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座高峰，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机制得以奠定，中华文明的特质在该时期进一步沉淀和传承。洛阳作为汉唐时期的“天下之中”，东汉至隋唐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一、“居中建都”与“和合四方”理念的展现

　　“中国”之名源于洛阳，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的记载，其含义便是把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秦至西汉时期虽然定都长安，但洛阳的中心地位并未改变，《史记》载“‘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重要的交通地位促使了该地区商业的繁荣。西汉洛阳与邯郸、宛、临淄、成都并称为五大都市，“河山拱戴，形胜甲天下”便是这种状况的写照。这也是东汉、曹魏、西晋及北魏均定都洛阳、隋唐立东都的重要原因。

　　“求中和”与“尚和合”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礼记·中庸》阐释了“中和”的内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河南最为常用的词语，很大程度上传承于洛阳三千多年居中的地位。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夫三河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也”，“三河”即“河南、河内和河东三郡”，其中“河南”指郑州、洛阳一带；“河内”主要为安阳、新乡、焦作一带。唐高宗李治同样认为洛阳为“中兹宇宙”之地。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规划布局是“和合文化”的重要体现，两座都城均四面辟门，宫殿位于全城中轴线的核心位置。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认为，都城居于疆域之中，以及城址中轴线是“居于中极”理念更为具体的体现，“四面辟门”是“和合四方”的象征。

　　“和合四方”的具体体现源自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洛阳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汇的核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即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是“一体”的物化象征。西周时期，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制礼作乐，垂范后世，传至四方。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东汉时期进一步发展，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修建太学，使儒家思想能够进一步推行全国。据文献记载，太学位于洛阳城开阳门外，营建校舍“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生达三万余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诸儒“正定六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前，即后世所称的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云：“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成为后世儒家思想传播的标杆。经历了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面，直至北魏统一北方，孝文帝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开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遂推行汉化，《魏书》载：“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洛阳礼制典章的表率作用，即“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同时提倡“死葬洛阳，不得还北”，并根据东汉帝陵的建制修建陵墓，使得北方各少数民族迅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二、“大同理念”与“以民为本”要义的传承

　　“求大同”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东汉洛阳城保留了南郊礼制建筑，包括灵台、辟雍、太学等。其中灵台是天象观测场所，天子登灵台、观云物，“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都城的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初见于先秦时期，成型于东汉洛阳城，是国家“求大同”的突出反映，为后世历代所继承。东汉洛阳城的明堂、辟雍建筑已得到考古发掘，同时还发现保留有西晋皇帝所立的“辟雍碑”。班固《白虎通义》载：“天子造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对于辟雍的含义，刘向《五经通义》载：“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明堂建筑为隋唐洛阳城所继承，武则天执政时期，于都城北部起明堂，“永昌元年正月元日，（武则天）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唐代刘允济云：“咸以为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明堂成为唐代布施善政、感化四方的重要场所。如今明堂建筑已得到考古发掘和复原，成为当今洛阳重要的文化地标，向人们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要义。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国家粮仓的修建是历代王朝“重民本”精神的突出体现。汉高祖刘邦令萧何兴建长安城，便将太仓纳入第一批修建的工程，同时起建的还有未央宫前殿、武库等，可见粮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汉魏洛阳城中同样发现有太仓遗址，并为后世所延续，隋唐时期体现得最为突出。自隋代开始沿大运河广设仓窖储粮，形成了以隋“大兴城”和“洛阳城”为核心的两大粮食储备中心。隋唐大运河北至涿郡、南到余杭，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连接沿岸城市，主航道2700余公里，形成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枢纽，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一直影响至明清时期。隋唐运河的关键作用在于漕运，运河重要节点上建设有多处大型粮仓，是维持国家稳定、赈济百姓的重要设施。考古工作者在隋唐洛阳城北部揭示出含嘉仓和回洛仓的部分面貌。回洛仓遗址向南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相连，分中部的管理区、东西两侧的仓窖区、道路和漕渠几部分。仓窖成组分布，整齐排列，推测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突出反映了古代王朝对国计民生的重视。

　　三、“开放包容”与“海纳百川”的表达

　　丝绸之路是汉唐中国连通世界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重要体现。丝绸之路开通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繁荣，唐代达到了极为发达的程度。洛阳城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东西方货物的集散地。

　　北魏时期，都城洛阳的商业更为发达，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在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洛河南岸有“四通市”，该市场是因其附近的“四夷馆”、“四夷里”而设置的，“四夷”顾名思义是“域外”之意，因此可以说“四夷市”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设置的专门用于国际贸易的市场，由此也可以反映北魏洛阳城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特点。《洛阳伽蓝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经过考古发掘的铜驼大街见证了这一盛况，铜驼大街宽40～42米，阊阖门南侧150米处发现的石板路面上可见碾轧较深的南北向车辙印痕。隋唐洛阳城定鼎门的发掘，定鼎门大街上的商人、骆驼、马的印迹，洛阳新安县的汉函谷关，以及洛阳出土的唐代胡人牵马俑，充分证明了东都洛阳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唐高宗所言“中兹宇宙，均朝宗于万国”，是洛阳作为政治中心、万国来朝繁荣盛世的突出体现，唐代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中“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也是这种现象的描绘。

　　“海纳百川”的民族特质在宗教思想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原之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化”，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互碰撞、融合，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隋唐时期，国家在文化上实施了兼容并蓄的政策，三教合流的趋势明显，外来的佛教及相关文化思想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中。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东传至中原的重要见证；永宁寺是北魏时期的皇家寺院，整座寺庙形成了中国式“前塔后寺”“中轴对称”的布局特征，明显是充分吸纳了中国传统建筑中“前朝后寝”的要素。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繁荣于唐代、持续至宋代，代表了北魏至隋唐时期的皇家气象，其中孝文帝为冯太后凿古阳洞、李泰为长孙皇后造宾阳南洞、高力士为唐玄宗造无量寿佛等，是古代“忠孝思想”与佛教融合的重要体现。

　　作为汉唐时期的国家中心，洛阳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之地，我们应当全力去发掘和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特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作者：朱津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