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9日，2022年（第十一届）河南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理论研讨会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举办，各位专家围绕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大河网学术中原整合专家发言报告，推出《数字经济起高原》理论特辑。

　　本文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贵成的发言《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点思考》

　　在中国，乡村建设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历史传统，一直是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核心内容。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百年来中国的乡村建设实践始终围绕着如何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如何积极有效地进行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

　　2019年5月，国家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2022年1月，国家又发布《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2022-2025年）》，为“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做出了总体规划。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在实践经验中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逻辑？遇到了何种困境或问题？数字乡村要重点朝什么方向建设？这些问题不仅关涉数字乡村建设规划能否成功落地，而且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而从历史脉络视角来思考、研究这些问题，对认识数字乡村建设的意义、把握数字乡村建设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数字下乡”现象及其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或许需要从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去加以把握。20世纪上半叶，在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运动中，“文字下乡”得以广泛推进。倡导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晏阳初认为，乡村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愚贫弱私”问题，因而推动乡村建设就要开展“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的平民教育运动，即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种方式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由此可见，乡村建设派倡导“文字下乡”与平民教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通过教育即可解决乡村根本问题，尤其是农民“愚”的问题。然而，费孝通认为，乡村文盲的广泛存在，农民普遍不识字，并不代表乡村人“愚”，而是乡村生活对文字的需要较少。

　　针对“文字下乡”这一现象，费孝通在《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文章中进行了批评与分析。费孝通承认“文字下乡”的必要性，认为文字作为现代化的工具和现代知识的承载，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文字下乡”中，不能抛离乡土社会的特征，必须切中农民的生活需要。因为作为应用于间接沟通的象征符号，文字只有“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文字起于陌生，也只有在陌生社会中才发挥方便交流的功能，然而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社会，在世代相传的共同经验累积中，农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生产技术，不需要依赖文字传递信息即可得到满足，呈现出“有语无文”的状态。因此识字教育不受欢迎，文字难以下乡。所以，费孝通认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的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倡导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当然，费孝通并不是反对“文字下乡”，而是指出要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文字下乡”，提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也就是说，“文字下乡”不是简单化地在乡村推广识字教育，而是要为乡村教育发展创造适宜的社会与文化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变革，解决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文字下乡”的目标。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在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成果，但就其本身而言，乡村建设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多数建设实验最终都流于失败。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乡村建设与发展面临新的目标和任务。数字乡村建设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出的，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数字乡村是信息化时代乡村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之一。也就是说，推动“数字下乡”，建设数字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数字下乡”已经成为当前乡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和时代主题。数字信息技术变成乡村人在网络化时代亟待学习的“新文字”。

　　数字乡村建设可以说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也是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的理想型目标。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学界的阐释大体可概括为三类观点：一是高质量发展需要观；二是数字赋能乡村建设观；三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观。

　　高质量发展需要观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推动高质量的乡村发展。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要满足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种观点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以人为本、成效导向、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等特点，因而是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解读中，数字赋能乡村建设观提出，数字化建设向乡村的赋能主要体现在空间再造、权力整合和利益联结等方面。在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的应用突破了空间区隔，缩短了权力距离，协调了多方利益，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升级。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如何找到发展新动能，数字乡村建设顺应信息化、现代化的大势，旨在助力乡村社会与时俱进，有效推进乡村现代化。当然，乡村数字化建设是否真正给乡村建设与发展赋能，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下乡”的具体实践。只有数字资源成为乡村社会主体的真实需要，而且被人们真正使用，才表明“数字下乡”产生了实际效应。

　　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观点认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变革的贡献。随着数字技术引人乡村并被广泛应用，乡村原有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关系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等皆发生改变，由此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形成了以交互性和群结构性为特征的交互式群治理模式”。对乡村治理问题的关注，已是“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在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讨论中，学界将其与乡村治理联系起来，似乎有逻辑必然。然而，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可能并不在于变革乡村治理，而是要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与转型。尽管发展任务也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乡村振兴也需要有效治理，但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意义并不宜泛化为乡村治理的需要。对“数字下乡”的理解，需要从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两个背景出发，一方面要认识到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这一历史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的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要关注到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带来的现实形势。

　　与“文字下乡”相似的是，在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文字鸿沟”对乡村发展的制约作用凸显出来。同样，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鸿沟”对乡村振兴的“瓶颈”作用也显现出来。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字得以“下乡”。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输入乡村社会之后，是否会让乡村实现数字化，乡村社会能否顺利吸收这些数字资源，并将其转换为新发展动能，关键仍在于乡村基层的变化。只有乡村社会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数字才能下乡。因此，数字乡村建设目标的真正实现，一方面需要注重向乡村输入数字资源，另一方面要相应加大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力度，促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乡村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让乡村社会主体更好地适应现代化、数字化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文字下乡”还是“数字下乡”，都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乡土性”的问题。“数字下乡”在乡村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乡土性”的背后是乡村的社会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行动伦理，这与乡村的内生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延续“乡土性”才能实现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另一方面，“数字下乡”也激发了“乡土性”的重构与再生产，数字经济、数字媒介给乡村提供了新的治理机制、组织模式和发展机遇，为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发育，乡村公共空间的再造提供了可能。二是农民的“主体性”问题。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之所以“乡村不动”现象贯穿始终且挥之不去，其实质在于农民主体性的缺失。而造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行动同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基础不匹配，使乡村建设脱离了乡村的社会状况，忽视了村民的真实需求，导致本该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内生动力不足。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这一不匹配问题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同农村社会的感性秩序间的矛盾；二是数字技术的抽象性、陌生性、复杂性和乡土社会分散小农的组织基础的不匹配；三是资源输入与持续激发内生动力的不匹配。因此，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乡村，坚持农民本位的主体性原则，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对乡村进行数字赋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网络化时代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发展，破解“梁漱溟之惑”。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贵成在2022年（第十一届）河南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会场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