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精神与乡村振兴丨冯仕政:乡村振兴新阶段与社会治理新征程
编者按
12月10日,由河南农业大学、林州市人民政府和红旗渠干部学院联合主办、由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服务处、林州市农业农村局、河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红旗渠乡村治理研究院、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河南现代农业研究院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大河网应急管理研究院联合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在林州市红旗渠干部学院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红旗渠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道路的理论逻辑,乡村振兴道路的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挑战等角度切入,为全国、全省乡村振兴工作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全面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发布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今天刊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特聘教授冯仕政的文章《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的行动研究》——
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上新征程的阶段。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前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在经济和产业方面,而这些任务的推进和完成严重依赖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现在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的发展,该产业显然不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各种各样的产业都在下乡。在乡村发展产业,仅仅有资金有技术有销售有市场是不够的,经过实践检验,发现社会关系很重要。如果与当地农民的社会关系没处理好,产业是难以维系的。乡村社会关系的观念、逻辑可能和我们很多创业者在下乡之前的想象很不一样,这就体现了乡村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反过来讲,社会交往是什么?社会交往,实际上是人们交往的总和。社会是人和人交往的结果和过程,它是人们自发、自愿的交往的结果。交往分为两种形态,一个是初级形态的连结,是我们人和人基本的接触和观点。这个连结很多时候不是有意识规划的,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连结的产生是朴素的、散乱的、自在的。普通人只要在社会中生活,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连结,这种连结包括物理上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这种连结的存在体现了我们人,生活在社会上,谁也不能做一个封闭的赤脚汉。第二个交往形态是团结。它指的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为了合作,为了共同争取彼此的利益,必须有所谦抑、有所相互、有所体谅。团结的形成需要经过一定的教化组织,体现了人和人的自觉。
社会,总而言之,需要通过人不断的连结,不断的团结,才会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展。对于这些连结和团结,需要社会治理,原因就在于人。一方面它意味着生机活力。做生意是一个不断找伙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建立连结的过程。只有不断的连接和团结,我们才能够走出自我、拓展自我;各种生产、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社会人在不断连结不断团结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风险性。因为要发生连结的人通常是不熟悉的,团结也可能变为勾结。人和人的连结,人和人的团结,也就是社会。社会既是活力所在,也是乱力所在。我们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要发扬社会的活力而抑制社会的乱。所以我们社会治理的目的是要使得社会无而不乱,争而不战。通过不断的连结,不断的团结,能够加强我们的人气,展现团队团结的力量。
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是社会乱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连结。一方面是面向团结去构建连结,即每个人都要有公共精神。在打交道的时候,不要坑人,不要骗人,这是要面向团结,构建连结。讲人和人的团结,不能讲精神、讲理念。而是要在现实交往中培养公共精神,这样形成的团结才是坚实的、有基础的。总而言之,这个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们的连结,要团结而不可解,是人和人不断结缘而不是结怨。
在社会发展的小康建设阶段,我们得求富,就是挣钱,主要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而到了新阶段,我们得求人,就是人和人关系的问题,人要相互仁义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乡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某种意义上,我们以前的乡土社会不是一个社会。那时候没有人和人之间的自由自在的连结和团结,社会交往是相对封闭单一的、比较僵化、比较刻板,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交往,不是人的自由选择。我们现在要建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灵活的,人和人是具有公共精神的。现如今,我们乡村社会还是一个所谓的熟人封闭的状态。像费孝通讲的,思想非常狭隘,排外、会挤兑外来陌生人,但对内部都很有奉献精神。这种社会显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不是和熟人打交道,而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我们一直是这种乡土心理,对自己的内部人实行差序格局,对外面的人很苛刻,这样是没有规则意识、没有企业意识、没有公共精神的社会心理和社会交流模式,将不适应我们未来的发展。所以对当前的农村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走出乡土,要和陌生人去连结、去团结。基于此,乡村建设下一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做心理。这个观点起源于晏阳初先生搞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要从除文盲到做心理。当前现阶段的核心是做新民,要变成新农民。就是去除差序格局的这种心理,去除狭隘的自持心,培养公共精神。晏阳初先生当年在乡村建设的时候讲中国农民的四大毛病:愚贫弱私。“私”就是没有公共精神,没有共同精神,没有丰富道德,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这样就走不出、长不大,所以现在我们要培养新农民。这就需要社会建设,这又为社会团结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户籍身份,要培养农民把务农当成一种职业的意识。就像我到了农村,从事包括地区养猪、养鸡、养狗的工作,这是职业农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是产业问题,但背后其实就是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物的关系背后就是人的关系。为此,我们第一要把农村的社会建设提到更高位,乡村建设绝不只是产业振兴的问题,还有一个培养人提高人的素质,尤其是培养人的公共精神的问题。晏阳初讲的克服农民“私”的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点在制定政策时常常被忽视了。第二,要注意新的内容。以前乡村建设的社会治理,主要是面对弱势群体,属于小社会的小治理。今后的社会治理需要面向整个社会,是大社会的大治理,是从弱势群体转向整个社会共同体。第三,要采取新的手法。以往的社会治理以给予为主,如今需要更多让农民参与。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要让农民认同的参与,并培养他们参与的能力和兴趣,重点是培养农民的公共精神。另外,要培养从粗社会转向细社会。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他们的需求也开始精细化,所以今后要对农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特聘教授)
编辑: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