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使全党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及列宁关于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的建党思想，从而推动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上了历史议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此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得以开展，广大民众得以发动，根据地得以建立和坚持。但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不协调与不统一的现象，党的领导也存在不够全面有力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应对和党的事业的推进，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上了历史议程。

　　首先，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然。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党领导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在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或接触甚少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宗派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对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消极作用，对党的统一领导和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起着负面作用。到延安整风开始时，由于历次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内还有宗派主义的残余。对这一问题，直到1944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中依然强调：“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

　　其次，应对愈益残酷与艰苦的敌后斗争的需要。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敌人扫荡更加频繁，战争的间隙缩短，封锁线与据点增强，使得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不断摧残与割裂，上下级联系极端困难，地区性、游击性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求每一地区的领导更加统一与集中，1941年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可见，只有在统一的方针与统一的意志下，各根据地才能在极其复杂困难的环境中发挥党政军民的共同力量，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再次，纠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认识的需要。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严格遵守政权机构中党员数量不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超过还要退出。这就使得有人认为，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共产党没有取得优势的必要；在有政权的地区，有无党员和党的组织无关紧要，等等。而类似错误认识，都属于“取消党的变相说法”。事实上，“三三制”实行后，党员的数量在政权系统中虽然减少，然而领导的责任却加重了。因此，只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纠正各种错误认识，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避免臃肿不灵之弊，使党的各项政策被贯彻到底。

　　最后，提高党的局部执政能力的新要求。这个时期，党已经成为群众性大党，不仅要领导自身的建设，还要负责根据地内的政府、军事、群众、经济、技术、文化等工作。但在这些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军队、群众团体各自为政、不尊重地方党委的现象，严重损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出现困难之后，边区党委和行政之间在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尤其是关于开源还是节流问题上矛盾突出。1940年9月，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同志就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党的建设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标志着延安整风拉开了帷幕，也意味着中共中央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基础上开始全面针对党政军民学之间矛盾的处理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加强。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建党以来第一份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这一决定，既与一段时间以来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有关，也直接与党在应对和处理年初的皖南事变中出现的问题相关联。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各方通电及指示中有些与中央步骤不适合、不统一，故2月2日中央书记处要求：各中央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将领各级政治部，“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对内发表指示，凡有全国意义的必须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步骤相适合”。5月25日，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指出，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来看，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再次郑重提出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要求。

　　1942年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央在二月、三月两个月内研究讨论十一个重要问题的议程，其中就包括党政军民关系的指示。经长达半年的研讨和酝酿，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草案。王稼祥同志在说明中指出：抗战以来，根据地的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形成“三权鼎立”，现在要解决此问题，一方面从思想上解决；另一方面从组织上解决。解决的主要方针和中心思想是：缩减军权，提高政权，调整党政军民的关系。他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地方党委只管地方上问题，对军队工作领导差；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党委与正规军的关系。“现在地区分割，地方党更要建立一元化领导，以党为核心来领导整个党政军民工作。”建议把草案改为“党对军政民领导关系问题的决定”，以“说明以党为领导中心”。8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发言：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而整关系，就是关于党政军民学之间的关系。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于9月1日发出，故又称“九一”决定。“九一”决定首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的一条最高的组织原则：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其次，确定了集中统一领导的内涵：一是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二是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必须绝对遵守，不能把党的指示当作“参考资料”或当作“教条”。再次，对党政之间关系作了要求：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最后，重申了对外宣传的要求。

　　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过程中，中央领导集体与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既是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鉴于很多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等现状，决定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这一指示的相关规定，从根本上解决了各根据地某种程度上“群龙无首”的问题。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中央领导集体与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重要一步。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西北局的模范推行

　　1942年10月19日，按照中央安排，西北局高干会召开，会议至翌年1月14日结束。11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关于整党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要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首先要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地方党委除党务外，还要管党政军民四个方面的工作。领导的责任是指明方向，协调关系，帮助各方面做好工作；千万不要把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的事统统揽起来，包办代替，指手画脚。11月，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其中对第一条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1943年1月，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演，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进行了集中阐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是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落实与推进，正如任弼时同志所言：“这次会议以后，以西北局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在边区应该是能够很巩固地建立起来的。”

　　在此影响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形成推广开来。1月5日，中共关中分委宣传部就向各县发出指示：为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县区应即研究中央“九一”决定。2月24日，三边分区和定边县党政干部扩大联席会议开幕，会上传达了西北局高干会讨论的问题，检查了过去工作中某些自由主义、闹独立性等不良倾向，并且确定了以地委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

　　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存在的问题，西北局进行了逐一解决。在与民众团体关系方面，1943年5月西北局民委草拟了西北局对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草稿，其中列举了民众团体与党组织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并根据西北局高干会精神对群众组织的性质与任务、党要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等作了具体指示，强调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即“完全克服群众工作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对群众工作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倾向”。在对外宣传方面，6月21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建立党务广播的通知，规定政府范围、军队范围、调查研究室范围、组织部范围、宣传部范围、民众团体范围的党务广播稿件首先由各自负责人审阅签字后，经西北局书记最后审阅签字才能发，其中有关政策的稿件，须经任弼时同志审阅；西北局有关全国性的党务广播，均交中央党务广播电台播发，纯属边区地方性质的，则由西北局党务广播台播发。在与军队关系方面，针对存在的一些妨害团结统一的思想和做法，如“军权高于一切”的极端错误思想，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拥军运动月，军队方面也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月，而这两种运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配合进行”。在经济工作的领导方面，针对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支柱性行业的食盐行业中某些干部不尊重、不接受地方党政领导的现象，西北局于7月23日规定：“各地盐业机关均归该地党政领导，后者在其上级决定的方针及政策下，对所属盐业机关有全权管理的责任。”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和各分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取得积极成效，保证了全党行动的统一，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党政军民学关系的调整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依然有一些不够的地方，诸如党对军队及财经部门的领导还抓得不紧；政府方面个别地方仍存在强调政府系统一元化、不顾及党的一元化领导现象等。

　　对于上述问题，西北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是继续进行系统教育，使得干部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有进一步深刻认识，纠正各种误解和偏向，对一元化领导从被动的组织上服从转变为主动的自觉的服从，从上层组织和干部深入到下层组织和干部中。二是在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党对各方面的领导，特别是对军队和财经部门的领导。如1943年11月20日，西北局规定：凡有关财经的重要问题，财经委员会必须提交西北局讨论决定，方能执行。三是党要更能掌握全局、领导各方面工作，使实际问题获得恰当的正确的处理，并在这些实际工作中树立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和威信。总之，延安整风的推进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进一步清理，对党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作者：谭虎娃，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