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惯常所谓的大运河，实际上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它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全长2700多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世界上最长、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其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4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至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于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主要特征体现在：

　　一、历史之河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南方吴国吴王夫差命人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开凿了邗沟。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此后，吴国还在宋国和鲁国之间开凿了黄沟，沟通了淮水、泗水与济水。北方自公元前360年始，魏国魏惠王命人开凿了大沟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到战国时，秦始皇为了统一全国，命军队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连接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这是大运河的早期阶段。

　　到汉朝和魏晋南北朝时，各地又开凿、疏通了一系列地方性运河，如漕渠、白沟、桓公渎、西兴运河等。汉代班固在《西都赋》中说漕渠是“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到隋唐时，运河的开凿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隋炀帝时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将若干自然河或旧沟连成一气，修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后代称之为隋唐大运河。唐代则主要是对大运河各段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疏浚与修整，开凿的主要是浙东大运河。北宋时运河也比较发达，漕运功能相当突出；南宋时主要是对浙东大运河作了大量疏浚和充分利用。元代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开凿了一系列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即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都对大运河的维护、管理和利用高度重视，所以大运河是当时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可以说，从先秦到明清，我国人民开凿和维护了大量运河河道，其分布西到关中，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一条条人工河道、自然河流与湖泊相连，几乎可以通达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所以说，大运河是一条历史之河，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它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而且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它囊括了中国若干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因素，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非国家因素。

　　历史上，河南有7处运河遗产。包括：洛阳市回洛仓和含嘉仓遗址，通济渠（汴河）的郑州段、商丘南关段和夏邑段，永济渠（卫河）的滑县段、浚县段，以及浚县黎阳仓遗址等，它们见证了大运河从开凿、发展到繁荣、没落的历史。

　　二、漕运之河

　　漕运即在人工开凿、专门用于运输的水道上运送粮食、军需物资等的运输方式。古代由于运输工具等原因，水运比陆运有诸多优势；而水路方面，河运又比海运有诸多优势，海运因海盗、风浪等问题难以解决，天然河流也因河道、季节等因素限制，所以运河漕运成为水运的主要形式。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漕运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物质基础。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事务，专门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为了政治、军事和社会需要，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了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当全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是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维持着王朝的生命延续。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如当时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漕船加商船共3万多艘。所以唐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三、军事之河

　　运河的漕运目的首先还是军事目的，如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物资北上与齐国争霸，开凿黄沟是为了与晋国争夺盟主之位；魏惠王命人开凿大沟和鸿沟，是为了方便调兵遣将在中原称霸；秦始皇命开凿郑国渠是为进兵关东六国发展农业、积蓄粮草；命兵、民开凿灵渠，是为了进攻岭南、统一全国；隋炀帝时修成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军事和国家稳定的意图十分突出；此后唐、宋对大运河的大规模疏浚、修整，元代又修筑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以及明、清都把大运河作为最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其军事的意义和作用都是核心因素。

　　这是因为，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战事频繁，征伐不断，而漕粮是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为了保证军事行动所需的大量粮草，运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等，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所以宋代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由此可知，大运河的开凿和使用，军事行动和需要则是其最直接的目的。

　　四、经济之河

　　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促进了南北商品流通，尤其是运河两岸的经济发展。

　　漕运的繁盛，一方面带动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展，使得漕运本身也越来越商业化，贸易日趋活跃，南北物资交流大增。如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使得运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求，不仅是漕运之河，又成了商运之河、民运之河。另一方面，由于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的形成。据有关资料，大运河在明代中后期，仅水手、漕夫、私盐贩及沿岸穷苦纤夫及集镇穷黎“以此为计者不啻百万人”。沿河两岸因河兴商兴业，如兴起了盐业、皮革业、烟草业、丝绸业、酱菜业等品类繁多的行业，吸引着大量从业者离开土地，从事商品生产，参与物资交流。此时的大运河已成为一个磁场，吸附着各层次人群作南北流动，由此带动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如北方的北京、洛阳、开封、天津等，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淮安等，都迅速发展成为名震全国的繁华大都市。其他还有通州、沧州、临清、德州、聊城、济宁、台儿庄、徐州、湖州、宣城、淮安、镇江等，尤其是扬州和天津最为典型。扬州因运河而繁华无比，天津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直沽寨，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唐代诗人李敬芳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说：“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五、文化之河

　　大运河不但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方便了南粮北运，促进了沿岸城市发展，孕育了一座座璀璨夺目的名城古镇，而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

　　首先，运河是连接之河。两千多年来，它把中国的南方北方、五大流域、千百条河流湖泊连在一起，使得东南、中原、华北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因而为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其次，运河是沟通之河。由于互联互通，沟通是运河的最重要特点，正所谓“千年运河、沟通南北”。正由于其强大的沟通功能，使得大运河把吴越文化、江淮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黄河文化，以及“丝路文化”等都有了一个大交流、大碰撞的场所，各种文化基因经过交流都交会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时空里。再次，运河是熔铸之河。经过大运河融会后的南北文化，一是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文化，它始终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杭州等地为中心，熔铸了全国大一统理念，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部分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二是形成了浓郁的运河地方文化。南北方的运河两岸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运河水不仅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而且影响、滋润、丰富着两岸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运河边的会馆、河埠、码头、桥梁、船闸、漕运衙门，以及民风民俗、运河号子、文艺作品等，无不打上光辉灿烂的运河文化烙印。可以说，大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开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因此也孕育了开放、进取精神，促进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发展。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流动的历史。所以有人把它誉为中国的“大地史诗”，认为它与万里长城交相辉映，在中华大地烙上了一个巨大的“人”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六、国运之河

　　历史上，大运河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大运河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政治、军事的统治、稳定了封建王朝。

　　尤其是，随着运河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不但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功能，更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不但巩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而且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北方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南北方文化交流交融。隋唐以后直至宋元明清，统治者愈益熟练地利用运河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灾荒、赋税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运河的社会功能突出的有两点：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其中，和籴主要是政府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效果非常显著。赈灾更是主要通过运送南方的漕粮来实施，这一举措已成为朝廷的一项得力和惯常之举。其他还有灌溉、防洪、排涝、生产生活等需要。事实证明，凡国家统一，运河贯通，一个时代或一个朝代的经济社会就繁荣发展，国家就稳定；凡国家分裂，运河淤塞，一个时代或一个朝代的经济社会就衰落，国家就动荡不安，甚至改朝换代。同样，运河两岸城镇更是如此，漕运盛，运河旺，城镇也随之兴旺发达，反之则日渐衰落，所以运河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因此我们要明白，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建立大运河文化现代价值体系，赋予大运河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王喜成 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