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的存续是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重要问题，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意义，如同中原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可谓文明之始、文化之源、历史之端。从时间轴来看，夏为“三代”之首；从空间轴来看，夏为天下之中。这些核心因素充分证明了加强中原历史文明源流考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破除当前夏文化研究迷雾及中西文明之辩的关键。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我们奋进新征程提供了真理之光。今后，需要在系统挖掘中原历史巨大宝库的基础上构建中原学历史文化谱系，进而探究既符合具体实际又体现共同规律的体系性认识，以中原话语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夏；中原学谱系；中华文明探源；早期中国

　　夏朝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开局王朝，被视为理想化社会“三代”的第一代。“三代”是中国王国文明历史的开端，也是一种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的开端。这就是连续而统一的天下秩序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秩序和政治原理。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族群，它们交替成为天下之“中”，最终形成一种纵向的、连续的关系，成为“三代”。孔子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体现，特别是二里头文化，其价值决不亚于殷墟、秦代兵马俑，它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由“大同”走向“小康”的伟大时代是怎样蹒跚地向我们走来的。而这些进步是通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演化得以发生、发展和完成的。它对于中华文明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都有着巨大的价值和启示。

　　一、时代之问：黄河边上的“早期中国”为何会成为学术热点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随着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夏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因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百年历程，面临千秋伟业，面临一个党如何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在王巍看来，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二里头文化是关系国家起源的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史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根据“夏墟”的考古发现，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示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不说明国家已经出现、社会已步入文明时代。文明的肇始、诞生之前必然有一个社会复杂化以及文明化逐渐萌芽、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二是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在确定5000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形成基础、起源过程应是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内容。文明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宏大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应向前再追溯3000年。这样，万年文化史，8000年起步，5000年进入文明的中华民族史就呈现出清晰的历史面貌。

　　如何探讨距今8000年左右的中华文明起步阶段的农业的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是十分重要的。在9000年或者8500—7000年前，一些区域的遗址已经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贾湖遗址代表了裴李岗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多遗址中发现了祭祀、占卜、礼乐等与中华文明特质密切相关的遗迹或遗物。如七孔骨笛实证了礼乐文明的肇始，堪称音乐史上的奇迹。在这个意义上，裴李岗文化已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的中心，迈开了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一些社会分化现象。如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濮阳西水坡遗址，龙形象已经十分成熟，驾龙驭虎的人不是一般平民，其中的宗教和王权意识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农时意识的出现也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城址，在城乡分野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城墙和城壕，说明防御色彩增强，从而表明这一地区已经率先出现城址和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成员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等提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有着很多不同的文明遗存。据此，他提出早期中国文明存在的“满天星斗”说，即在中国的境内不同文化地理区有六大考古区系，这六大考古区系的成形，又都伴随着早期国家邦国的形成。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区系从封闭走向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正是中国文明形成以及“中国”诞生的历史过程。不同于王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苏秉琦把最早产生的国家称为邦国。苏秉琦先生有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认为中原地区形成单一大规模国家或王国，应付洪灾和治水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即是说，中原单一大规模国家、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或者一个文明意义上的中国的形成，与“大禹治水”是分不开的。然而，多元一体、一体多元则是文化起源的本质。一是各重要区域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化道路，展示出“多元一体”的特质。文明起源阶段各地相对独立发展，并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结成了一个巨大“丛体”，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即早期中国文化圈。这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因为深刻剖析局部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只有探明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才能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二是要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一体化进程路径特点、模式机制研究，把“多元一体”的形成和“一体多元”的演进关系讲清楚。“中国”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其中的“宅兹中国”的中国，是指成周所在地区。苏秉琦先生认为，与陶寺文化所对应的尧的时代，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也就是说“万邦”中已经有一个并不十分确定的中心。夏商周时代，则标志着“方国”之间出现了具有中心政治联盟意义的“中国”，这使夏商周成为能够领有天下的“共主”。商对四方称“中商”，开启了后世“中国”称谓的先河。可以说，王者居中建立天下秩序的“求中”意识，正是中国不断扩大背后的价值驱动。从总体上看，在中华文明一体化研究方面，各个地区早期文明交流互动的具体状况以及各早期文明的发展去向，以及以哪些方式参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更成熟的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道路选择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特点都是时代之问。

　　中原地区的文明核心从庙底沟时代“花开中国”的绽放异彩到夏二里头的定调，是新石器时代到农耕社会以来多方地域性文明相互交流的成果，也是国家权力的强化和王朝文明的开启，它整合了各区域性文化传统，并予以整体性的传承和弘扬，从而实现了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变。从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苏秉琦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地绝不局限在黄河中游的狭小地区，而是散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版图上，有如满天星斗，熠熠发光。然而，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使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然后接力棒交到了殷人手中，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这个时期，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中原文明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伴随着辐射和聚变之势，其天下至中的蓬勃气势更加突出。由于大禹治水之后“禹贡”局面的出现，各种先进的文化要素汇聚中原，原始的中原本地区文明在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其他地域文化又受到中原地区文明的辐射和冲击，中原元素渗透到各个区域，实现了文化的加速度融合和突破性进展。可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突进或文化“质变”。由此可知，研究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而“诸夏”，体现出来的正是文化的认同。首先，研究夏文明和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助于提高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研究嵩山的动向和夏文明的崛起，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发展如何从“满天星斗”而步入“月明星稀”，如何从“多元一体”演变为“一体多元”，对于认识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至关重要。其次，夏文化塑造了宝贵的民族精神之魂，为我们今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夏时期的大禹广域九州治水、后羿射日都是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征，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气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性品格，传之久远。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对于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建设意义深远。二里头文化，显示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存在，这是具有明显权力中心的文化，迥然不同于古国文明的文化。从二里头到二里岗，中原文明进一步演进，迈上了更高的王国文明阶段。在我们眼里的广域王权国家，就是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处于核心和引领者的地位。然而问题在于，如今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和形成等基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更何况复杂得多的二里头文明出现的背景和过程问题呢？而这恰恰是探讨夏文化如何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核心和引领者所必须解答的问题，是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时代之问。

