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与航海及殖民联系在一起的。航海不仅需要天文、地理、水文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航海及贸易带来的交往的扩大也有利于知识的生产，新的知识与贸易的扩展又推动了产业的革命。

　　由此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和思想意识上的落伍是从明朝的禁海政策就已经开始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具有先于欧洲探索和发现新世界并从中获利的必要条件，但是历史并没有沿这条轨迹发展。”假如15世纪初期，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持续延续且不断扩大的话，那么最先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上实现突破的，也许就是中国人了。可是，“到了1436年，帝国干脆发布一项法令，禁止建造新的远洋船舶。……造船技术迅速荒疏衰退，到了16世纪中叶，中国海军已无力抵御在中国海岸一带活动日益猖獗的海盗。”不仅如此，西班牙历史学家麦克伦南还指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这个最先进的文明体系开始背对世界，发展陷入停滞，一个本可能称霸世界的帝国逐渐变成欧洲大国劫掠的目标。”中国可能称霸世界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但中国从航海退回海内的陆地，从而失去了开放和发展的机遇，这确实是关键的转折点。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互通有无的交流，知识和文化的创新也需要多样性的互鉴。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唯有持续的开放才能永葆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开放才有发展的新边界，开放才能不断开启新的发展可能性。未来的历史将证明，1978年以来中国逐渐打开国门，坚持持续有序的开放，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以往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兴衰的交替，但是近代这次的衰败与过去的王朝兴替不一样。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更多是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或直接入主中原造成的，不仅很快就重新恢复繁荣，而且外来者很快被建立在更先进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就此，日本研究现代化历史的教授指出：“中国最大的特长是它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亚洲的文化大国，包括日本的中国周围国家是汲取了中国的文化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的。虽然有几个时期北方的民族在武力上优于中国，但即使这样的时期，中国仍没有失去亚洲大国的地位。”不过，鸦片战争之后，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改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失去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中国近代的衰败则不同，因为这次它所遭遇的是比当时的中国掌握更加先进生产力的西方人，中国人面对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文明。我们不能再按部就班地依照中国的旧制进行历史演化，因为那样我们就面临进一步衰落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启蒙”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靠殖民掠夺而发展的，它们不会允许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发展得同它们一样强大，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列强，那么它们也就没有多少可以掠夺的对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的是“救亡”的问题。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道理：“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或许有人反驳，日本也是后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功者”,也曾经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为什么日本就能够成功?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上压力更大一些。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依田憙家指出的，“当时欧美对东亚的压力主要对着中国，对日本的压力因而比较弱一些，这也是对日本现代化非常有利的条件。”鉴于这种差别，日本仍然可以走模仿西方的路，而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这就是“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改变中国、发展中国?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同时解决中国现代化“启蒙”和民族独立“救亡”的双重任务。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性，认可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批判其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实质。这就给寻求启蒙与救亡道路的中国人民以行动的指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创造发展奇迹的中国道路。

　　第三，新中国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不断改革。正如前边所述，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下，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既给了我们以学习的动力，也限制了我们的眼界，给我们增加了许多条条框框，让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变得越来越僵化。“计划”能够给人们战略目标作为导向的好处，但是也容易让人们忽略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不断调整计划的必要。

　　另外，从其实质上看，任何计划都是人来制定的，而本质上作为“Dasein”的所有人在认识上都是有局限性的，现实中不可能有一劳永逸完善的计划。按照《易经》的观点，“变则通”,通则易生；这就是说，变革有利于发展，发展才能开启有希望的未来。旧的习惯和陋俗往往成为限制我们创造力的枷锁，只有打破原有思想规划的牢笼，才能超越陈规旧俗的束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无论党还是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把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正视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要变革要创新，就必须让思想冲破旧意识、旧框框的束缚，让思想在更加广阔的空间思考，让改革创造的行动不断拓展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当然，许多国家都想进行成功的改革，为什么不一定都能够取得成功呢?这里可能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世界“始基”,没有绝对的神圣存在，中国古代就按照“天人关系”的互动体系理解社会变化，这也许给中国改革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别的文章中加以论证，此处就不赘述了。总之，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也不能有停顿。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我们不断通过改革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第四，全球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要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都想通过一定的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面貌。但是，为什么真正成功者寥若晨星。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发展利益，拓展出自身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世界体系或西方霸权形成之前，各民族往往是各自在一定地域内相对孤立地发展着的。直到1820年，中国、印度加上亚洲其他地方，经济产出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后来被欧洲甩开，远远落后于欧美。实际上，西方的崛起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历史进程。但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促进，西方的崛起让原来大多孤立、分散的民族演化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而这种将所有民族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却是建立在支配-从属或中心-边缘的关系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正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是充满“血与火”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所谓“新大陆”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而且西方殖民过程充满了杀戮，“英国对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臣民的残酷压迫；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在东南亚国家中犯下的种种罪行；美国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赤裸裸的殖民入侵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西方的霸权依然如故，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当代的西方霸权更多体现为贸易政策、金融机制、人权标准，等等。原巴西学院院长何塞·罗米欧在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一书写的前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被用做造成经济控制和为全球政策辩解的概念。这些全球政策要求最贫穷国家屈从，丧生其生命力，最终破坏其国家根基和民族精神。”卡洛斯·马丁斯在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一书写的绪论中也指出：“依附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由对国际资本的从属关系而形成的；当帝国主义和垄断势力在国际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时，外部条件对外围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大大限制了这一发展具有独立性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此举步维艰。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走成功，就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邓小平则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走自己探索且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中国才能够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按照自己的节奏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三

