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现状及展望
编者按
9月6日，2022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开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现状及展望》的主旨演讲。蔡昉概括了中国经济所处的方位，以及在新征程、新起点，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点。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与会嘉宾，大家好，今天借论坛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展望的一些研究、心得，也帮助大家找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位，做好各自和经济工作有关的业务。
先说几句开场白，首先，中国经济处在怎样的一个方位上？我们的新起点是什么？我们的挑战是什么？世界银行通常把各个国家划分成四个组，按照人均GDP的标准，第一个是低收入组，低收入组以后就是中等偏下收入组，然后是中等偏上收入组，然后是高收入组。
2020年世界银行有一个新的划分，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世界银行的新标准和中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如何跨越了一系列的阶梯和门槛，攀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度。按照世界银行的这个最新的划分，就是当人均GDP达到1046美元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跨入了中等偏下收入阶段。中国是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跨过了这个门槛，这也就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随后在2010年前后，我们又跨过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个门槛，也就是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4096美元。我们在新千年的前十年来到的时候超越了这个标准。
再进一步，世界银行划分的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是12695美元。2021年中国经济达到了12551美元，只要稍微努力，2022年就足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就意味着中国实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避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种情形。
当我们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后，我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就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是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的向前发展？今天已经明确，新的任务不再是纠结于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如何更好的向前发展。在更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先看一看现在有什么挑战，或者说，过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到如今有什么变化？总的来说，大家都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成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总人口保持巨大规模。在过去的10年里，也就是2010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过去10年应对的是这方面的挑战。那么今天又有什么挑战？联合国最近做了一个新的人口预测，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的总人口到达峰值，从2023年开始中国人口就开始减少。在过去的300多年里，印度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一直紧追，这就意味着，明年我国人口开始减少的时候，印度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国家。
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是今后如何发展，因为当人口不再是最大的时候，当人口不再增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非常的快了。我们应该把人口转折点看作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部署新的发展战略，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那么在新阶段和新起点，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有哪些重要的关键点？
第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们确定了今后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十四五”末，2025年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目标其实在2022年就能提前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就是2035年，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23000美元。预测也是可以达到的。需要回答的是，当我们知道了新的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后，过去预测的这个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国经济究竟依靠什么来保持合理的增长区间？当前我们遇到了疫情的冲击，短期的冲击会不会延缓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如何走出暂时的困境？这是今天需要讨论的重点。
第二，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我们面临着哪些经济挑战。首先是达到人口峰值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以前很多的预测，比如说联合国2019年的预测，都是说中国的总人口大概到2030年前后才达到峰值，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进行了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只有1.3的水平，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只生育1.3个孩子。我们知道，要保持人口的继续增长至少要2.1个孩子以上，1.3就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惯性，人口就要进入负增长。2021年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低到只有千分之零点三四，联合国根据这种变化，在今年进行了新预测，蓝色的这条线显示了新的预测，像我刚才说过的，今年就会达到人口峰值。从这个虚线也可以看到，预测时间大大提前了。这说明，人口红利的消失速度会比我们以前预料到的要快得多，这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这些挑战有的体现在供给侧，有的体现在需求侧。
从供给侧的挑战来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会更快的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也会比原来预期的更快。这张图显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对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的预测。大家看这两个彩色的线，其中有一个叫中方案预测，也就是蓝色的这条线，它代表一切按照原来的趋势发生，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同时还有一个橙色的线，它叫做高方案。如果加大改革力度，在相关的领域赢得改革红利，改革更加释放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就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大家也可以看到，高方案比中方案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预测是基于原来的人口趋势。根据新的人口趋势，我们的挑战更大，那么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取得尽可能好的效果？我把它叫做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如今必须得用高方案所要求的改革力度，赢得那些改革红利，最终才能实现大体上是中方案的实际增长速度。这个就是供给侧的新的冲击和我们应该应对的挑战。
再来看一看需求侧，特别是消费如何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制约。过去主要是从供给侧应对各种挑战，消费侧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预料。这一次人口的负增长，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需求侧因素成为常态挑战、常态制约的新情形。一般来说，人口从四个方面四重效应来影响消费，产生抑制消费的效果。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我们知道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停滞、人口的负增长，都会对消费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第二，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意味着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收入增长也会减慢。那么经济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也会导致消费的疲软。除此之外，还有人口的年龄结构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总体来说是四重效应。年龄结构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稍后再谈。从这张图可以看出，过去这些年，代表人口的橙色曲线是在下降的，人口增长率是在下降的，未来会下降越来越快，今后甚至是负值。从代表GDP的灰色曲线来看，GDP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逐年减慢的，代表消费增长的蓝色曲线同样是下降的，最后这一年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这是特殊情况，但是总的趋势是下降。
三驾马车中，我们未来越来越依靠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支撑，消费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常态因素的话，需求侧对中国经济就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总的来看，人口趋势是不可逆的，一旦进入到负增长阶段，我们也不能指望未来再回到正增长，因此我们要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有赖于改革和政策调整，保持潜在增长率，并通过需求的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是从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来看中国面临着哪些挑战。
