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口述历史在国内的兴起，“人民书写自己的历史”成为现实。2019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柴湖口述史》一书，就是运用口述历史理论让“移民讲述自己历史”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弥补了水库移民史档案资料不足的缺憾、细化了已公开档案资料的粗线条记载、拓展了水库移民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尽管该书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但总体而言，实属新中国水库移民口述历史研究的开拓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口述历史；丹江口水库；水库移民；淅川县；大柴湖

口述历史既是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又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新时代，人民可以运用口述历史理论实现“讲述自己的历史”“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愿望。水利水电工程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水库移民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以人为中心研究历史，是历史构建的另一个战场。[1]2019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柴湖口述史》一书，是作者全淅林对安置在湖北省钟祥县（今钟祥市）大柴湖[2]的112位丹江口水库淅川库区移民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的研究成果，是让“移民讲述自己历史”的重要尝试。

一、“请移民讲述自己的历史”

为治理丹江和汉江，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河南省淅川县成为水库的重点淹没县。在“河南包迁、湖北包安”政策指导下，淅川县于1966—1968年将4.9万余人迁至湖北省钟祥县大柴湖进行安置，出生于1950年的全淅林就是其中一员。在大柴湖，全淅林先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和文化宣传工作，并曾任钟祥市作协副主席、钟祥市文联副秘书长，现任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大柴湖基地主要负责人。

作为长期从事水库移民史研究的学者，全淅林认为学界缺乏对大柴湖移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指出，大柴湖是全国最大的水库移民集中安置区，移民离开祖辈居住的淅川，来到荒芜的汉江滩区安家落户。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移民经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可是，学界关于大柴湖移民史还未出现专门研究的论著，“太可惜了”“太令人遗憾了”。[3]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水库移民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库移民政策、移民的政治动员、移民的迁移与返迁，以及典型水库的移民工作等方面，[4]缺少对个案水库移民的系统梳理，更是缺乏对大柴湖移民的关注和研究，这也难怪全淅林会发出上述感叹。

全淅林认为，每一个阅历丰富的移民就是一座蕴藏着宝藏的“富矿”，大柴湖移民安家史、奋斗史和发展史是新中国水库移民史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水库移民的整体状况。作为移民中的一员，全淅林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悉心挖掘大柴湖移民史的历史价值，弘扬大柴湖移民精神。从2005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挖掘大柴湖移民史这座“富矿”。[5]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学术交流，全淅林终于找到了“挖掘”移民“富矿”的理论工具——口述历史。现在，“口述历史是老百姓书写自己历史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也是挖掘‘移民富矿’的有力工具”。全淅林兴高采烈地讲述道，“已有很多学者在运用口述历史对‘知青’‘抗战老兵’‘老科学家’‘企业家’等特殊群体进行口述历史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好的研究成果”“可是，至今还没有学者运用口述历史对水库移民进行研究”。[6]全淅林为找到了大柴湖移民史的研究理论工具感到十分的高兴。在大柴湖移民口述史研究中，全淅林秉持的一个学术理念就是：运用口述历史这一理论工具，“请移民讲述自己的历史”，进而“书写自己的历史”。

当然，“请当事者讲述自己的历史”这一提法并不是全淅林的发明。但全淅林之所以能将其很好地贯穿于《大柴湖口述史》一书的始终，是因为全淅林自己就是移民，更能够倾心倾听移民的讲述，从移民的经历与感受中构建其对移民工作、移民历史的感知和表达，进而将移民作为历史叙述主体，着力分析移民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结果。这不是对宏观历史叙述的否定，而是一个“深度解读”移民史的新角度和路径。正因为全淅林找到并运用“移民讲述自己的历史”这一研究视角，丹江口水库淅川库区移民的人生沉浮、社会情感与心理等传统历史中的“细枝末节”才走到历史前台。

二、编写体例及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的生命在于真实。口述历史给水库移民提供了一个自主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感受以及历史评判的理论工具，水库移民自己构建了他们对历史的认知体系。宏观历史研究中注重的“历史脉络、因果联系在农民讲述的历史中显得没那么重要”[7]，而《大柴湖口述史》是一部具有血肉、充满“酸甜苦辣”的水库移民社会生活史、思想史、发展史，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水库移民的社会心态变迁历程、曲折的社会经济发展。