　　　二、历史探寻：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王国政权，也是我国第一个实行世袭制的国家政权

　　（一）黄河边上的“早期中国”

　　1.黄河兴衰与王朝兴衰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在国家基调上，“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在黄河边上，商在东，周在西，夏在其中。因此，称夏为中夏，是合理的。说夏据的地方是中州、中土也是合理的。夏有三义：一是大也，二是华也，三是雅也。夏、商、周三代的命运皆与黄河的兴衰有紧密的关系。《国语·周语上》和《史记·周本纪》都曾如此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岐山（象征周朝）因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崩塌。伊水、洛水、泾水、渭水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的黄河必然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如宋辽澶渊之盟后，北宋治理黄河越治越乱，宋代“三易回河”造成河北的萎缩，对于拖垮北宋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夏代为什么在氏族或部落共同体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呢？个中原因，与黄河之治有极大的关系。《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在我们看来，中原地区的固有文明是夏文化的孵化器。然而，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中国各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文明基础上迅速发展，这当与“大禹治水”成功后“贡赋”的存在形成的大量文化堆积有关。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夏时期广域王权国家汲取了旧石器时代中原文明的精华，积聚力量终于脱颖于古国文明的汪洋之中，从而形成了国家机器。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与城邑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社会由氏族部落联盟共同体共存的局势，逐渐步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从而开启了从多元的古国经济或邦国经济走向统一的王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洛阳的二里头遗址是王国都城。它北依邙山、黄河，处于洛河、伊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规模竟达到375万平方米。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区域第一次冲破了传统地域单位的限制，其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使夏成为名符其实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

　　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崩溃，开始变成了定型的、有组织的王国。《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大禹“……声教播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此后，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使得黄河安澜，创立了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3000多年中国古典农耕社会之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究其根本，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而强大的文化基因。

　　与之相应，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以在治水实践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为基础，大会天下族群首领于涂山。文献的记载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涂山大会后，禹用各方诸侯、方伯进献的“金”铸造了九个青铜鼎，象征着统一天下九州万国，这就是所谓的“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与权力中心的出现相关，随着民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权力的进一步强化。在大禹看来，“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哉”。民心的离异，显然是因为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带来了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并表现为防风氏和三苗族群对大禹权力的挑战。在炎黄时代，即五帝时代早期非常推崇的“圣王德治”，这时已经变成了开始使用权力的强制力量。

　　古老传统权力的传承方式，是禅让制。舜帝的儿子是商均。“天下诸侯皆去商钧而朝禹。”（《史记·夏本纪》）显然，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是并行的。“夏后”的称谓，标志着夏已经开始有了国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这一大变局显然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前者代表部落联盟，后者代表部落国家。其中，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夏、商、周，这时是三个部族。对于新的体制，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则是完成。其特点是“中央集权”“天下一统”。

　　与之相应，在意识形态上，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龙）再到祖先崇拜，中国文化一步步从蒙昧走向文明。正是因为有了祖先崇拜，我们才有了“认祖归宗”，才有了“家国体制”。传统的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和乐，或礼乐文明。这就是我们走出的道路。

　　2.五帝时代的“水经注”

　　五帝时代是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开篇。五帝时代的“天下共主”所掌控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黄帝时代已经拥有了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为广阔的领域。“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五帝时代，特别是炎黄时代，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

　　黄帝死后，高阳氏出现，这是一个综合华夏、东夷两集团的部族。当时，生产力继续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开始分工。这样的分工，在当时表现为原始宗教内部的变革，体现为颛顼帝的“绝地天通”。

　　到了尧舜时代，特殊性出来了，开始出现了气象上的周期变化，雨水增加，山水大来。特别是到了禹时，问题更加突出。《史记·夏本纪》记载：“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这一时期前后，出现了三个治水的英雄人物：一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二是鲧，以“堵”为主，“壅防天下百川”。然而，鲧的努力却“绩用弗成”。屈原说他，“鲧婞直以亡身兮”。同时，壅防启发了“城防”。城市是文明的三要素之一。史书上的“夏鲧作城”，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说不仅在军事史、水利史上有重大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三是禹，找到了以“疏”为主的方法。在“汤汤洪水滔天”的特殊背景下，治水是压倒一切的。舜叮嘱他，“汝平水土，维是勉哉”。他的回答是，“予何言，予思日孳孳”。他把治水和治山结合起来，并把“堵”和“疏”的办法结合起来，“行山刊木，定山大川”。禹是一个亲民的治水英雄。“禹为人敏给克勤”，“其仁可亲”。舜评价他，“唯禹之功为大”。《山海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出来的是禹“公而忘私”的精神。

　　因此，夏的诞生，与特殊的治水背景相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对于禹和夏族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华民族在探索的过程中，既“堵”又“疏”，使水势大定，人民得以“降丘宅土”，休养生息，从而养育出后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五帝时代，由于分工的复杂化和社会的分化，禅让制已经难以为继。禹为了避让商均，而去了阳城。但人们“去商均而朝禹”。因此，禹不属于五帝时代，而是三代的开始。大禹还进行了礼制改革。《史记·封禅书》载，“自禹兴而修社祀”。五帝以来，一直将“敬天”作为礼之本。现在，反过来了，把“敬地”作为礼之本。夏代农业的大发展与“修社祀”有很大的关系。对丘的重视，与治水后的产物相关。对丘的称谓，包括老丘（杞县）、商丘、宛丘、沈丘、帝丘（濮阳），体现出来的都是治水的遗迹。《说文》中说：“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随着水患的解除，人们走出了“草木畅茂，禽兽蕃殖”的阶段，而进入了农耕文明阶段。同时，治水的结果，也带来了强制力的出现和权力的加强，“不如言，刑从之”。国家的诞生与夏的“水经注”密切相关。

