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明以来，《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善书出入三教，宣扬天人感应、因果报应，主张积善销恶、广行阴骘，倡导利物济人、慈爱物命，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观念深入人心，对民间慈善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朝入关后，注重吸收和借鉴中原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积极编撰、刊刻和传播善书，进一步推动了善书普及与慈善发展。

　　善书具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独特教化功能，是古代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宝。在改善官风民风方面，善书的因果报应、神道设教与礼教刑罚相比，有着更强的内在威慑性。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善书的道德教化意义，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善书教化体系。顺治十二年，顺治帝主持编纂《御注太上感应篇》《御制劝善要言》，称“从来报应昭昭不爽，讵不可畏哉？”大力倡导“劝善为先”“为善最乐”的教化理念。他期望世人多读善书，使“善者则益当加勉而进于淳良，以求吉庆。其或无知而误染于不善者，尤当速改而归于无过，以免灾戾”。地方官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也非常重视善书的约束作用。顺治年间，潼关道汤斌命州县官吏将“功过格刑戒，恭置座隅，朝夕省览日中所行事，或功或过，纤悉必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称，“地方民生之起色全凭乎吏治，而稽查吏治之贤否全在乎功过，功过分明，则吏治之贤否不待考核而自见矣”。他设立循环簿查属员功过，并根据官员功过大小分别予以奖励、题参。乾隆朝汪辉祖自称，仕宦五十年“得力于经义者犹鲜,而得力于《感应篇》者居多。故因果之说，实足纠绳”。

　　清代士大夫在程朱理学思想影响下，也积极整理、编订“匡扶正道”的善书，以“扶世教，救颓俗”。康熙年间，理学名臣陈廷敬指出，“六籍皆劝善禁恶、导吉避凶之书。学者服其文，至于老死，鲜有明于心而行于身者，则亦不诚之故而已矣”。而《太上篇》“与六籍所载劝善禁恶、导吉避凶之指无异焉”，“既列善恶之目而于终篇则要之以语、视、行三者。夫一日之间三者皆备，可谓诚矣，而又积之至于三年，则诚之至矣”，“其有裨于吾儒立诚之学者，岂浅鲜哉？”遂出资整理刊刻善书，“以勉进于正而惩创其邪僻”，“警世动俗”。清代学者朱彝尊曾为重刊《感应篇集注》作序，称“释氏有因果之说，道家亦有《感应》之篇，然福善祸淫之原，《易》《书》《诗》著之详矣”。他明确指出，“夫鬼神之为德，莫备乎圣人之言。自二氏之说兴，而言鬼者归之释氏，言神者归之老氏。小人之为不善，其畏人之心恒不胜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书》《诗》喻之，彼谓迂阔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说，无不悚然共听。非真穷其义而乐其言，无他，信于所畏也。因其畏与信而导之，则为力也易。”因此，朱彝尊主张从儒家立场出发行权为善，认为“君子之于佛老，恶其无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权，无戾乎儒者之旨，则未尝无取焉，求其同归于善而已”，体现出一种融通致用的三教合一思想。在统治阶级和士人的大力倡导下，清代“坊间善书，简帙浩繁，何止汗牛充栋”，甚至“遍于州县，充于街衢”，达到了传统社会善书发展的顶峰。

　　善书推重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扶危济贫、修桥补路、施粥布药等善行义举。清朝善书的广泛传播和普及，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慈善的发展。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会馆、公所、善会、善堂等慈善机构，从事救助弃婴、施棺寄柩、施米舍药等活动。特别是在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慈善家和慈善组织。江苏长洲彭氏为科第鼎盛的世家大族。康熙年间，十世彭定求“一以陆王为宗”，“出入于二氏之说”，日诵《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并以此教诫子弟，“且得暇恭书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创立宗祠，组织善会，从事惜字、放生、捐赈等善举。他服膺明儒罗念庵之言，“同生天地，即为同气。不忍之心，乃我生机。减一滋味，于食无损。全一性命，利物不细”，提出全性命、惜人命的积德施善思想。彭定求倡办放生会，授人“以持杀生之戒，并劝其入会放生”。他对“溺子恶俗”更是深恶痛绝，认为济溺“以人命关系之事，较之掩埋棺木、戒杀放生，其功德尤大数倍”，主张严示禁止，鼓励出首，责处容隐，并亲自创会，“察贫户之欲溺者急止之，月给米三斗，以三岁为止。”其曾孙彭绍升幼承家学，信守善书，调融三教，持戒素食，醵金生息，创设近取堂，经办放生、惜字、恤嫠、饭僧、刻经、施衣等善事。彭氏一族崇奉功德，累代施善，“既致力推动善书流布，同时又积极办理地方慈善事业，被善书誉为吴中积善家的典范”。

　　（作者：张佐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