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断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一、制度规范必须建基于法治之上

　　制度规范越有效，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和稳定性因素越多。制度规范既是一种制度约束，也是增强社会活力和激励创新的先决条件。制度规范必须建基于法治之上，发挥法治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长久的稳定性作用和持续的创新性效用，重塑国家治理的法治制度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中国国家治理清晰地体现为文化层面的制度生成与制度惯性、政治层面的国家权力、法治层面的制度规范。制度规范分为正式的制度规范如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等，即法治规范。非正式的制度规范主要指习俗惯例、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等。制度框架层面的法律主要是关于国家体制与公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法律，如宪法、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选举法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法律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意味着法律必须有效约束公权力，以防止其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二、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视角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时代法治要求。这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重大创新。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说明不是有了法律即可，还需要以良法推进善治，能否以科学立法来制定良法是建构现代法治秩序的基础。改革开放必须首先能够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需要面对的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普遍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调法律的执行力。如果有法但人们并不信任法、不依法办事怎么办？执法必严与违法必究是指在违法的状态下能否得到严厉的惩罚与严格的矫正。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是相通的。公正司法重点强调司法机关能否坚持统一的标准，使人们通过对司法过程的公正来树立对法治的信仰。司法公正现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深层次的法治判断标准。法治原则在实践中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依法，二是独立。依法是对司法机关的内在要求，即司法机关办理案件中严格依法办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的外部环境，如要排除各种外在的权力干扰和人情干扰。

　　三、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当法治日益成为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核心要素，意味着法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法治之优越性主要在于其对于公权力的约束，在于通过法治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法治状态下，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公权力不可任意剥夺。正是由于法治对于财产特别是产权的保护，才使各种创新创业蓬勃兴起，各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金融创新才会有牢固支撑。正是由于中国越来越重视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才使得中国经济逐渐走向繁荣。这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超稳定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同时又采取了以法治化为基础的产权保护，增强了各种市场主体的信心和全球市场对中国的期待与信心。只有重视法治，推动权利公平、教育公平和其他各种社会公平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状态下，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公权力不可随意剥夺。没有安全，就不会有自由，没有自由，何谈幸福？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公权力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则不可以随意减损和限制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对公民个体来说，只要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达到了违法的界限，则其行为不应受到任何法律追究。法治状态下，公民能够受到公平对待。不能在法治的界限和程序之外增加公民额外的负担。老百姓抱怨办事难、不方便，除了有些行政程序设计不合理、不亲民之外，还有大量的程序背后的潜规则在起着重要作用，潜规则背后的动力就是利益。权力的滥用是因为其得不到法律监督，导致增加了高昂的社会交易成本、法治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此外，法治状态下，公权力能够受到有效约束，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能够迅速得到补救或至少能够快速恢复原状，也可以作为判断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准。

　　（作者：涂图敏，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三级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