　　3.史学家眼中的“早期中国”

　　有句老话说，“言必称三代”。三代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相继出现的三个王朝。而作为三代之首的夏代，由于文献记载很少，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如果说王国维揭开了商的神秘面纱，那么对夏的追寻则离不开徐旭生。20世纪初，甲骨文的破译和近代考古学的引进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途径。司马迁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史学大家，他所创作的皇皇巨著《史记》，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到他所处的汉武帝时3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位太史公写下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在他看来，“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根据《史记》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部落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国，史称夏。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国，其统治时代长达400多年。1931年，徐中舒先生首提夏文化问题[4]。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是考古学界主动探索夏文化的开始。在夏文化研究上，徐旭生有推进之力，立下开创之功。徐旭生对“夏墟”进行的实地踏察，心中怀抱的就是“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他认为，夏文化既包括夏代文化，也包括夏族文化。先夏族居住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游的伊、洛、汝、颍流域。《国语·周语上》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夏人的活动区域多与崇山及其周围地区相联系，嵩山古名即崇山。如称夏禹为“崇禹”，禹的父亲称为“崇伯鲧”。另“禹都阳城”，“启都阳翟”，太康、羿、桀所居之二里头，帝杼居原（济源）等，多与此相关。夏人活动的豫西和晋南地区，正是古人眼中的早期中原地望。

　　（二）从禅让制的废除到“家天下”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王权时代的前奏曲

　　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华夏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自夏始，绵延了4000多年。在孔颖达看来，夏是礼仪之大，华是服章之美。在这里，夏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正是礼仪之大，使中国成就了礼仪之邦。那些鼎、爵等礼器，就是“礼仪之邦”的根之所在。夏整合“万邦”，需要一套制度，于是“礼”呼之欲出。“因”就是继承，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礼影响了中国整个历史，也影响了世界。

　　1.夏启是开启中国私有制社会的第一人

　　从夏朝开始，禅让制的废除到“家天下”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王权时代的前奏曲。传说禹死后，其子启杀害了大家推举出的掌权者伯益，夺得大禹所传下来的王位，破坏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开始了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局面。夏启，名开，又名启，合起来刚好是“开启”。由此我们可知，夏王朝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比炎黄时代和尧舜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夏朝初期，正处于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期。前者是“天下为公”，后者是“天下为家”，其区别就在于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随着私有制的深化发展，权力属性开始发生“质变”，军政首长由推举变为世袭。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启世袭禹的帝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袭”时代的到来，“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些都标志着权力的强化和王国的出现。由此，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

　　2.三位一体的“王”成为进入王国时代的特征

　　在夏代的471年中，围绕一个“王”字，可以说是刀光剑影、争斗不断。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说：“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贯中者，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贯通之者，王也。”从“天下共主”到军事统帅再到最高祭司，“王”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

　　恩格斯说，人是“一切社会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的诞生。社会的前身即是“群”。从“原始群”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完整的演化过程。其中，人的动物性是人的社会性的物质基础。一是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二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私有制改变了社会权力的性质，使之成为令人垂涎的东西。在古史传说中，就有“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共工失败了，就“怒而触不周之山”。原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私有制开始了社会不公的进程。到了禹的时代，这一变革恰好处于阶级社会的大门口。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其一，按地区划分国民；其二，公共权力的设立。夏禹时代，炎黄、东夷、苗蛮等部族之间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以地缘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已显雏形。“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这一切表明，原始的“九州”地域观念已经正式形成。虽然血缘亲族因素在共同体内部依然顽强存在，但它毕竟已经不再是划分人群的首要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超越原始氏族原始民主之上的公共权力正式出现。《左传》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尚书·甘誓》中更有最鲜明的体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由此可见，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州大地上初现，中华文化史册翻开了新的篇章。

　　与实行禅让制的五帝时代相比，特别是与龙山时代相比，夏二里头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废“天下为公”而行“天下为家”；变货力不藏于己而为“货力为己”，人们开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私有观念深化了，不平等现象出现了，权力开始强化，出现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示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不说明国家已经出现，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由此，夏、商、周三代终于走出了远古的迷雾。正是夏后启废除了禅让制而开启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国由此进入了王国时代。“温良恭俭让”，这个“让”字十分重要。“启废禅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与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钧不同，启开启了一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路。而“诸夏”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表征出了夏之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众不同之处或者独特性所在。

　　（三）夏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是“早期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

　　夏代，一共十七君、十四世。二里头文化，显示必然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存在。这是具有明显权力中心的文化。借用许宏教授的说法，与五帝时代相比，夏是作为一种“广域王权国家”而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意味着统治范围的广大，它将五帝时代“共识的中国”及其天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下来。而这一统治广域的王权，是以王位世袭制度稳定下来的。因此，夏是“家天下”的开端，是王朝体制的开端。如果说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天下秩序的话，那么这种秩序应当基本呈现为一种部落联盟的形式，禅让制就是联盟首领的选举制度，基本取决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容易造成政治结合的破裂。而“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度则是一种稳定的例行化的政权交接形式。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开端意义，正在于其确立了大规模王权统治的稳定性。

　　1.国家权力的强化

　　夏人开创的王国文明，是在黄帝时代之后，从古国向王国的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尧舜时代王权已经萌芽，禹伐三苗战争的胜利，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其在军事领域的威望，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大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体现出来的是权力的强化。当禹去世后，禹的儿子启就杀死伯益，召集钧台大会。人们称他“吾君帝禹之子也”。夏启经历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他通过与有扈氏的甘之战，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从此“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率兵讨伐，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启继位后，建立了世袭王权，都阳城。因启的部落名夏后氏，故史称夏朝。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代替联盟，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已经是不可抵挡的潮流。氏族社会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已经结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启是王国文明的助产士。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他又叫“夏后启”。他废除了禅让制，开启了世袭制，把古国变成了王国，形成了中华礼乐文明。这样，中国远古文明终于完成了向国家文明形态的第一次历史大跨越，实现了质的突破。

