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仰军

　　济水（又名泲水、沇水）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只有专家学者或者喜欢考据的文人雅士才会偶尔提及她昔日的荣光。即便山东的几个地名如济宁、济南、济阳，是拜济水所赐而得名，当地人知道济水的也不会太多。如此说来，济水似乎真成了历史的过往。但在河南济源，这个济水发源地得名的城市，人们没有忘记济水，有关济水的神话传说、诗词歌赋依然活在广大民众的口头上、心灵里。那么济水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辉煌？当今时代，济水文化还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济水的历史地位

　　名列四渎

　　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的王屋山，东流至温县，南注黄河，与黄河同流，东行十余里，在荥阳北，出黄河，汇为荥泽（今已湮没）。此即所谓“南泆为荥”。再经原阳南，封丘北，菏泽南，定陶北，东入菏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柳林镇北境出菏泽东北流，于巨野县西入大野泽（今已湮没）；再由巨野县东北出大野泽，过梁山东，北流至东阿县东，经平阴县北，济南城北，东流入海（故道大多成为今天的小清河）。当时在原阳和巨野之间，济水还分为南、北两个支流，一并汇入大野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济水“过九郡，行千八百四十里”。

　　在古代传说中，济水三洑三出。第一“洑”，即从王屋山的太乙池流入地下，在地下穿行七十多里，从济源城流出地面。第二“洑”，即济水在温县进入黄河，从黄河下穿行，流出地面后汇聚成荥泽。第三“洑”，济水从荥阳再次隐于地下，从山东菏泽的陶丘流出地面。

　　历史上，济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早在周朝，就被列入“四渎”，享受朝廷的高规格祭祀。据《史记·封禅书》：周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就是说，济水与江、河、淮一样，被列入四大河流，享受周天子的祭拜。秦一统天下后，名山大川的祭祀常态化，殽山以东祭祀的大河只有济水、淮水：“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

　　交通要道

　　济水在东晋之前一直畅通无阻，是中原的交通大动脉，所谓“浮于济、漯，达于河”，从济水、漯水可以到达黄河干流和众多支流、湖泊。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北进中原，曾利用济水西上，会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汉代之后，随着黄河对济水的一次次漫灌，济水渐渐淤塞。到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由于大旱，水道不通，桓温命人开凿巨野三百里，水师才得以进入济水，从而进入黄河。到了南朝刘宋时期，济水已经严重淤塞。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以后，济水中游已几近消失。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年届不惑的高宗皇帝在封禅泰山的路上，驻跸濮阳，问宰相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然？”“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唐高宗的疑惑，反映出济水当时的尴尬处境：济水已是涓涓细流，与漯水早已不相牵连，与黄河更是无法匹敌。

　　文化圣地

　　《史记·殷本纪》记载，汤灭夏之后，回到亳，作《汤诰》。商汤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勤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地方就在四渎之内。为什么说“东为江”呢？这是因为夏商时期的“江”，乃指古沂水。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古泗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唐朝以前，江并非长江之专称。如《韩诗外传》云：“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其“江”与长江毫不相干。“西为河”，古黄河由荥阳北折向东北方流入海，白马、濮阳当时均在河东。“南为淮”，中原文化推进到淮河沿岸，是在商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此“淮”不是今淮河故渎。据载，今豫东地区古时亦有淮水。《春秋经》僖公十六年云：“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同年《左传》则云：“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杜预曰：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即今宁陵县南，古睢水之阴。鲁僖公所会诸侯，其国均在今淮河之北，绝大部分在黄河两岸，且又由濮而“东略也，城鄫”，则此淮当流经陈留一带。这一地区的河流，自古均由西北流往东南，故此淮水约过商丘南。春秋时宋地有睢水，过陈留北、商丘南，东入泗，如果近鄫之淮不是一条与睢水并行且相去不远的河流，就很可能是睢水之别名。以上江、济、河、淮四渎之内，属《禹贡》“兖州”之地，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泰山以西、王屋山以东、聊城以南、商丘以北。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在春秋以前，黄河自荥阳以下，大体沿着太行山东麓北流，在今天津一带入海，大陆泽以下，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加上干流自古以来就多泥沙，“善决、善徙、善淤”，倒是济水，为古人生活的理想之地。“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就是对济水水流平稳、惠济苍生的生动写照。《尚书·禹贡》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是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就是古代九州之一的“兖州”，济水、黄河在这里有众多支流，被疏导为九条河道，汇聚成了雷夏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济水两岸特别是菏泽地区（汉唐时期在此设置济阴郡，辖11县，南至定陶，北至濮城）遍布先民生活聚落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秦、汉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济水和黄河一样，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济水研究的三大价值

　　我认为，21世纪的今天，济水研究起码有三大价值：巨大的历史价值；巨大的文化价值；巨大的文学价值。

　　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夏朝开始就建立了具有相当大疆域的王朝。但夏朝的存在，在史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不仅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更否定了大禹及大禹治水的真实性。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其中第三条即“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禹原只是神话中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包括禹治洪水之事，也都是神话，而今人们却将他视作现实社会的人王，将他的治水看做是真的历史，也就是将禹“人化”了。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有其积极意义，但其疑古太甚，极大地钳制了学术发展。近10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大力发展，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古代典籍中关于大禹治水和夏商王朝的记载被逐渐证实。而这些资料，大多与济水有关。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多，从《尚书》到《史记》73种古籍及金文、楚帛书中，禹出现的词频为672次。内容涉及面很广，数量最多的则是与治水相关的记述。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这些古籍的真实性。在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春秋时期秦国的铜器）铭文中就有“鼏宅禹责（蹟）”四个字。1923年王国维在北平见到该簋（王国维称作“秦公敦”），认为“秦敦之‘禹责’，即《大雅》之‘维禹之绩’、《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蹟’”。近年来发现的西周铜器遂公盨，有铭文98字，内容包括大禹治水的由来、治水方法和功绩，可与传世文献特别是与《禹贡》相印证。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认为，从器形和铭文字体看，遂公盨的时代当属西周中期后段。这说明大禹治水至迟在西周中期已是人们相信的史实，而绝不会是战国以后杜撰出来的。