全淅林将其著作《大柴湖口述史》分为八章。根据受访者口述史料内容，作者将每一次的访谈记录都凝练出一个标题，以便于读者阅读。第一章“大柴湖的由来”，受访者谈论大柴湖的“前世今生”。第二章“缘何移民大柴湖”，以移民及移民工作者的角度诉说迁至大柴湖的社会、历史原因。第三章“丹江的绝唱”，受访者回忆1959—1962年移民迁至青海省及其返迁的情况。第四章“搬不来的老家”，受访者对老家思念之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少。第五章“移民如潮涌柴湖”，移民的搬迁及其安置情况。第六章“落地生根亦称雄”，展现移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第七章“移民的领头人”，受访者回忆移民干部吴丰瑞和移民青年榜样宋育英。第八章“阳光洒满大柴湖”，追忆湖北省委书记蒋祝平、俞正声、李鸿忠，以及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对大柴湖发展的支持和关怀。《大柴湖口述史》一书章节的安排，以移民时间为明线，追忆大柴湖移民的历史。以“停不下来的脚步”[8]为暗线，一方面，大力弘扬移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无畏的创业精神；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在湖北省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下，大柴湖的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

《大柴湖口述史》中刊载的每一个受访者的口述史料就是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弥补了水库移民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问题。“口述史料是国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也是弥补档案资料不足的重要途径。”[9]历史资料是水库移民研究的基础。作为文献资料中坚力量的档案资料不能被充分开放利用，势必影响了水库移民史研究的进展。在水库移民档案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大柴湖口述史》的出版就显得格外重要。

《大柴湖口述史》中的受访者具有典型性。从上千位受访者中精心挑选出112位作为该书的研究对象，这是作者经慎重思考后做出的抉择，也是为使本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而做出的合理取舍。[10]从受访者年龄看，年纪最大的是徐文强老人，时年103岁；年纪最小的是王鸿举，时年32岁。受访者遍布社会多个领域，有移民出身的农民、村干部、企业家、水利工作者、文化教育事业者、政府干部及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还有时任武汉军区动员部长的何休停、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唐登清、时任荆门地区地委书记的石川、时任淅川县移民办公室副主任的岳文华、时任钟祥县委组织部部长兼移民指挥部副指挥长的黄益州，以及大柴湖公社（镇、经济开发区）的党政工作人员，等等。该书将丹江口水库淅川库区移民的社会心理状态及其变化、各级党和政府对移民的关怀和支持，简明扼要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填补了目前部分开放水库移民档案资料中比较模糊的粗线条记载。郭于华认为：“底层在历史中的显现，只有当权力的光线照到他们的瞬间。”[11]水库移民档案中关于水库移民的记载更多是“抽象的或粗线条的”。如若仅仅依据这些档案资料去构建历史的话，那么，学者“容易对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做简单化的理解”[12]。

《大柴湖口述史》提供了移民工作中事件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于官方档案记载的历史细节和具体场景。该书对移民去钟祥县大柴湖“划地选点”工作进行了详细记录。很多移民怕“落害”“受埋怨”，不愿意做代表。1967年，淅川县代表到了钟祥，“12天没人搭理没人管”。后来，又在“芦席棚里住了17天”“当地每人安排我们下湖看点定点”。[13]“参加定点的代表压力很大，定了点你才可以返回河南，定不下来就不叫你回淅川。”[14]为表达意见、反映不满，移民就选派代表“到北京上访”“进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为保证按时完成迁移工作，淅川县就以“破坏搬迁”的名义抓捕“上访户”“抗迁户”。[15]可“他们替移民说话，为大家着想”。上级准备抓他们时，还有人偷偷地“透信儿”让他们跑。[16]而在淅川县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资料中，对此问题并未给予过多的、详细的记载，仅有“移民划地定点是保证移民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之类的表述。[17]此外，淅川县移民指挥部有时还把移民的正常诉求视作“阶级敌人乘机捣乱”。[18]研究者仅凭档案馆所藏材料很难获知移民对划地定点的认识，也更无从获知划地定点工作的艰难和曲折。水库移民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亲眼所见的事情、亲耳听闻的言语，还原了历史的场景，重现了历史的细节，恢复了历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因而弥补了水库移民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这正是《大柴湖口述史》的特点和魅力所在。

第三，拓展了水库移民史、新中国史研究资料的范围，提供了档案史料所没有记载或很少记载的资料。正如查特吉所言：“维持底层群体集体认同的自主意识在历史学家中的档案材料中是找不到的，因为那些档案材料是为支配阶级准备和保存的，他们使用那些材料只是为了表明底层阶级的从属性。”[19]在水库移民材料相对缺失的情况下，研究者就要走进、走近移民生活，倾听移民对历史的讲述。