　　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个时候的王权是弱小的。在夏启之后的400余年里，夏政权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的松散性。由于刚刚从远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仍然处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如此，动荡与战争，自然就呈现多发现象。夏人开创的王国文明，是在黄帝时代之后，从古国向王国的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就阶级分化而言，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变迁，出现了从禅让到传子的惊人变化。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启实现了跨越，向着王国文明的方向迈进。夏禹以前，以民主的方式选举氏族部落的军事领袖，也就是早期社会的“禅让制”。尧舜禹，都是重禅让的。通过尧、尧子丹朱，舜、舜子商均，以及大臣禹、皋陶、益的种种明争暗斗，展示了社会大变动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况。禅让和禅让制度的衰微是一件大事。《荀子·王制》中讲了人类社会的三大要件：合群、分工和礼仪。在“禅让”一词中，“禅者，传也”。而让，就是“推贤尚善”。《史记集解》讲：“五帝官天下，老则禅贤，至启始传父爵。”由“让”而“争”，与私有观念的产生有绝大关系。可以说，随着夏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原始公社制终结了。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十分显见，分出贫富来，分出尊卑来，分出强弱来，分出上下来。在启之前，即传说中尧、舜、禹时期，所谓“禅让制”已经步入尾声，世袭的苗头已经显现。这一时期可谓“禅”与“继”的斗争时期。尧在正式传位于舜之前，曾考虑是否传位于其子丹朱。其后舜禅让帝位于禹和禹禅让帝位于益的过程与尧舜之禅相类，也有舜子商均和禹子启是否可以继位的问题。商均的命运与丹朱一样，其时世袭的社会条件仍不成熟。只有到启时，禅让制才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启宣告了它的终结，也宣告了世袭制的开始。世袭制的建立标志着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集中。可以说，夏王朝就是私有制下王朝体系的第一个产儿。从禅让制到世袭制，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即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世袭的王权制代替了民主的禅让制，从而造成了广域王权集中的夏王朝产生。

　　在氏族的退潮中，禹和启实现了跨越，向着王国文明的方向迈进。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创建起了阶级社会的新时代。可以说，随着夏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标志着原始公社制终结了。

　　3.确立了“天下为家”

　　夏代由“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使夏商周三代成为一个以“家天下”为标志的时代。由社会分工造成社会分化，由“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社会分化”体现在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不平等上，体现在“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上。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把“大道既隐”证明得清清楚楚。《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话，“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尻，汝作士”，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就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而言，夏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世袭制的建立标志着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集中，“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天下一家”成为人们处世的共同行为。周代的宗法封建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天子制度，是三代之“家天下”的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三代”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开始就潜伏着一条以“公天下”的“大同”理想来批判“家天下”的思想线索。这是因为，“天下一家”的政治是立足于天下整体性的政治，超越族群，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的集团，始终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就在于通达历史，通达天命转移的道理，通过主动改制以实行自我革命，从而达到天下之一统之局的长治久安。汉代经学，无论今古，皆共享这一基本的思想、政治倾向。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夏王朝这个中华第一朝的“开局”是十分精彩的，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瑰宝。夏王朝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不是一般的转型，而是大的转型，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化转型。这是一个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摆脱了原始公有制社会而创建起私有制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开创出王传子制度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王者权威的新时代。

　　三、夏之纵横：广域王权的时间、空间、事件与人物

　　（一）夏的时间轴

　　苏秉琦认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100万年的人类起源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历程。在上5000年中，包括万年奠基，8000年起步，6000年加速。在下5000年中，包括5000年进入，4000年过渡，3000年巩固，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在2000年中，包括2000年转折，形成了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礼法文明；1000年转变，200年转型的既波澜壮阔、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的伟大历程。

　　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前考古资料，夏王朝自公元前2070年开始，至公元前1600年被商朝取代，先后存在达471年之久。《史记集解》说夏，“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中也有一些关于夏的史料。

　　鲧、禹的事迹以治水最为著名。《诗》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为夏王。夏王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帝太康失国”。《帝王世纪》认为：“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史记集解》说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结果造成了长达40年的“后羿代夏”。《五子之歌》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轻视。有穷氏的后羿，“恃其射”，“代夏”的时间涉及太康、中康和相时期。《左传》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少康是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先做有仍氏的“牧正”，又做有虞氏的“庖正”。少康重建了夏王朝并使其统治得以巩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势向上的时期。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少康中兴”。他结束了后羿与寒浞40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曾“征于东海”，夏代中兴的局面得以形成。《竹书纪年》载：“帝宁（杼）居原，自迁于老丘。”原，即今日河南济源。他率兵征伐东夷，“八年征于东海”，夏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故后人认为他具有和大禹一样的开创之功，是继大禹之后的一代名君。帝杼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传说他发明了甲、铠。直至第十三世经胤甲才迁至西河，共历六世。

　　槐时，出现“九夷来御”的盛景，特别是“槐黄时节”成为夏王朝的一段特别难以忘怀的时刻。《史记·夏本纪》说，帝槐时代是夏代的槐黄时节，指经过杼、槐的努力，夏王朝才真正国泰民安，兴旺起来。中华民族对于“大槐树”的深刻记忆，有可能也与此相关。

　　然而，夏王朝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后，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夏王朝至孔甲时，已历十三世，孔甲本人是夏王朝的第十四世王。《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他是夏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性人物。一是方鬼神。夏人信神，而孔甲却“违”“逆”鬼神。二是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三是食龙肉。自此，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夏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是我国古代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是“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他为了“筑倾宫，饰瑶台”，“殚百姓之财”，以至于老百姓咒骂他：“时日何遏丧？予与汝皆亡。”《左传》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国语》说，“伊洛竭而夏亡”。天灾、人祸叠加，这样，夏就必然走上亡国之路。

