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纪念南开大学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月17日来到南开大学视察。他在校史展览馆参观后感慨地说：“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说到南开大学，我们就不能不被提到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张伯苓。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到同济舰服务，亲眼目睹了“国帜三易”的丧权辱国场面。在海军报国无望后，他退役回乡。看到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现状，他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遂于1898年与倡导新学的严修一起共同开启了民间办学之路，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07年改称南开中学，1919年又在此基础上创办南开大学，并出任校长达30年。此后，他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被尊为“南开之父”。此外，他还先后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委会委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等职，获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教育家。

　　二

　　创办南开大学时资金十分紧张，为了学校生存和发展，张伯苓时常周旋于军、政、官、商之间，充当“化缘的老和尚”。为了办学，他的口号是“难开难开，越难越开”。就这样，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跑断腿”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如创办南开大学时，他通过各种努力，获得了民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人及天津各界士绅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当时的江苏督军李纯立遗嘱将50万元家产捐给南开大学。由于张伯苓艰苦不懈的努力，南开大学所募得的社会捐助及政府补助，在同时期的全国20所私立大学中居于最前列。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宗旨是“公”“能”教育。所谓“公”，就是为公不为私；所谓“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即强调德才兼备，为公为国，为民服务，主要体现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科学教育。张伯苓以“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使命，以“教育救国”为追求，视人才培育为民族素养提升、凝聚力增强、工业振兴、融入世界潮流的根基。他把办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指出，“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为教育和影响年青一代奉献毕生的精力，使中华民族摆脱落后的局面”。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有五大弊端：愚、弱、贫、散、私。而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他提出的“允公允能”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及他人的能力。”他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说：“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的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追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在“公”“能”教育思想下，张伯苓对南开的教育方法不断改进。他希望学生在平时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勉励学生求学戒空谈，要求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南开学校科学仪器、图书、体育设施完备，开设了社会观察课，让学生了解实际，增进社会责任感，重视学生结社和集会能力的培养，为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做准备。

　　“公能”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育人的根本。如现在我们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其精髓就是“公”“能”“日新月异”。我们今天最大的“公”，就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想，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一代新人。而“能”，就是修身报国、服务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可以说，张伯苓一生都非常强调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试图通过在知识传授的同时给新一代国民灌输“公”的理念和“能”的技艺，直击时流归纳的国民性弱点，强调一个落后民族在融入世界发展趋势中必须要具有爱国、为公、团结、理性、实干等素质。正是基于此，张伯苓使南开学校始终努力进行着以爱国敬业、艰苦创业、团结凝聚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并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追逐现代化潮流的进程。

　　三

　　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南开系列学校之所以能够建立和迅速崛起，并形成令人瞩目的“南开现象”，其密码皆源于张伯苓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第一，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张伯苓认为：“南开与中国同一命运，南开与中国同一前途”，因此教育学生“第一当知爱国”。在南开学校，每周都开有“修身课”，除了必要的修身要求外，还把爱国的理念融入其中。学校以演讲、辩论会、报告会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国情、国难；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调查活动，深入天津市及华北乡村，了解天津租界历史、经济状况和民情民风等。当然，他也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粹导向”。第二，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张伯苓认为，教育的关键不在于“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学校教育应“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学生要“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品格，“行做人之道”。在南开学校的学生宿舍，进门处都有一个穿衣镜，上面镌刻着学校的“容止格言”，要求大家每天观看执行。第三，强化科学能力教育。张伯苓认为当时中国最急需的“莫过于科学精神与方法”，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科学态度的现代人，使之“思想有系统，观察正确，判断忠实；同时更培养其独立之创造能力”。他直言：“二十世纪为科学时代，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易言之，无科学即无国家”。所以南开培养的学生要具有“活泼、冒险、勇敢与追求学术与真理的渴望”，“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他批评当时学生中最大的缺点是“务虚不务实，对于‘做’上，太不注重”，因此教育应“教学生行”。正是在这样的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中，南开学校逐步形成了务实、踏实、忠诚、理性的良好形象。第四，力行社会实践教育。张伯苓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青年人以社会服务心”，因此需“谋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联络”。在他看来，思想教育必须要将正确的理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可能引发学生兴趣、规范学生个性、在学以致用中真正入心入脑。他坚持在南开大学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课，以学生为中心，以开放式的办学形式，定期组织学生对各行各业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使学生在了解社会的同时增强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第五，打造独特校园文化。张伯苓尤其强调校风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学校当有独立之校风”。张伯苓指出，南开的校风和精神就是“立志、冒险、前进、团结”，就是“无论多难，亦开”，就是“长进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和奋斗或苦干的精神”。

