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推动现代化河南建设，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与时俱进地丰富、凝练和实践新时代河南精神。大河网学术中原联合河南省社科联，今天推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河南精神①：河南精神的重要地位》，论述河南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以飨读者。

　　核心提示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中国革命的热土和改革开放的内陆高地，无论是历史的河南还是现代的河南，都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河南精神是由亘古以来河南人心理气质、行为风采、价值追求和道德坚守的精华凝结而成的，它不但是河南的地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和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民族、国家层面的整体意义和地位，与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一脉相承和理一分殊、月映千江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民族精神中的正源性、在革命精神中的全局性、在时代精神中的引领性。

　　河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而且拥有丰富的精神资源。长期以来，古老厚重的中原大地承载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孕育出灿若星辰的仁人志士，形成了以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四大精神为代表的宝贵精神财富，塑造了河南人包容宽厚、大气淳朴的内在品格，艰苦奋斗、负重前行的实干精神，敢闯新路、奋勇争先的进取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视察。他指出：“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心长，思想深邃，饱含深情，直抵灵魂。我们一定要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厚望，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从红旗渠精神等河南精神中汲取信仰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当前，全面学习、全面贯彻、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文化凝聚力、价值引领力和精神推动力，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与时俱进地丰富、凝练和实践新时代河南精神。我们要深入挖掘愚公移山精神中“愚公不愚、智叟不智”的时代内涵，敢于担当、勇于进取，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破除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离不开焦裕禄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劲、干事业的拼劲，这“三股劲”是河南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开创新的伟业的底气所在；红旗渠精神的落脚点是实干、奋斗，要深度挖掘红旗渠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把红旗渠精神转化成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转化成战胜风险挑战的坚强意志，转化成更大的责任担当和更高的目标追求，不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要用好大别山革命精神教育资源，挖掘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大力传承弘扬红色传统，展现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这些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内容丰富而深刻，为不同时期的人们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智慧与力量，持续彰显着其时代价值和永恒意义。

　　从党的二十大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为此，我们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保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状态。

　　河南精神是由亘古以来河南人心理气质、行为风采、价值追求和道德坚守的精华凝结而成的，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是河南精神的经典元素和文化基因。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中国革命的热土和改革开放的内陆高地，无论是历史的河南还是现代的河南，都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河南精神不但是河南的地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和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民族、国家层面的整体意义和地位，与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一脉相承和理一分殊、月映千江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民族精神中的正源性、在革命精神中的全局性、在时代精神中的引领性。

　　（一）河南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正源性

　　文化是精神的母体，精神是文化的内核。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河南文化更具有正源正统的鲜明特性。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在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进程中，中原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中原文化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主流地位，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具有奠基性的政治文化、融会贯通的思想文化、才情洋溢的风雅文化、精诚入骨的农耕文化及衍生的万姓归宗的根亲文化等，一部河南精神发展史也可以称作一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史记》开篇追述五帝，生于河南新郑轩辕之丘的黄帝首开政治文明的先河，“修德振兵”“扶万民，度四方”“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中原之地培植了中华民族政治形态的萌芽，奠定了中原政治中心的地位。其后颛顼、帝喾、尧、舜一脉相承，在政治文明上不断发扬光大。禹子启正式建立了国家最高权力在血缘宗法范围内传承的夏朝。其后商灭夏，政治中心一直在中原；周灭商，政治中心西迁陕西丰镐之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政治中心再次回归中原。尤其是建都洛阳的东汉、建都开封的北宋，其政教制度完备、经济文化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

　　儒、道、法、释思想被公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中原河洛文化的依凭。当儒家思想从汉代逐步进入国家治理领域时，就自觉不自觉地与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的道家思想和长于“整世齐民”的法家思想互为表里，而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则都发端于中原的地域文化。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是春秋时期陈国（今河南周口）人，庄子是战国时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愚公移山寓言的作者列子是战国时期郑国（今河南郑州）人。法家思想是中原原生态的文化，其主要代表人物子产、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都是中原人士。释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原，从一开始就有了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从儒墨并显到儒道互补再到儒、道、法、释思想在中原日趋融合，既增强了中原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柔韧性和适应性，也凸显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正本正源地位。

　　我们经常说的“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这种精神气质在愚公移山精神中可以得到完美的阐释。愚公移山精神所反映的热爱生活、追求幸福，不屈不挠、坚忍不拔，雄健豪迈、深沉睿智，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身处卑微不放弃梦想、身处艰难不放弃奋斗，对灾难具有极强的承受力和创伤修复能力等精神气质，不仅是河南的地域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诞生地，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二七精神、任长霞精神、新乡先进群体精神、南水北调精神等，都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形成的。尤其是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作为河南的四大主体精神，它们已经融入中原儿女的血液，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来源，在中华文明进步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着支撑和创造的重要作用。

　　（二）河南精神在革命精神中的全局性

　　河南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土。大别山精神、二七精神是河南的革命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原人文精神，但经过毛泽东同志的“点化”，也成为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在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及新时代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状态中，河南精神具有高昂的开天辟地、移山填海、一往无前的革命气质，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全局性的巨大精神激发和心理支撑作用。尤其是1945年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毛泽东以愚公作喻，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实质，实现了愚公移山从寓言故事到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转变升华。愚公移山精神被上升为民族精神，成为革命精神最为传神的经典借喻，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精神支柱，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引领，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力量，值得我们不断重温和发扬。1957年，针对山东临沂地区莒南县厉家寨干部群众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发展生产的壮举，毛泽东专门做了重要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愚公移山精神是一种根本精神，是一种基础精神，也是一种宏大精神。