　　夏朝建立后虽然经过一番周折、过渡，但仍然顺应历史之势得到巩固与发展，在诸多族系中华夏的势力脱颖而出，从而中原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突显出来，并对继后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自少康中兴以来，在夷夏斗争中夏王朝占据绝对优势，夷人几乎一直处在臣服的地位，常常“来御”或“来宾”，而夏王则常常“东狩”或“东征”。然而，刚刚由禅让制脱胎而来的世袭制不稳固，也很脆弱，统治者缺少应对世事的措施，亦缺少治国安邦的经验。初建的夏王朝刚传了一代，就被东方夷人推翻。但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夏在由古国变成王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奠定了灿烂的王国文明史的基础。

　　（二）夏的空间轴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也是我们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夏世代居处的地方，长期以来被称为中土、中方、中州，意思即是天下之中。最早“中国”的概念，即起始于夏人的头脑之中。《周易·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建立起宫室的是夏王朝。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确立国家的权威，就着手在伊河之滨进行王城的建设，以作为王朝权威的一面旗帜。如果说伊洛平原被称为“天下之中”的话，那么王城所处的位置就是中心的中心了。在夏王朝存在的471年间，其都城先后进行过十多次迁徙。据传说和一些文献资料，夏曾在阳城、帝丘、安邑、斟　等地建立王城，在豫西的原、豫东的老丘也可能建立过王城。考古学显示，夏代的城址类遗存比较丰富，主要有王城岗遗址、夏都老丘、新砦古城、二里头遗址等。《史记》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夏王朝生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就在早期的中原地区，即豫西和晋南地区。这一区域的中心就是在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这是夏人走向成熟、夏王朝走向强大的基地、中枢或者说是最核心的区域。

　　阳城，《世本》载“禹都阳城”。

　　古钧台，又称夏台，是夏启大宴诸侯之地，“钧台之享”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宴。夷族有反对者，启于是将都城从阳翟迁到了安邑。

　　夏都老丘，位于今天河南开封市。夏王朝自帝杼开始在老丘建都，共6帝，经历了216年的岁月。

　　为什么夏晚期把都城建立在二里头呢？这是因为二里头遗址以嵩山地区为核心，具有都邑性质，处于当时聚落体系金字塔的顶端。二里头遗址，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王城”。“河洛毓秀地，古亳帝王都。”此处“河山拱戴，天成地居”。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大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辛村5个自然村，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遗址总面积竟然达到375万平方米。在开掘过程中，发现了宫殿、城址及数以千计的墓葬，发现了青铜器及冶铜作坊，展示出磅礴的王者气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此时的夏王朝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二里头文化开启了中原地区文明变迁和更新的新阶段。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社会分工明确，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国家权力集权化的现象十分明显。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起始，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精髓，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杞国雍丘城。杞人以“夏人”自居，就像商的后裔称“宋人”一样。孔子在《论语》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以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

　　《汉书·地理志下》载：“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卷上：“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吕氏春秋》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些地方应该也是夏的影响范围。

　　总之，夏朝自禹建国以来，共传了十四代、十七王。豫西和晋南是夏王朝的腹心之地。正如吴起对魏武侯所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其范围就以豫西和晋南为主。可以说，环嵩山地区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个地方，也是获取“夏”之美名的基地。夏王朝的疆域虽然主要限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但影响所及范围更大。夏王朝正是从这个中心出发，把势力延伸到全国或者天下。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广大的领域内已经形成的六大区系中，苏秉琦特别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影响中原”。在夏代，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向“天下”层面的扩展。面对天下，他们打出的旗帜即是“夏”。大禹纵横万里，影响到三星堆文化。正是二里头文化，使夏人发展和影响到深远的地方，以至于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圈！由此可见，早期的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主要诞生和繁衍地区，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

　　（三）夏的事件和人物

　　总体上看，夏朝的外患常在东方。夏朝历经471年，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夏代大事不少，包括大禹治水、启废禅让、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杀羿、少康中兴、孔甲乱夏、夏桀亡夏、桀奔南巢等。

　　在夏的历史上，我们要牢记的有大禹、夏启、少康这样一些人物。《史记》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孔子十分赞赏大禹，他说：“禹，吾无间然矣！”面对有人说禹传子是“德衰”的表现，孟子断然否定，维护了大禹的圣人形象。墨子则俨然以禹的继承者出现，他说：“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在墨子看来，“兼爱”就出于“其利人多”的大禹。就连庄子都说，“禹大圣也”。大禹是新时代的开启者，他身上的大公精神、无私精神、利他精神、民生精神，是永恒的。“禹封泰山，禅会稽”，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

　　1.禹“定九州”

　　“定九州”就是要进行全国性的地理区域划分。《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左传》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经启九道，就是启开九州之道。同时，“定九州”也是为了有效“监治天下”。九州制度也是一种贡赋制度。《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贡制度的特点就是“任土作贡”。禹贡制度表面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实质上代表了一种上下级的政治臣属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禹贡就代表了一方臣服和四方归顺的思想观念。

　　2.禹铸“九鼎”

　　九鼎作为传国之重器，是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左传·宣公三年》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当楚庄王问鼎于周定王的大臣王孙满时，王答得极有水平，他说：“问题根本不在于鼎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执政者是否有仁德。”在这里，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直到今天，“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还是人们常用的成语。

　　3.夏启建立夏王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夏人以信鬼、信神、信上天而闻名，夏启从上天那里得到了一个“从”字。“从者，纵心所欲也。”《史记》说“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然后召集“钧台大会”。为了避开夷族的锋芒，夏启又西迁大夏，建都安邑（在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为了征战有扈氏，他又发表了著名的《甘誓》。结果“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标志着原始公社的终结，阶级社会的开始。