第三，未来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年份，到2035年还有13年的时间，这个期间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今后的13年，也是中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关键期、窗口期。那么我们如何实现呢？用什么参照来看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因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也是一个长期的、相对的过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2000美元，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么到2035年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前面我也讲到了，大约在23000美元，就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我们今后13年的发展任务，同时处在这个期间的其他国家也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参照点。总体上说，这些国家目前的人均收入都比我们高，它的产业结构可以作为参照，虽然并不一定全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平均水平可以成为我们的参照系。按照这个参照系来看，在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和这些参照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5.5个百分点的差距。在农业就业比重，也就是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上，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18.2个百分点的差距。要想消除这些差距，就要继续提高城市化率，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降低农业就业比重，这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今后13年的任务。
与参照国家的差距不是唯一的差距，我们自身也存在一个差距。现在讲的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住在一个城市超过六个月及以上，才是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很多农民工都在城市居住超过了六个月及以上，因此农民工也被计入到了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个指标之中。但是绝大部分的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因此实际上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其实目前只有46.7%，两者之间也存在着18个百分点的差距。那么如何消除这个差距？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中心，以农民工的落户为主要任务。农民工落户成为居民以后，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消费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收入提高消费力也会提高，同时他们得到了基本公共服务更均等的保障，消费的后顾之忧也就解除，消费倾向也就随之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中国团队做了一项估计：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水平会提高30%，一旦将他们的户口转为城市，他们的消费水平能够再提高30%，这两个30%的叠加，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需求侧，也可以从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型城镇化中获益。这是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农民工的落户创造的，这也是另一项改革任务。
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面临着市场带来的一些难题，但是这些难题并非不可解决。比如说促进农民收入，当农民从农业中获得收入的时候遇到了猪周期的现象，一方面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消费者的稳定预期，有的时候就会成为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我们的CPI相对稳定，但是食品的波动性很强，其中畜产品价格的波动就更强，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猪周期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出路，实际上，现在的市场机制设计，包括期货市场、衍生产品各个方面，它的机制本身是可以解决这种波动现象的，之所以没有解决，一方面可能在于农产品，包括养猪的收益不是那么高，另一方面，还缺乏企业的创新向善的动机。因此，政府如何创造更好的创新激励，使我们的市场既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本身，同时又能够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四，超大规模市场与共同富裕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人口，但是人口未必会直接或自然而然的转化成消费者的市场，它还需要条件，这个条件其实可以通过促进共同富裕来创造。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是要通过再分配手段，实质性的缩小收入差距。过去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城镇收入增长快，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也快，但是总的来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且比较高。这些差距导致了整体上收入差距，近些年是有所缩小，但是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比如说，统计学家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目前我们的基尼系数还高达0.468。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0.4以下的基尼系数是相对合理的收入差距，如果你达到了0.468，说明收入差距仍然太大，基尼系数中大概有一半来自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因此，前面讲到的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反差，都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的推动点。中国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也好，都表明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领域是可以缩小的，但是要想把它实质性的缩小到0.4的基尼系数以下，必须借助于再分配。按照OECD国家的经验，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种再分配手段，可以把基尼系数平均降低35%。也就是说，OECD国家这些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再分配之前，他们的基尼系数也在0.4以上，有些还在0.5以上。但是通过再分配，他们绝大部分降到了0.4以下、甚至0.3以下。按照能够降低35%的这个幅度来看，我们0.468的基尼系数如果再降低35%，实际上也完全进入到了0.4以下的水平。因此，利用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是一个必由之路。
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归根结底是要创造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中，人口因素才能转换成超大规模市场。如果低收入人群占的比重太高，超大规模市场就不足够超大。目前我们大概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一般是指一年在10万到50万收入之间的三口之家。这部分人群很重要，是超大规模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不断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那些群体。中国有2亿到3亿的老年人，这部分人并没有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需要过上中等收入的生活。脱贫之后，农村还有至少1.6亿人口处在低收入水平阶段，虽然不再贫困，但还是低收入，他们也应该不断进入到中等收入的分组之中。中国目前有接近3亿的农民工，他们很大一部分也还不是中等收入群体。除此之外，很多人存在家务负担，如果能够解除他们的负担，他们可以在职业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这部分潜在的群体也高达1亿。考虑到这些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有希望在4亿人的基础上实现倍增。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接近10亿，中国就会有更多的、更庞大的消费者市场，从而解除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商机，那么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更加有活力。
讲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之后，需要考虑的是，未来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要做什么？前面提到政府要注重再分配，再分配需要政府花钱、政府支出，这个支出是不是要具有一般的规律？是不是符合中国最现实的需要？可以看到，现实答案是“是”。中国正处在一个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学文献中，大家都知道瓦格纳定律，也叫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人均收入方面，人均GDP在10000到23000美元期间，政府支出的比重提高速度最快，这个时期就是瓦格纳加速期，而这个瓦格纳加速期正好是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这13年期间所要经历的时期。因此，一般规律和中国的现实要求都决定了我们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这七个“有所”不断满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既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开拓了消费者市场，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动力。
最后，刚才说到的都比较长远，至少是今后13年的任务，但是今天也面临一些短期的挑战。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对中国造成了冲击，供给侧受到了冲击，后期更多的是需求侧的冲击。新冠疫情对我们的就业影响比较大，对居民收入增长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产生了需求不足的新冲击，这也越来越成为常态制约因素，妨碍宏观经济的复苏，也妨碍未来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对今天的挑战，要和未来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应按照民生优先顺序，把政策发力点向前移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要求就是依照贴近民生的程度和政策抵达的直接性、方便性、便利度，把我们的政策发力点向前移。面临宏观经济的冲击，我们可以用货币政策、用财政政策去应对，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使市场主体保持稳定。同时在市场主体、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劳动力市场就业等方面，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促进政策，比如说促进就业、促进创新、促进创业以及改善营商环境等等。从收入的角度来说，要推进积极就业政策，实行收入政策，进行托底保障，这样就使得民生优先序变成从过去主要着眼于生产者主体，转向着眼于消费者。政策点前移既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本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也切中了当前需求，特别是面对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常态制约的现实挑战，可以把保障民生和恢复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两个目标有效的结合起来，把短期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未来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要求结合起来。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2022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上的发言）
编辑：梁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