　　在我们党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愚公移山精神仍然是强大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和坚强支柱。当前，从国内发展来讲，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正处于全面推进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从国际局势来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既“西强东弱”又“东升西降”，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动荡变革期，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极大增强，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更加咄咄逼人、变本加厉，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从中国共产党党内建设状况来讲，尽管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全体人民对党长期执政的拥护和信任感有很大提高，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为复杂，党员队伍构成更为多元，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尤其是作为大党所独有的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老问题可能反弹回潮的情况下，又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所有这些严峻挑战，除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还必须高扬愚公移山精神的旗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断取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成就。近年，习近平多次提到愚公移山精神：2013年在济南军区调研时，他要求全党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作善成；2014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借愚公移山故事号召亚洲国家合作共赢，构建互联互通的新型伙伴关系；2015年在参加全国两会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共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继续弘扬、大力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激发梦想、坚持理想、不懈奋斗、开拓进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取得伟大胜利。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不绝并持续走向繁荣兴盛，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撑。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需要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精神是动态的、开放的、包容的，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系，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体现，本质都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结晶。

　　　（三）河南精神在时代精神中的引领性

　　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崇高理想、坚强意志，而且具有进行伟大自我革命的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继人民监督之后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在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中，党要领导社会革命，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就成为其成功领导社会革命的前提和保障。河南精神不仅具有社会革命的豪迈气质，而且具有自我革命的崇高境界和坚定操守。从本质内涵和特征上讲，河南精神既是历史文化精神、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开拓创新、克己利民、居安思危、奋斗奉献的自我革命精神，在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引领性，是具有强大感召力、深刻感染力、价值引领力的时代精神。

　　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讲，河南精神历久弥新。从愚公移山精神的时代价值来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愚公移山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愚公移山精神更加鲜明地体现为开拓创新、为民谋福，敢于担当、勇于进取，攻坚克难、苦干实干，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从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来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要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大兴服务群众之风；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勤俭节约、艰苦创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学习和弘扬焦裕禄不怕困难、不惧风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大兴知难而进之风；学习和弘扬焦裕禄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大兴敬业奉献之风。从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来说，其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蕴含着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服务群众、造福人民的宗旨意识；二是蕴含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三是蕴含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和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四是蕴含着毫不动摇、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同甘共苦、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半个多世纪以前，红旗渠的横空出世，是一曲人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改造自然的壮丽凯歌，体现和昭示了中华民族行健自强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火热的发展和建设事业。红旗渠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艰苦创业。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大力弘扬艰苦创业的良好作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摒弃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思想，要艰苦奋斗闯新路、艰苦创业再出发。特别是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传承十大历史经验中的“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大别山精神的时代价值来说，大别山精神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一种坚决彻底、毫不妥协、顽强斗争、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为民请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劳苦大众前仆后继、接续奋斗的精神，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革命精神。承载着殷殷嘱托和无限希望的中原大地，不论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成为中高端、关键环，还是在中部崛起中奋勇争先，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黄河生态带、文明黄河轴心区上担当作为，为民爱民、敢为人先、勇于革命、敢破敢立的大别山精神都显得不可或缺、弥足珍贵。

　　从自我革命的意义上讲，河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领导干部需要进一步坚守、砥砺的精神品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自我革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把勇于自我革命从一般性的表述上升为党的“最鲜明的品格”，表明自我革命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并鲜明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对于解决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自己认识自己的不足，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这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也符合中国强调自省的历史文化传统，更是在开创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没有走过的新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能力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密码所在。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立足于长期执政而进行的冷峻抉择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问题的辩证思考及其治国智慧的创造性借鉴与运用。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与朝廷重臣进行了一场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的讨论。“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因为要面对险酷的客观环境，要实现美好的生活目标，必须克服种种难以想象、难以预料的困难，承受高山一样沉重的压力，需要崇高的精神力量的鼓舞和支撑，需要河南精神大放光彩。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面临的考验、压力、阻力、困难会更大，因为进行社会革命是争取全体人民的利益，上下同欲、同仇敌忾、同舟共济，容易做到同心同德，即使高山一般的困难也能挖平；而进行自我革命，涉及的是党执政以后带来的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权力附加的特殊利益、权力行使的交换利益以及令行禁止的管理权带来的高高在上的特权心理，属于刀刃向内、自己给自己做手术，除了依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全体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不断健全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等因素的保障，精神力量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笃行党的二十大的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务必”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来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愚公移山精神中挖山不止的精神、焦裕禄精神中不搞特殊的《干部十不准》精神、红旗渠精神中领导干部要干在前面的担当精神、大别山精神中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就更加凸显出异乎寻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具有在党的自身建设、干部素质作风建设方面的引领性。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是，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严重损坏了党的政治生态，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肌体是否健康关系到人心向背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唯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改进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为此，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高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旗帜，大力涵养包含河南精神在内的崇高时代精神的浩然正气，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力。

　　【本文作者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章原载于《领导科学》（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