　　4.夏“少康中兴”，“天下共主，九夷来宾”

　　少康，其最大特点在于“能戒之”，重返夏朝重“俭”、重“朴”、重“实”，“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他“布其德，兆其谋”，“以收夏众”，从而拉开了“少康中兴”的序幕，出现了“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春秋笔法。他颂扬夏启的立国，还批评太康的失国，针砭孔甲的“德衰”，斥责夏桀的“武伤百姓”。

　　总之，在夏代的历史上，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大禹、夏启和少康这些夏代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大禹，他治水的功绩，铭刻人心。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太康、孔甲和夏桀的教训。夏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物、制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大禹治水、禅让制、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暴桀亡国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深思国之根本所在，勤政爱民则兴国安邦，施暴政寡恩义则亡国不远。商的“网开三面”，周的“敬天”“法祖”都是以史为鉴的产物。特别是“大禹治水”精神传播广远，影响后世几千年，体现了在灾难面前人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主动性。

　　四、文明探源：夏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一）夏的文明化进程

　　1.夏进入了农耕社会

　　根据农耕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夏王朝时期是中原原始农业进入鼎盛时代，同时也是中原传统农耕的萌芽时代。广大区域内众多部落联合治水，最初邦国文明和早期部族联合，开始产生了性质上的转变，为后来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夏王朝的形成，符合统一的王权国家产生的历史潮流的要求，与早期农业社会发展相结合、相一致。即是说，中原地区夏朝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以农耕为主。

　　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鲧和禹相继治水，使“渥地”变成了“桑土”。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夏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从流传下来的典籍中可以窥察一二。《论语·宪问》中指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中也提到大禹治水不避劳苦，因地制宜疏导河水，消除了河流泛滥给人们带来的灾害，因此赢得了人民的赞誉和支持。要知道，禹功之一就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把农田灌溉看得很重要。在夏代，农业已经相当发达，粮食有了一定剩余，酒器的大量发现就是粮食剩余的最好证明。不过，农业产量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二里头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龙山时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应与对季节的把握有关。正是因为有了《夏小正》，所以可以按季节安排农事活动。因为农事与天文历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夏代已有历法，进入了历法时代，记载了天象、农作物生产与季节变化情况。《左传》云：“夏数得天。”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夏历与颛顼历有传承的关系。夏代的农业较前取得了长足发展，就是因为当时有比较先进的历法，正因此，夏历又被称为农历。历法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对天体的认识和掌握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农业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夏小正》正是人们上千年观象授时经验的结集，是“天人之际”的结晶。可以说，夏代历法的出现，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事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也显示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孔子非常推崇“夏历”，在回答“为邦”之道时，孔子提出了“行夏之时”。因为夏历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识天象、明农时、勤耕作、实民生的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文明道路走向，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2.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

　　以二里头都邑为代表的都邑文明，不但被商、周王朝继承、发展，其后又经历后世很多王朝的传承，成为影响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文化基因。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聚族而居”的。夏朝建立了“邑”制。“禹都安邑。”“禹子启居夏邑。”“宫室”的出现，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密切相关。《世本》云：“禹作宫室。”到夏桀时，更作“倾宫”“瑶台”，为“琼室玉门”，这些都说明夏代已经有了大型宫殿建筑。《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二里头遗址超过300万平方米的面积，具有超大的规模，有着都城的恢宏之势，都邑结构划分为官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城市轴心南北依次排布，两侧分布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中心区域交错分布着“井”形主干道路网，规整方正的网格化布局让城邑井然有序。在二里头遗址，人们探索到了中轴线布置的大型宫廷建筑基址群、道路交通网络、等级鲜明的墓葬遗址和祭祀遗址等，还包括遗留的双轮车辙，开创了我国古都规制体系的先河。可以说，二里头是夏代王朝的内核地区，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发展的核心要塞。对于“大邑商”的影响十分深刻。二里头城邑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开始由多元的古国或邦国文明逐渐发展到了王权文明，同时表明中原社会上各个相互对抗的共同体长期并存局面的结束。

　　3.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

　　夏王朝的兴起，既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夏代还未发现成型的中国文字，但已经有大量夏代青铜器的出土，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陶范。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印证。

　　无疑，夏人已经掌握铸铜技术。在文献中，夏代有冶铸青铜的记载。“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史记·楚世家》），说的就是禹时期铸有九鼎。《左传》曾经记载王孙满答楚子问鼎云：“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启也曾遣人进山采铜，在昆吾铸鼎。爵是一种青铜酒器，是二里头文化新创制的器物。这些青铜器加速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如果说龙山文化为铜石并用的时代，那么二里头文化则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突出特点。特别是反映身份等级的礼器和用于战争的兵器突出出来，显然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使用的范畴而成为维护社会等级与秩序的工具。在这里，“九鼎”是国之礼器，更是王权的象征。夏末商初，青铜器已经扩展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青铜礼器的诞生，中原文明步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二里头的青铜文明对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夯实了中原社会发展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史前多元农业文明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必然产物。青铜时代是一个伟大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由夏王朝开启的。商灭夏后，商王朝的势力大为扩张，这些青铜文化不少进入了商王朝的版图。在三星堆，我们可以看到夏、商青铜文明的深刻影响。到了周代，最终形成了礼乐文明，而其基础则是在夏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奠定的。

