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1679），清政府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所录五十鸿儒全部入史局编修《明史》。史馆总裁徐乾学、监修徐元文兄弟出于官方政治需要，想要效法《宋史》体例，在《儒林传》外另立《理学传》。徐乾学在《修史条议》里提出：“明朝讲学者最多，成弘以后，指归各别，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虽然徐氏兄弟认为“凡载《理学传》中者岂必皆胜《儒林》？《宋史》程朱门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学术源流宜归一是”，好似持平之论，但言语之间处处显示出维护、推尊程朱的倾向，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设立《道学传》的争论。汤斌在这场学术争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由于汤斌采用的方式较为迂回，故历来论者往往忽略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就其作一分析。

　　一、《明史》“道学传”之争起因。《明史》“道学传”之争起因于朱彝尊造访徐乾学，适逢徐乾学不在，朱彝尊见其案头草稿《明史》体例，分列《儒林》《道学》二传，于是朱彝尊作《上史馆总裁第五书》，力陈《儒林》可包道学、《明史》不应另列《道学传》之说。他指出，元代修《宋史》，始分列《儒林》、《道学》二传，将讲经术的归入《儒林》，专讲性理的别列入《道学》，但这种体例安排并不合理。同时，朱氏不但从儒学、道学实为一体的学理角度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从实际的修史工作情况出发陈述了不可另列《道学传》的原因。朱氏认为，如果修《明史》设立《道学传》，则薛瑄宜入宰辅大传，而明代专讲洛闽心性之学的除薛瑄外，人数寥寥，难以与《儒林传》相称。

　　参与这场争论的还有彭孙遹等人。彭孙遹观点与徐乾学相同，认为《宋史》于《儒林传》之前复立《道学传》，正是接续了尧舜、孔孟道统：“盖以道学之统，自尧舜至于孔孟，代相授受，孔孟没后千有余年而得程子、朱子，发明六经之蕴，远契列圣之心，其学至醇，其功至巨，故特立此传以衍孔孟之真传，明正学于天下，诚非无见也。”（《明史立道学忠义二传奏》）所以彭孙遹主张《明史》也应依《宋史》体例：“自今纂修《明史》，合无照《宋史》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其他有功传注及学未大醇者仍入之《儒林传》中，则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今古矣。”

　　二、汤斌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对于这场争论，汤斌没有明确支持哪一方，而是具体列出在设与不设《道学传》两种情况下对明代儒林人物如何安排的问题。汤斌指出，这件事情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如果《明史》设立《道学传》，则应该将薛瑄、曹端等人列为一卷；王守仁、邹守益、钱德洪等列为一卷；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刘宗周等列为一卷。这些人都不列入大传，以显出平等对待、平叙各派学统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同时在《道学传》总序里论述各派学术异同及其流弊。这样安排解决了朱彝尊提出的如果将薛瑄列入前面大传、其余设为道学，则“上不足拟周、程、张、朱，下不敌儒林之盛”之弊。另一种方案是：如果《明史》不设《道学传》，则将薛瑄、王阳明归入大传，其余归入《儒林传》，于体例上亦较为可行。同时，汤斌进一步指出，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专家著述可以据一人私见陈述观点，而奉旨修史，为后世留存文献，一定要从客观情况出发，合一代公评，不能凭个人好恶肆意拔高或贬低。

　　从汤斌的做法可知，他有意避开立场之争，而是具体列出两种情况下体例如何安排的构想。这显然是想以修史体例的学术探讨转移原来的设与不设《道学传》的门户之争与政治影响，积极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当时主持全国风会的黄宗羲听闻此事，写了《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给明史馆。文中对徐乾学有关设立“道学”的四款修史条议逐条批驳，力主“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因黄氏在士林中的威望，所以，这封信终结了双方争论，最终达成了统一认识：“《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以示众，遂去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从全祖望这段记载可知，汤斌在双方争论不休时出示黄宗羲书信，对结束这场争论起到了关键作用。关于在野的黄宗羲如何知晓这场争论、《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书首先交付与史馆中的哪位等细节问题，有关文献记载不详。但此书由汤斌出示史馆同仁，于是达成一致意见，《明史》遂不再在《儒林传》之外另设《道学传》，从而平息了这场争论。这一点多家文献都有记载。

　　三、从《道学传》之争看汤斌的学术立场与处世艺术。

　　汤斌在是否设立《道学传》争论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在《〈明史〉凡例议》里就具体情况提出意见，容易给人首鼠两端口实，其实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汤斌历来主张学术应不拘门户，各家皆源于孔孟，为学目的在于修身立诚、经世致用。他明白，如果这场争论仅限于史馆内部的话，双方都很难拿出充分理由说服对方，争论势必会长期持续下去，最终必然需要康熙皇帝出面裁决。而徐乾学正是出于康熙推尊理学的思想倾向而提出设立《道学传》的，那么康熙一旦介入，事情必然难如汤斌、朱彝尊之愿。所以，汤斌积极寻求解决争端的办法是促成黄宗羲写成此信，并在关键时候将信出示史馆同仁。

　　事实证明，汤斌的做法是他明晰其中关系后采取的最有效的策略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黄宗羲为清初士林泰斗，尤其是徐乾学、徐元文对他十分尊重。明史馆开馆之时，徐氏兄弟曾提议征召黄氏入史馆，黄宗羲以母老己病坚拒，之后徐氏兄弟每每就修史中具体问题致信黄宗羲询问意见，后来徐氏兄弟又请黄宗羲之子黄百家、门生万斯同、万言入史馆，而黄宗羲也默许了自己儿子、弟子入仕修史。汤斌正是利用徐乾学与黄宗羲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将黄宗羲书信公之于众，迅速结束了这场可能会旷日持久的争论。从这一系列做法可知，汤斌对反对另设《道学传》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由上述汤斌出示黄宗羲书信于众这一事件可见汤、黄二人关系、渊源颇深。这也源于二人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黄宗羲师从刘宗周，继承了刘宗周的“诚”“敬”思想，主张不拘门户，经世致用，根柢实在阳明一派。汤斌理学师承孙奇逢，也属于王学，“潜庵为夏峰弟子。夏峰之学以陆、王为宗，潜庵承师法而兼综程、朱”。（《清儒学案》）汤斌主张学术上兼收并蓄，归于日用伦常中体认天理，功夫论上讲究“诚心见性”，修养论上主张“慎独”“诚敬”，也明显受到刘宗周的影响。因此，汤斌与黄宗羲在理学渊源与治学门径等方面是一致的。且二人平时交往也不少。康熙二十年，黄宗羲为刘宗周编辑文集时即请汤斌作序。汤斌典试浙江时还打算专门去拜访黄宗羲。从二人的交往来看，汤斌对促成黄宗羲致书明史馆应有直接关系。

　　通过追溯汤斌在是否设立《道学传》之争中的做法和其哲学渊源可知，他主张“经道合一”、儒学可包道学，其终极目的为“道本于心”“诚心见性”，并归于经世致用。汤斌这种客观公正的为学态度正是中原文化核心精神如兼容并包、守正创新等的具体体现。

　　【作者：赵秀红，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汤斌年谱长编与文学思想研究”(21BZW110)、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清初河南理学名臣汤斌评传研究”(项目号：2022XWH19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