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明确提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要求。这是继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明确树立“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目标，以及2021年10月17日在给“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号召“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连续第三年为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指明工作方向。

　　河南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区域。夏文化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节点，经过几代人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已经获得了较多的成果。二里头遗址的文明密码破解，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环节。二里头遗址考古几十年的成果，发现的都城遗址、制度礼仪、社会生活等证明了其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不可取代。目前，我们要立足中华文明根基，切合我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吸收国际上考古学科发展有用的东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搞好夏文化研究。

　　　一、夏文化研究要避开两种现象的困扰

　　一是夏文化虚无论。这是一种老论调，是自现代考古学传入我国，伴随物质文化的侵略，西方学者在文化上故意割裂、矮化中华文明的一种恶劣行径。一如当年否认殷商文化存在一样，故意动摇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而当年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殷墟发掘，是对这类西方学者丑恶嘴脸的有力回击。现在西方学术界否认夏文化的腔调，与当年是否如出一辙，值得深思。尤其是国际博弈在各层面日趋激烈的时刻，对自以为高人一等，学科建设完善，走在学术潮头的所谓西方学人，是否在以花哨的学术语言误导中国考古学，中国学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更要建立、坚持自己的学术体系，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虚假繁荣。虚假繁荣不同于百家争鸣，我们提倡立论有据，能成一家之言的夏文化研究，反对目前夏文化探索瓶颈期的奇谈怪论。要言之有物，立论有据，不能为了地方经济文化利益或出于自己的私心而随意混淆学术视听。夏文化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都是一代代学人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结果，任何学术成果的取得，都不可能在轻易割断、甚至随意否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搞学术要“板凳坐得十年冷”，沉下心来进行调查研究，像老一辈学人徐旭生寻找“夏墟”一样，带着依据与问题，来进行真正的科学探索。

　　　二、夏文化研究要搞好两个学科的结合

　　　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结合，即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关键所在。历史学与考古学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长，前辈学人已经有所认识。王国维首推“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现代考古学发现殷墟，证实文献中的殷商为信史后，郭沫若、顾颉刚等兴奋地表示，夏文化研究只能依靠考古学。李学勤先生也表示，“夏代问题的解决还得靠考古，靠其他材料是不行的”。上述诸家的一家之言，显然没有意识到考古学的局限性。而目前对考古学在夏文化探索上的作用，似乎从无所不能变成了一无用处。有一部分学者强调考古学是一门独立于历史学的学科，要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考古学解决不了历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不能在此领域劳而无功。诚然，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要注意国际前沿的发展趋势，建设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但不能割裂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考古学自开始，就已经不是西方学术界意义上纯粹的考古学，而是走上了与中国历史文献相互结合、相互印证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在商周、秦汉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也证明了与文献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夏文化研究与探索，下一步就是要正本清源，回归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正道，锚定夏文化的年代、内涵、分布地域、社会结构等核心问题进行研究。

　　三、夏文化研究要搞好两个方面的考古

　　　一是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考古工作。加大对二里头遗址核心区的考古工作，抓住体现二里头遗址价值内涵的最关键、最核心、最重要部位，进行高等级聚落解剖，进一步明确其内部布局、功能分区及其他组成要素，发掘更多夏文化的信息和证据，研究最早王朝的都城、礼制等诸多问题。调查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同时期不同层级聚落组成分布情况，解剖支撑二里头都邑及其王权的社会构成。二是搞好二里头遗址外围的考古工作，加强对登封王城岗、新密新寨、汝州煤山、禹州瓦店等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寻找早期夏文化，揭示其与二里头文化的传承关系，寻找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机制，归纳夏文化共同特征，寻找早商遗址，继续夏、商分界研究，构建更加全面、准确和紧密的夏文化体系。同时借助“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的启动，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扩大夏文化考古范围，在黄淮之间、江淮之间寻找更多夏文化相关遗存，廓定夏文化地域范围，探索夏广域王权的势力范围和文化影响力，印证“禹会涂山”“禹征三苗”等文献记载问题。

　　　四、夏文化研究要搞好两个领域的宣传

　　　一是夏文化考古与研究成果的宣传。考古学已经不是无人问津的冷门学科，而是关系到个人“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关系到中华民族根和魂的大问题。因而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仰韶遗址考古100周年等与考古有关活动引起了民众广泛关注。夏文化研究事关中华文明探源，事关增强国人文化自信，事关河南省文化强省、文化高地建设，不应该闭门造车，也不应该孤芳自赏。文物考古主管部门、文物考古责任单位和文物考古工作者个人都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夏文化考古新发现与相关研究的宣传，让中原地区是夏文化研究的主阵地成为普通受众的常识。二是夏文化的公众考古。夏文化研究从大处讲，关系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要为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从小处讲，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成果要让人民群众分享。因而，夏文化研究要与公众考古紧密连接。三星堆考古的一次直播，轻易就上了全国人民大众的热搜。用科技手段、现代媒介推动公众考古的发展，构筑人民群众知识框架中正确的夏文化史观势在必行。

　　中原夏文化研究探索历程证明，夏文化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或许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学人筚路蓝缕，艰辛探索。目前，人才培养是夏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夏文化研究要清本正源，发挥中国特色考古学优良传统，搞好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结合，以二里头遗址考古为核心，以新的考古发现为突破口，不断反思、沉淀、归纳、总结，打开夏文化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的新路，努力书写漂亮的中华文明探源河南答卷。

　　【作者：李龙，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22年度创新工程一般项目“中原夏文化研究新探索的思考（22A39）”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