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对抗性、排他性力量的兴起推动着集团政治和阵营政治的泛起。国际关系发展中出现过多次对抗式阵营政治的教训，这不是国际关系进化的方式和目标。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利益、权利、责任高度关联，发展与安全不可分割，各国命运与共、互为安全和发展的条件。二元对抗的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文明尽管拥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培育国家之间共生的机制和文化对于国际关系摆脱传统对抗式政治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各国共同克服国内对抗式制度和国际对抗式阵营政治的弱点，寻求好的政治协商机制，推进国际政治的进步转化，从而过渡到更高的政治形态。

　　国家共生需要认真对待两条政治原则。我们面对的世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个层面是有差异的，另一个层面是无差异的。有差异的世界是就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内部价值信仰、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文化不同来说的。无差异的世界，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以及文化信仰、政治制度如何，都应该享受平等的、不受歧视的权利。在几百年国际关系发展史中，人类形成了两条基本的政治原则和经验。一条原则是在主权国家之间按照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原则处理彼此事务，这条原则是普遍的、无差异的，这也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谛所在。另外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一种国际秩序不应该延伸和管辖到各国内部事务。换言之，如果各国丰富的内部差异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延伸到管辖他国国内政治，或者一国国内法延伸到管辖、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这样的国际秩序必然违背国内差异原则而陷入动荡。

　　当今世界是一个主权国际体系定型的世界，这是二战以后经过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到的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虽然现实国际政治中仍然会出现侵害主权的行为，但是至少在价值层面，谁也不能否定围绕主权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价值。换言之，维护国际秩序的第一条政治原则已经广泛传播，这是国家共生的基础。

　　然而，近几十年来，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主要来自对第二条政治原则的分歧，由此出现不少危险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也是当今世界动荡的一个根源。过去几十年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例如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和平论”、民主输出工程、“保护的责任”、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可以正当干涉非自由世界等，试图为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制造理论借口，这套学说会将世界带入危险和动荡的境地。当一种所谓的国际秩序开始延伸到改造、管辖成员内部事务时，这种国际秩序必然是危险的。因而，对于国家共生来说，这条原则不是好的国际政治文明内涵。

　　国家共生要考虑到各国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如何更好地实现合作，促进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障碍很多，其中一个不被人们重视的障碍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内部对抗式的制度体系，对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协定的执行带来消极影响。这套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政治的宣传和外交推广，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被视为民主制度，但是人们在21世纪需要对这套制度体系予以学理反思。21世纪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困于一些国家内部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外交上的反复，从而影响了这类国家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承诺的效用。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和全球治理安排，由于重要国家内部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治而受到损害。美国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案例，人们越来越怀疑其国内对抗式制度是否能够为全球治理承诺提供确定的支持。

　　国家共生需要解决这个难题。如果全球治理建立在各国内部分裂和对抗的国内政治基础上，全球治理的连贯性和效率必然大打折扣。当前的全球治理赤字，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对全球治理意愿的下降、行动的迟缓和摇摆，与这样一个国内对抗式制度环境是有关系的。过去几十年，这类制度体系在不少地区得到复制。出于尊重各国政治选择的考量，我们不能直接说别的国家的这种政治选择是不好的，这里是从学理意义上，指出对抗式制度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困扰着国家共生和全球治理。在不能全盘否定这类国内对抗式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国际政治协商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共生需要重新审视过去较长时间支配国际政治行为的观念和逻辑。除了前面所说的对国际政治两条对立政治原则的重新对待以外，国际政治的起点以及一些重要概念和假说都需要重新定义。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将无政府、权力、绝对的利益等作为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基础，带来了很多国际政治循环的解释，也误导了很多国际政治实践，将国际政治文明降格到丛林和野蛮之中，这不是共生逻辑。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若我们按照“生产—劳动—交换—分配—国家—世界市场—解放”这一逻辑线索思考世界的话，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进步的国际政治观。世界从生产开始，到解放为止，而人类解放的实现，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很多内在一致性。解放的国际政治对现有英美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予以批判，尝试从全人类高度认识国际政治的意义，并对更好的共生国际秩序提供理想和实践导向的行动方案。（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