《大柴湖口述史》注重“眼光向下”的研究策略，关注移民的日常生活史、思想史。与移民婚姻状况相关的资料在官方档案中很少记载。《大柴湖口述史》刊载了移民曹明光对其婚姻的讲述，内容详实，细节充沛。曹明光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妻子陈永红，两人“一见钟情”。陈永红的父母嫌弃曹明光是移民，家里条件差，拒绝同意这门亲事。陈永红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和曹明光结婚。经过克服种种困难，最终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曹明光和陈永红的婚姻，是“奤子”（当地人对移民的称呼）和“蛮子”（移民对当地人的称呼）结合的“第一对”。[20]通过曹明光的讲述，可以看到移民初到大柴湖的生产生活面貌，也能体会到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再者，进入新世纪以后，历任湖北省委书记都关心大柴湖移民及其经济发展，曾多次前往大柴湖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尽管电视、广播、报纸等现代媒体对相关事件给予了充分报道，但缺乏“移民自己的讲述”。在《大柴湖口述史》一书中，贾洪汉追忆蒋祝平在2000年秋（时任湖北省长）、2001年2月23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先后两次到大柴湖卫生院调研的情形；[21]王瑞琴讲述了2004年1月8日她向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汇报大柴湖卫生院的情况；[22]石成华、黄士武分别谈论了2013年9月4日、2014年1月13日时任省委书记的李鸿忠在他们家做客吃饭的事情。[23]官方的宏大叙述加上移民的个人讲述，更能清晰地表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指导下，大柴湖移民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书中还记载着移民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追述：支边青海移民艰难的返迁路程、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矛盾、移民企业家李志慧创办花卉产业助民致富，等等。通过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历史，有助于水库移民史研究的深化、细化，也有助于微观历史的复原，加深对水库移民日常生活及情感世界的了解。

水库移民口述历史是一种历史学的、具体而又实际的研究。《大柴湖口述史》的最大功绩在于实践操作而非理论阐释。该书对水库移民口述史料的挖掘，不仅开阔了研究的视野，而且更能体现普通水库移民的历史观念。《大柴湖口述史》一书兼顾了官方、社会民众不同的声音和诉求，既反映了政府工作人员、移民工作者的态度和主导意见，又反映了水库移民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和构建，这有利于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意见，形成比较客观的历史认知。

三、水库移民口述史研究的规范

全淅林运用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倾听了水库移民发出的声音，记录“无声的底层”[24]的生命历程，书写了还未曾被书写过的水库移民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尽管《大柴湖口述史》具有上述学术成绩，但仍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首先，对同一受访者采访次数较少，口述史料难免失真。口述历史研究要求访谈者对同一受访者进行多轮次访谈，以求获得真实的、客观的信息。[25]书中对受访人的采访地点、采访时间、访问次数均有明确记载，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受访者劳动果实的尊重，符合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但是，通读《大柴湖口述史》发现，作者对受访者的访谈次数几乎都是一次，这不太符合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考虑到作者本人就是移民中的一员，和受访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及采访成本、采访人的时间安排等诸多因素，作者对受访者进行一次采访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记忆模糊或表达明显存在错误的受访人，以及可能具有较大“研究价值”的受访人，应该增加采访次数，以保证采访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对口述史料缺乏“深度解读”。从口述历史研究规范而讲，将采访内容转化为文字文本，并不意味着口述研究的结束。口述采访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记录，也不是简单的照录与编辑，而是要对受访人的口述史料进行“深度解读”。《大柴湖口述史》一书尽管对同一个问题对多人进行访谈，也给予了详细的记录。为求得历史的真实性和书写的客观性，此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但是，从整体而言，作者并没有以通篇考量，详略并非十分得当，以至于同一个问题在不同人的口述史料中重复出现。在文中就有多位受访者同时谈到移民支边青海及其返迁、移民在大柴湖的生产生活困难、移民划地定点工作等问题，但作者并未给予适当的舍取和逻辑加工，致使部分内容存在文字表达不凝练和章节间缺乏合理的逻辑性等问题。在编辑、整理口述史料过程中，访谈者并不是“直笔”记录访谈内容，而是要对访谈内容进行逻辑分析，以突出史料价值的内容，将访谈精华部分编写出来。如果没有史料价值，口述史料再多也没有多少意义，对深化历史研究也没有多大帮助。在部分章节中，限于受访者文化水平不高，或言辞不详，或受访人故意隐瞒史实，或是记忆不全，讲述时出现言语不详和表达脱节等情况，以及受访者方言过重或口语过多，作者本应该对这些受访人的口述史料进行必要的舍弃、补充和解读。可惜的是，作者并未这样做，实属遗憾。