　　4.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夏朝的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的范畴，铸铜、制陶、治玉、制骨等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夏代的先民们在陶器制造上延续着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尤其是在仰韶、龙山时期一直采用的传统方式，但在品格、材质、纹路和形状上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夏代的磨光黑陶，胎薄似“蛋壳”，不但造型秀丽，制作精湛而且器表黑亮。制陶技术有所发展，已经出现了灰陶。在历史上，有彩陶代表五帝时代、黑陶代表夏代、灰陶代表殷商的推论，并且出现了以玉为美、以玉为贵的审美意识。玉石制品，意味着财富、权力以及地位，甚至王权的诞生也借助玉器。中原地区的玉石文明在夏代得以真正开启。《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理九州之洪水灾患，安定天下官民，制定了禹贡制度。传说舜帝赐予大禹一只玉制圭，以示奖励和权力交接。“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样，玉“圭”直接和王权相联系，就使人们对玉石的使用走出了实用的层面，而走向审美的层面、礼仪的层面、政治的层面。“玄圭”意味着统治权力的传承，有着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中原地区夏玉文化的发展打开了玉石时代的大门。圭作为王权的象征，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权力，禹得到玉圭进而走上了王权统治的道路，显然，此时的玉石文化与夏王朝的王权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玉器也是身份的象征。许慎说：“玉，石之美者。”“怜香惜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展示出中国人是重玉、懂玉的，也是以玉为贵的。

　　5.夏礼为中华礼仪文化之源

　　礼最早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祭祀是先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生出的礼与刑一起成为统治者建构国家秩序的重要工具。二里头文化是三代礼制形成的开始，这就要求我们要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孔颖达说得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这个“根”就在夏代。夏人的礼仪文化，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第一乐章。大量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标注了夏的文化高度。在孔子看来，夏礼是三代礼仪文化之源，也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源。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以青铜鼎和青铜爵为典型代表的精致礼器，向人们展示了夏王朝开创了礼制之国的先河。礼器不仅象征富有，而且是别等级、明贵贱、维护人际秩序、保护社会权力的工具。一是夏礼“朴”。《礼记》载：“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从“少康作秫酒”可知夏代的农业蓬勃发展，已经开始出现剩余，但夏人在饮酒上并不过分。二是夏礼俭。三是夏礼圆通。

　　夏礼作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其存在价值十分重要。在夏代，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就是礼文化的最好说明。“殷因于夏礼”，显然不是无源之水。从邦国到王国，从万邦到一个统一的国家，亟须一套制度、手段来凝聚、巩固。如此，结合当时的风俗习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礼”，便不能不呼之欲出了。在夏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社会分化，“五服”制度体现出社会等级。从原始氏族部落的建立到广域王权的整合形成，“礼”的出现顺应了夏王朝统治阶级对于巩固权力的要求，礼制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

　　6.广域王权国家制度雏形已经显现

　　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使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国家就有军队，就有了国家机器。“禹征有苗。”“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征西河。”“桀伐岷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此又有了有力的佐证。

　　（1）夏代的“五服”制度将亲缘关系与国防制度结合，体现社会等级。夏代已经开始用“五服”来划分区域，并赋予其不同的等级内容，并且以不同颜色来彰显，对后世几千年的行政区域划分有重大影响。夏禹以帝王都城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个地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五服，指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夏代的五服制度经过商周时期的完善发展，演变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分封，实际上就是等级制度。五服制度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分封制”具有重要作用。

　　（2）“夏道”“夏政”“夏礼”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财富。其中，“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人“尚黑”“崇朴”，具有以朴为尚、以俭为荣的特质。“夏后氏尚黑”，所以《诗经》中有一首《缁衣》就体现了对黑色衣裳的喜爱。夏人崇朴，不喜欢大手大脚。这一中华民族的原始基因，传之久远。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禹是夏文化的最大象征，孔子说他无可挑剔，因为他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性品质。大禹有养民“九功”。大禹说：“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帝舜评价他，“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墨家还把禹的“兼爱”和桀的“兼恶”放在对立面来加以考察，认为大禹一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这本身就涉及夏王朝之所以兴衰的缘由了。

　　（3）夏代法制已经呈现出宽严相济的特点。夏代是从原始氏族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起始点，因此它与原始社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对立阵营的出现。后世史料多把夏代的刑罚管理制度称为“禹刑”。“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逸周书》卷四还有如下禁忌：“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左传》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体现出的正是宽严相济的特点。《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尚书·甘誓》记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词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祖即宗庙，它与社同是国家的象征。中原地区文明由于夏的建立，由最初的氏族社会迈入王国时期。国家的统治和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手段来加以维护，这同时也在呼唤“法”的出现。此时，礼与刑具有着并存并立的特点。可以说，夏代的刑法制度既讲“法”又讲“礼”，既满足权力集中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又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从夏王朝开始，在“礼”的基础上，随着“法”的出现开始进入了向“法制”发展的加速阶段。

　　（4）夏代已经有了贡赋制度。《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贡赋制度的确立，对于夏的“横空出世”，对于夏的“脱颖而出”，对于夏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

　　7.夏代开始有了音乐

　　夏乐，具有自己的特点。《楚辞·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也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礼以乐成，到了周代，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

　　8.开始出现龙崇拜

　　在二里头的陪葬品中，发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覆盖于墓葬主人的上方，头向西北方向，尾巴朝东南。其独创的概念和出色的做工令人惊叹。绿松石饰物与镶嵌器只出现在贵族墓中，其阶级特性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龙崇拜是原始图腾崇拜的结果，对于民族信仰和精神标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基因。

　　（二）夏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融合、激荡与沉积，终于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文明

　　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竞争、权力交接、政权演进的主要舞台。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夏朝文明更是夏商周文明的开山之篇，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谱系的源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源。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影响，是一个大课题。从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体现了我们对于文明起源规律的深刻认知。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这是就文化的起源而言的。随着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演进，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更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由此可知，研究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化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道路的背后，是中华文明演进之路。我们知道，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往往要经历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从夏文化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逐步进化的过程，是从发展到逐步完善、从成长到成熟的有机演进。而夏王朝就是中原地区乃至中国地区一直不断地在追寻着的文明之路的关键一环。