　　任何国家都希望能够独立自主，许多国家希望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节奏保持开放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是愿望不一定成为现实。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密码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在此，我更多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论证，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去证明。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总和。但是，历史以事实证明，唯有组织起来的民族和国家力量，才能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现在有些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有所谓“自由放任”的传统。实际上，在历史上，“英国政府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并有助于确定其前进的道路”,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是在其获得优势之后才展开的，因为这符合其最大利益。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德国最初落后于英、法等国，19世纪中叶时德国很多地区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这主要是因为“直到1871年德国才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此时英、法等“早在数百年前就实现了统一。”“但到了1900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却成了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这主要得益于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实行共同的商业政策，对外则统一关税。”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东亚率先崛起，也是日本更早地实现了国家内的统一。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国家意识爆棚，成为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动力，当然也因偏狭的民族主义让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学者依田憙家分析了日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之前走向现代化道路。这主要是因为：在佩里将军帅美国舰队扣关之后，面对西方的压力，“在当时的日本，以已经形成的国内统一市场为基础，民族的形成相当迅速，所以对外危机感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因素。……但由于统治机构是分散的，所以反而以对外危机感为媒介，增强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民族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发自民族意识的攘夷思想能够很容易地升华为要求国家统一的思想。”比较之下，“中国长期居于包括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国际秩序——册封体制——的中心，由于中国本身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迟缓，在一种默然的‘天下’的意识之下，阻碍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来认识。”中国人不知道现代国家与“天下”的不同，也不理解国家与朝廷的区别，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历史的悖谬现象，日本处于各番分治的情况在西方的压力下要求统一，中国却在封建专制之下，要求变革改良的时候恰恰会动摇国家的统一。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的文化氛围上，与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相比，日本也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拥有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另外，在一个西方列强到处殖民扩张的时代，唯有民众团结一心和国家统一才能维护民族的独立。“日本周围为大海包围，拥有的国土比较狭小，因而早在江户时代中期就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而中国是拥有广大国土的内陆国家，国内统一市场成立晚”。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与许多其他后起之秀”——新加坡、韩国——一样，日本也是“用政府的力量来加速发展”。“日本政府不仅在大工程上投资，在组织贸易展览会、建立质量认证体系以及促进行业联盟的发展等方面，也协调并支持在明治政府的非农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小型企业。这些活动大多出现在明治政府于1884年发表的十年经济发展计划中。这项计划达30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计划之一。”

　　从德国、日本崛起的历史可见，唯有国家统一起来，整个民族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才会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这个道理在现时代仍然具有意义。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做不到这一点呢？这除了刚才依田憙家分析的理由，更加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崛起之前，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问题在于，这个时候的中国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当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为救亡图存而“学习西方”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在作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强权政治或“世界体系”下，西方留给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只剩下“边缘”、“依附”、“失败国家”等等了。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由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就容易理解了。

　　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流砥柱。为什么?一方面，国家必须统一起来才能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在现时代仍然具有意义。美国战略研究家罗伯特·阿特就指出：“……现在仍是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最重要因素。”“市场并不在政治真空里，而是处于政治秩序中，国际市场也处于大国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中。……而且，全球化主要是富国和强国的现象。”古巴学者赫尔曼·桑切斯指出：“新自由主义阶段各国经济的跨国化也意味着主权的极度丧失：把它们称做依附性国家已经绝不是一种夸张。”“国家被缩小和削弱以后，减少了民族经济抵御外国经济压力的能力。只有国家以其集中的资源和调节机制，才能化解外国的经济压力。”

　　另一方面，二战之后帝国主义也发展到了新阶段，即世界进入了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的阶段。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凌行为越来越恣意妄为。美国的霸权已经发展到不仅要捍卫自己优势地位和利益，而且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接近自己，认定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接近自己都是对自己霸权的威胁，必须加以遏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GDP接近美国的70%时，美国靠“广场协议”将日本压制下去，让日本陷入失去竞争力的几十年，从而一蹶不振。现在中国又接近美国的实力，美国是更无法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由于“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度的结构性变化”,而“对于那些在‘美国即世界第一’的世界里长大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尽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发生战争不仅是有可能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比目前所认识到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霸凌心理超出道德价值观的底线。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却限制中国的发展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也走西方的道路，那么美国同样会像对待日本一样，把中国压制下去。记得这些年来有些日本的首相一表现出丝毫的自主意愿或者试图对美国“说不”,往往会因各种原因迅速倒台。显然，美国依赖强大的情报和国力，可以驾轻就熟地在西式民主模式下搞垮自己不喜欢的政权，甚至有时公开颠覆他国的政权。

　　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且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现时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也许能够有某种开放，但将是没有正确方向的开放，中国必将继续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没有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改革，但那将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的中国道路，成为美国难以下口的硬茬。

　　人民希望幸福，国家希望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起，亚洲奋起直追，从所谓韩国、新加坡加上中国的台湾、香港所构成的“亚洲四小龙”,随后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接着就是东南亚和印度。但是，某些小经济体，美西方还可以忍受，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创造发展奇迹，超出了他们的愿望。中国道路的成功，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慌，中国的成功使西方的道路或制度遇到竞争。问题在于，中国道路既然创造了发展奇迹，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放弃，而转而选择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模式?希望中国这样做的人，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作者：韩震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