第三，缺乏相关文献资料对《大柴湖口述史》中的口述史料进行验证和核对。口述历史研究规范要求，访谈者不仅要注重受访者的口述证据，还要重视与事件相关的物证——文献资料。要将鲜活的口述史料放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形成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的互证与互动，才能构建出复杂的历史场景，隐藏在档案资料背后的历史实况才有可能“显山露水”。因受访者讲述的内容生动活泼，且作者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其呈现，《大柴湖口述史》一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不过，本文认为该书最大的不足和缺陷就是，忽略了“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的互证”。因受访者在历史事件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现实利害关系的差异，不同受访者对同一件事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体验，回忆的内容及对事件的评价也必然会有所差异。例如，是否对淅川移民实行过军事管理，何休停指出，“军队根本没有介入，只是维持秩序”。[26]尚天保则指出，“军管小组进驻马镫，谁反对搬迁就抓谁”。[27]口述历史的访谈者要倾听多方当事人的声音，并要与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加以对比、考证，唯有如此，才能得出合理的判断结果。如若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做出肯定结论，可将受访人的口述内容详细地、准确地记录下来，作为口述史料保存，以待后者评判。

“瑕不掩瑜”。《大柴湖口述史》是大柴湖移民讲述自己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确实存有某些不足，但反映的是移民对自己历史的讲述和建构。这对于学界认识水库移民、研究水库移民史很有借鉴意义。此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湖北省委成立大柴湖开发区，使其上升为省级战略地位，加速了大柴湖与湖北省及全国各地的交流与融合。期望全淅林能够再接再厉续写大柴湖移民与湖北省人民、社会之间交流、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化世太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口述史研究”（项目号：21BZS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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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茂伟：《作为活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2] 大柴湖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原钟祥县）境内，新中国成立前，是汉江的泄洪区；1965年被确定为丹江口水库淅川库区移民在湖北省的主要安置区。

[3] 对全淅林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5月6日、10日，访谈地点：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大柴湖基地办公室。

[4]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丹江口水库移民系统研究课题组》：《丹江口水库移民系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茂福：《水库移民返迁——水库移民稳定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丹等著：《中国西部水库移民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朱东恺、施国庆：《水利水电移民制度研究——问题分析、制度透视与创新构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化世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水库移民与政治动员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淅川县移民动员为例》，《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王茂福、张明义：《中国水库移民的返迁及原因》，《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王茂福、罗天莹：《水库移民返迁与社会关系》，《中国人口关系》2002年第10期；李玉蓉：《一九六一年密云水库移民返迁事件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等。

[5] 对全淅林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5月6日、10日，访谈地点：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大柴湖基地办公室。

[6] 对全淅林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5月6日、10日，访谈地点：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大柴湖基地办公室。

[7] 袁芳、辛逸：《“新集体化史”初探——以农村人民公社研究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

[8] 湖北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大柴湖基地中大型“大柴湖移民图片系列展”的主题，即为“停不下来的脚步”，以宣传、弘扬大柴湖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9] 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10] 对全卫民的访谈，2020年5月10日。全卫民：全淅林之子，全程参与了对移民的采访、资料整理，以及该书写作的全过程。

[11]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12] 吴淑丽、辛逸：《1949—1953年农村生产的发展路向——以山东聊城县为例》，《史林》2018年第1期。

[13] 贾安基：《定点难，我们电报周总理》（访谈时间：2012年10月19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137页。

[14] 柴扶振：《看点、选点大柴湖》（访谈时间：2013年12月8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

[15] 白章林：《我家大哥是“黑典型”》（访谈时间：2016年6月22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223页。

[16] 王清斌：《马镫搬迁最复杂》（访谈时间：2014年12月20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页。

[17] 淅川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第二批移民划地定点工作的简结》（1966年12月23日），淅川县档案馆：30—5—12。

[18] 淅川县移民指挥部：《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批移民搬迁工作的意见（草稿）》（1967年5月22日），淅川县档案馆：30-5-13。

[19] 转引自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0] 曹明光：《我与恋人被关紧闭》（访谈时间：2016年10月15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9—247页。

[21] 贾洪汉：《蒋祝平视察卫生院》（访谈时间：2015年10月15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0—332页。

[22] 王瑞琴：《俞正声调研卫生院》（访谈时间：2015年10月5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339页。

[23] 石成华：《李鸿忠与我比赛擀面条》（访谈时间：2014年8月10日），黄士武：《李鸿忠在我家煮饺子》（口述时间：2014年11月19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0—343页、第344—346页。

[24] 应星、郭于华等学者在其论著中对研究对象基层的人民群众有类似表达。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 王瑞芳：《多轮访谈：口述历史访谈的突出特征》，《史学理论研究》第4期。

[26] 何休停：《军区派我到大柴湖安置移民》（访谈时间：2006年9月27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页。

[27] 尚天保：《四十一天定点路》（口述时间：2013年12月8日），载全淅林：《大柴湖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