　　夏文化的核心区域就位于早期中原地区——豫西和晋南一带。这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第一个王国文明。夏王朝依托于中原地区这片文明大地，夏王朝文明的产生、文化的发展，推动也顺应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夏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在夏王朝之前，中原地区的生产分工和社会复杂化等文明化进程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早在庙底沟时代，之所以能够“花开中国”，铜石并用已经昭示了文明的进步，仰韶文化的繁荣受益于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大仰韶温暖期的历史机遇。龙山时代再次迎来环境巨变和文化格局的更迭，由大禹治水而带来的文化汇集，在这个至中之地积微成著，最终形成集中优势。多方面的因素叠加，使中原地区风起云涌，相互刺激，促进变革，呼唤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和王朝体制的建立。由此，夏文化逐渐走向成熟，使得早期的中原地区文明形成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夏时期开展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变革，积累了不少政治智慧和经验，取得了丰富的政治成果和文化成就。总之，夏文化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深切、深刻的影响：（1）夏文化促进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形成。（2）结束了万邦众国的古国时代，开创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是我国进入王国文明的开端。（3）以夏都二里头为代表的夏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4）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5）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6）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社会分化，“五服”制度体现出社会等级。从这六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夏代经济、社会、文化的面貌。这些都充分证明，夏代不但存在，而且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影响深远、深刻。在我们看来，正是夏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融合、激荡与沉积，终于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文明。由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会使人想到整个三代史。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化，真正的转折成功一直要到秦帝国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从古国（邦国、方国）到王国再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国家形态迈进的过程。夏积年471年，商积年555年，周积年791年，三代积年凡1817年，接近2000年。与秦以后的整部中华文明史差不多长。

　　夏文化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影响深远。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是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一环，更是中原文明化的动力。总之，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夏文化是有力的佐证。通过《尚书·禹贡》可知，在夏疆域范围划分九州，促进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形成。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竞争、权力交接、政权演进的主要舞台。但中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也是一个弹性的概念。早期中原在豫西、晋南地区，特别是河洛地区。中期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晚期中原特指河南及周边地区。夏部族长期居处“天下”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中心就是中岳嵩山地区及其周围的伊水洛水流域。这个区域中心，核心是指济水流域，伊洛河流域和颍水与汝水的上游地区。大禹之子启建立夏朝，结束了万邦众国的古国时代，夏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夏代是我国形成王国文明的开端。以夏都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影响了整个农业社会时期的发展。大量夏代青铜器的发现，证明夏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五服”制度体现社会等级，渗入文化层面，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是中原地区不同文化交叉激荡而形成的强大的力量，直接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形成进程，并引领周边地区一起迈向文明化发展的轨道。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器。中原文明汲夏礼之大成。夏礼是中原地区礼仪文明乃至华夏礼仪制度的根系。作为第一个王权国家，夏是中原地区向外进行礼仪辐射的开端。哪怕在夏之后的王朝——周，其早期人们的观念意识里，“行夏之时”也是创建周礼的根据。夏文化对中原子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墨子的“非攻”“兼爱”思想，源自大禹精神，其治水、平九州兼济天下、征伐三苗成为墨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可以说，墨子就是在“禹之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的。禹被墨子提及50次至60次之多。《庄子·天下》中明确说：“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此时的中原文化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一种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夏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根系和脉络，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中原地区文明乃至华夏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总之，掌控“天下”400多年的夏文化，它对“天下”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可小视。大禹纵横万里的治水，本身就可以看成一次天下范围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传播和辐射。首先是二里头文化圈，其次是夏文化的辐射圈。夏文化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开创意义，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深切、深刻的影响，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根系”。一是促进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形成。《禹贡》全文1193字，是反映夏代国势的重要文献。《禹贡》记载了夏代的影响范围，将其划为九州。夏部族以豫西、晋南、豫北地区为其核心区发展起来，商部族在漳河流域崛起，周部族在关中渭水流域兴起。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就间接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中原对华夏文化传承的维护。二是结束了万邦众国的荒蛮时代，夏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是进入王国文明的开端。在新石器时代核心文化区衰落的背景下，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腹地迅速崛起，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期，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中原文明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伴随着辐射和聚变之势，天下至中的蓬勃气势更加突出。原始的中原本地区文明在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其他地域文化又受到中原地区文明的辐射和冲击，中原元素渗透到各个区域，实现了文化的加速融合。中原地区的文明核心从庙底沟时代到夏二里头的定调，是新石器时代到农耕社会以来多方地域性文明相互交流的成果，也是国家权力的强化和王朝文明的开启，它整合了各区域性文化传统，并予以整体性的传承和弘扬，从而实现了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变。可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突进，这是5000多年文明史中“加速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二里头人接受并发展了青铜冶金术，继承发展创新了诸多史前文化的精粹。二里头被称为“早期中国”，就意味着在二里头时期中国的核心文化已经产生。夏代是最早中国的孕育者，夏代之后的历史都是对最早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商周文明在吸收二里头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创造了更系统、更有影响力的中华礼乐文明。

　　历史的开端从来都不是自在的，而是一个由后代不断确证的起点。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历史上，当中国人选择炎黄作为古国文明的开端，选择夏商周作为王国文明的开端，选择秦汉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开端，其实这些开端也就成为构成中国文明主体性的重要内涵。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大地的至中地带、早期文明精华的积淀之地，处于形成中华文明大格局的起始阶段和关键地位。中原地区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影响，但又各具特色。然而，就重要性而言，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总进程中的地位不可替代，是核心和引领者。正如严文明教授指出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就像一朵重瓣的花朵，而中原文化区则是这朵重瓣花朵的中心。从“摇蓝”到“根系”，从“树干”到“花芯”，中原地区是文明的大“漩涡”，也是文化的“大熔炉”。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到夏时期广域王权的建立，中原地区先后滋养了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夏时期王权国家的建立和文明的推进，为商、周文明的发展和成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对于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都起到了巨大的形塑作用。

　　【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博士，研究员。 基金项目：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阶段性成果“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演进一体演进格局研究”（2022XWHWT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