　　像那样一场留在先民记忆深处并给先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洪水，必定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的地方，而不可能发生在当时人烟稀少的江南。这个地方，就是《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进入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于我国的二级台地，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即使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局部地区受到威胁。“兖州”以东，是泰沂山区，也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当时人烟稀少，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丰富，最易受到洪水的袭击。

　　《禹贡》“兖州”条下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与古兖州即今豫东、鲁西南的情况相符。古兖州在河、济两大水中间，没有大山，又地势卑下，当洪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往高地逃避；水患平复后，人们又相率定居在平地上了。《淮南子·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这种高地，古人称为“丘”，如“陶丘”“楚丘”“商丘”；或称“虚”（今多作“墟”），如“颛顼之虚”“昆吾之虚”“少皞之虚”；或称“陵”，如“桂陵”“马陵”“鄢陵”。今鲁西南、豫东、皖西一带称为“堌堆”或“孤堆”。在这一地区，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高耸于地面的堌堆，仅在菏泽地区，就有150多处。

　　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利用水和控制水方面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用“决渎”（疏导）和湮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开发利用某些湿地不是不可能。孟子说大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有夸张的成分。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说大禹“尽力乎沟洫”。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水流域的积水排泄出去而已。大禹疏导的主要是济水，而不可能是黄河干流。

　　由于大禹治水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济水流域的聚落与人口数量随之剧增。今天的考古发现可以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证据。龙山文化遗迹遍布济水流域，不但证明了大禹治水效果显著，也证明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山东、河南、苏皖北部、河北南部的经济、文化以至政治中心。

　　王国维先生曾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济水流域是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夏商王朝的兴起地，研究济水，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历史地理具有重大意义。

　　周、秦、汉、晋时期，济水沟通东西南北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研究济水，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先秦以来，济水两岸更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遗产，都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夏商以来，有关济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胜枚举，神话、传说、民俗、信仰口口相传，至今不衰。济水不仅是一条养育了两岸民众的水流，更是一条文化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在这些文化事项中，济水信仰、济水崇拜最值得关注。

　　早在周代，济水就与江、河、淮一起被列入“四渎”，享受周天子的祭拜。春秋时期，从诸侯到民间，济水信仰已深入人心。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邾国灭了须句（在今山东东平西北），须句君逃到鲁国。鲁国为此讨伐邾国，须句得以复国。鲁国之所以为了须句大动干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共同负责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可见济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隋唐以后，由于泥沙淤积，济水中上游逐渐断流，但朝廷对济水的祭祀规格却不断提高。隋文帝时期，建济渎庙，设济源县，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宋徽宗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济水为“清源善济王”。每年立冬，朝廷在济源县祭济渎神和北海神，并派京城官员亲临现场。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济水被改为北渎大济之神。清朝规定，每遇重大事件，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登基，离宫出巡，封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荡平漠北，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可以说，一座济渎庙，就是一座文化宝库。

　　济源的济渎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济水的庙宇，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占地130余亩。庙内保存有唐、宋、金、元、明、清碑碣数十通，有很大的文化、艺术价值。如刊刻于元代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的“投龙简记”碑，记述了元仁宗时期钦差大臣周应极一行到济源祭水、王屋山祭天的详情。当时的祭祀程序是：先命道教大宗师在京城举行盛大的祭告活动，然后派出钦差大臣到济源的济渎庙和王母洞分别祭祀，并投沉玉符简、黄金龙各一对，以祭水、祭天。这对于后人了解、研究当时的祭祀制度大有裨益。

　　宋代以来，朝廷祭祀山川一直沿袭着投送金龙玉简的传统，济源的“投龙简记”碑给予了很好的证明。令人欣喜的是，2003年7月，济源在整修济渎庙时，在龙池内发现了北宋时期宋神宗向济水神祭告时投沉的玉简，济源作为古时帝王祭水、祭天圣地更多了一件实物证据。

　　文学价值

　　古济水源远流长，水质清澈，水流平稳，是四渎中的君子，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自然也成为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的绝好素材。从《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吟咏济水的诗词歌赋。《诗经·匏有苦叶》就以济水为背景，歌咏了一位年轻女子等待情人时又喜悦、又焦躁的心路历程。以唐玄宗封济水“清源公”为标志，历代文人雅士赞美济水不与浊流合污、至清高洁的诗词不绝于史。唐代白居易《题济水》云：“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宋代文彦博《题济渎》云：“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清代尤侗《济渎》云：“众浊我独清，朝宗得其主。”更多的人，面对济水，托物言志，赞美其百折不挠、润泽万物，使济水成为文学之河、理想之河。

　　济水流域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说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建筑、遗迹、遗存等文化遗产，都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从小就知道“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并且知道这是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创作的《克雷洛夫寓言》里的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创作的年代，应该不早于1806年，因为克雷洛夫1806年后专写寓言，1809年出版了第一本寓言集《克雷洛夫寓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国明代就有了这个“乌鸦与狐狸”的故事，比俄国至少早了200年。济源市有一座阳台宫，在其保留至今的明代修建的玉皇阁石柱上，就雕刻了这个故事。画面上，乌鸦开口唱歌，肉掉在半空，狐狸仰头张嘴，即将吃到肉块，刻画得生动传神。说明在明代，“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已经在济源流传。济水流域的文化遗产，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宝库。

　　（作者侯仰军 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