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随着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夏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寻夏记》第1期，论述时代之问，尝试回答黄河边上的“早期中国”为何会成为学术热点的问题。

　　核心提示

　　夏朝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开局王朝。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使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突进或文化“质变”。研究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研究夏文明和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助于提高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其次，夏文化塑造了宝贵的民族精神之魂，为我们今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夏朝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开局王朝，被视为理想化社会“三代”的第一代。“三代”是中国王国文明历史的开端，也是一种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的开端。这就是连续而统一的天下秩序以及“天下一家”的价值秩序和政治原理。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族群，它们交替成为天下之“中”，最终形成一种纵向的、连续的关系，成为“三代”。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体现，特别是二里头文化，其价值决不亚于殷墟、秦代兵马俑，它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由“大同”走向“小康”的伟大时代是怎样蹒跚地向我们走来的。而这些进步是通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演化得以发生、发展和完成的。它对于中华文明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都有着巨大的价值和启示。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随着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日益引起学界重视，夏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因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百年历程，面临千秋伟业，面临一个党如何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在考古学者王巍看来，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二里头文化是关系国家起源的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史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根据“夏墟”的考古发现，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示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一不说明国家已经出现、社会已步入文明时代。文明的肇始、诞生之前必然有一个社会复杂化以及文明化逐渐萌芽、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二是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在确定5000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形成基础、起源过程应是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内容。文明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宏大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应向前再追溯3000年。这样，万年文化史，8000年起步，5000年进入文明的中华民族史就呈现出清晰的历史面貌。

　　如何探讨距今8000年左右的中华文明起步阶段的农业的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是十分重要的。在9000年或者8500—7000年前，一些区域的遗址已经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贾湖遗址代表了裴李岗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多遗址中发现了祭祀、占卜、礼乐等与中华文明特质密切相关的遗迹或遗物。如七孔骨笛实证了礼乐文明的肇始，堪称音乐史上的奇迹。在这个意义上，裴李岗文化已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的中心，迈开了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一些社会分化现象。如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濮阳西水坡遗址，龙形象已经十分成熟，驾龙驭虎的人不是一般平民，其中的宗教和王权意识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农时意识的出现也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城址，在城乡分野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城墙和城壕，说明防御色彩增强，从而表明这一地区已经率先出现城址和一般聚落的差别，社会成员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等提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有着很多不同的文明遗存。据此，他提出早期中国文明存在的“满天星斗说”，即在中国的境内不同文化地理区有六大考古区系，这六大考古区系的成形，又都伴随着早期国家邦国的形成。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区系从封闭走向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正是中国文明形成以及“中国”诞生的历史过程。不同于王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苏秉琦把最早产生的国家称为邦国。苏秉琦先生有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认为中原地区形成单一大规模国家或王国，应付洪灾和治水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即是说，中原单一大规模国家、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或者一个文明意义上的中国的形成，与“大禹治水”是分不开的。然而，多元一体、一体多元则是文化起源的本质。一是各重要区域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化道路，展示出“多元一体”的特质。文明起源阶段各地相对独立发展，并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结成了一个巨大“丛体”，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即早期中国文化圈。这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因为深刻剖析局部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只有探明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才能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二是要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一体化进程路径特点、模式机制研究，把“多元一体”的形成和“一体多元”的演进关系讲清楚。“中国”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其中的“宅兹中国”的“中国”，是指成周所在地区。苏秉琦先生认为，与陶寺文化所对应的尧的时代，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也就是说“万邦”中已经有一个并不十分确定的中心。夏商周时代，则标志着“方国”之间出现了具有中心政治联盟意义的“中国”，这使夏商周成为能够领有天下的“共主”。商对四方称“中商”，开启了后世“中国”称谓的先河。可以说，王者居中建立天下秩序的“求中”意识，正是中国不断扩大背后的价值驱动。从总体上看，在中华文明一体化研究方面，各个地区早期文明交流互动的具体状况以及各早期文明的发展去向，以及以哪些方式参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更成熟的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道路选择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特点都是时代之问。

　　中原地区的文明核心从庙底沟时代“花开中国”的绽放异彩到夏二里头的定调，是新石器时代到农耕社会以来多方地域性文明相互交流的成果，也是国家权力的强化和王朝文明的开启，它整合了各区域性文化传统，并予以整体性的传承和弘扬，从而实现了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变。从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苏秉琦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地绝不局限在黄河中游的狭小地区，而是散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版图上，有如满天星斗，熠熠发光。然而，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使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然后接力棒交到了殷人手中，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这个时期，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中原文明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伴随着辐射和聚变之势，其天下至中的蓬勃气势更加突出。由于大禹治水之后“禹贡”局面的出现，各种先进的文化要素汇聚中原，原始的中原本地区文明在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其他地域文化又受到中原地区文明的辐射和冲击，中原元素渗透到各个区域，实现了文化的加速度融合和突破性进展。可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突进或文化“质变”。由此可知，研究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而“诸夏”，体现出来的正是文化的认同。首先，研究夏文明和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助于提高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研究嵩山的动向和夏文明的崛起，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发展如何从“满天星斗”而步入“月明星稀”，如何从“多元一体”演变为“一体多元”，对于认识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至关重要。其次，夏文化塑造了宝贵的民族精神之魂，为我们今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夏时期的大禹广域九州治水、后羿射日都是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征，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气质，“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性品格，传之久远。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对于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建设意义深远。二里头文化，显示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存在，这是具有明显权力中心的文化，迥然不同于古国文明的文化。从二里头到二里岗，中原文明进一步演进，迈上了更高的王国文明阶段。在我们眼里的广域王权国家，就是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处于核心和引领者的地位。然而问题在于，如今我们对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和形成等基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更何况复杂得多的二里头文明出现的背景和过程问题呢？而这恰恰是探讨夏文化如何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核心和引领者所必须解答的问题，是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时代之问。

　　【本文作者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