　　在张伯苓的主导下，南开突出在师德师风、学风学纪、文明举止、生活作风、团体精神、校园环境、文化活动各方面，多方下手，同步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向上、自治、自觉的氛围，逐步形成了文明、博雅、严谨、求实、活泼、开放的校风，南开学生也以所特有的形象及举止，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由于张伯苓“允公允能”教育理念和“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办学思路指导，南开大学十分注重发展直接影响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商学、经济、工学、医学、矿学等学科，从而在大学中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取得了突出教学成绩，获得了良好社会声誉，使得南开大学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一座可以比肩北大、清华的全国名校。

　　四

　　张伯苓在教育方面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特别重视美育和体育。

　　在美育方面，张伯苓是中国西方戏剧最早的倡导者。他深刻体悟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巨大教育心理学作用。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他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并进而提出了“美育代宗教说”。他时常和学校的教职员及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还亲自编剧、做导演，因此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学生演员，如当时的周恩来、曹禺在南开读书时，就已经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后来曹禺还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认为，“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后来也曾说：南开新剧团“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在张伯苓的提倡和扶持下，南开学校各个时期先后在天津、昆明和重庆推出的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剧目近100个。张伯苓在环境美学教育方面也十分独特。他把环境美作为美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校开展，尤其重视学生宿舍和教室的整洁卫生与美观。他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是其美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所谓“镜箴自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所谓“考美”，就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在这样的要求下，南开大学的校园环境如同花园，学生的精神面个个貌昂扬向上，以至于当诗人柳亚子来到南开大学后忍不住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怀。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在体育方面，张伯苓也极为重视。他甚至说“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做校长”。他在创办南开大学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在教学中，他以各种方式推动南开的体育活动，所以南开在各大学的体育运动中，素以篮球、划艇运动而闻名，南开还以召开校运会的经验，推动创办了中国华北体育运动会。张伯苓之所以对体育特别强调，源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及20世纪初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影响，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甚至把体育的普及与国民性改造相提并论。张伯苓还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学校体育科学教学大纲，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张伯苓还力促刘长春于1932年7月8日首次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成为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地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五

　　1949年1月，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挽留他留在大陆的信件后，拒绝了蒋介石亲自登门劝说让他去台湾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他也受到了人民政府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的悉心关怀与帮助。1951年2月，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1986年，南开大学专门在校园内敬塑了他的铜像，以资永怀。

　　“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这是张伯苓广为传颂的《入川抒怀》诗，也是他爱国心绪、教育情结和人生旨趣的写照。在他倡导的南开精神熏陶教育下，南开学校先后走出了一批批国家和民族精英。如从南开走出去的，有两位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温家宝。周恩来不仅是共和国首任总理，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我们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南开还走出了一批献身中国革命的伟大战士，如于方舟、马骏、陈镜湖烈士，以及威名赫赫的彭雪枫将军。从南开大学走出和在这里任教的还有一批社会名流和科学大家，如中国著名作家、杰出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人民艺术家”老舍，中国现代戏剧泰斗、戏剧教育家曹禺，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贻琦，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和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的熊十力，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被誉为“整体微分几何之父”的陈省身，被称为中国教育家、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以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等。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又培养了一大批两院院士和社会精英。如陈军、宋礼成、龙以明、李正名等院士，以及字节跳动、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等社会知名人士。

　　张伯苓先生是民国时代中国教育界的一座丰碑，由他开创的南开精神、南开传统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发扬南开大学当年的那样一种精神，以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历史贡献，以此告慰以爱国、敬业为理念、以育才服务振兴国家为志愿的张伯苓先生。

　　（作者 王喜成 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