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在中华文明起源探索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而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则有着特殊的意义，对后世史学发展影响深远。

　　一、殷墟发掘的背景

　　在救亡图存的年代，殷墟发掘并非简单的学术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中华文化西来说盛行

　　19世纪末，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巴比伦说，这是晚清中华文化西来说最重要的理论来源。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西方侵略者在武力与经济上取得胜利的同时，还想在思想上控制中国人，而鼓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实质就是使中国人产生民族自卑感，从精神上丧失抵抗力，任凭侵略者欺凌宰割，为殖民统治找借口。清末民初，经过蒋智由、章太炎、刘师培、丁谦等学者的附和与积极阐发，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源于巴比伦假说一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颇大的影响。之后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提出的仰韶文化彩陶西来说虽然受当时研究局限的影响，但确实是从客观上为中华文化西来说做了有力的注脚。

　　（二）科学思想已广为时人接受

　　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被胡适后来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就是对“大胆假设”的践行，而对古史的质疑也掀起了由“疑古”到信史的古史重建工作。

　　（三）甲骨文的发现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甲骨文的大批问世被誉为中国近代史料的“四大发现”之一，为近代学术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对于甲骨文时代的考定，直到1910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才正确指出“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得益于与罗振玉的交流治学，王国维以《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证实了《史记》中的史实，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为古史重建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殷墟发掘的收获与意义

　　1928年至1937年历时十年，殷墟先后开展了十五次大规模发掘，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

　　（一）殷墟的发掘确定了商史的信史地位

　　面对“疑古派”对古史的质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学者选择了以考古学作为武器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小心求证”。而之所以选择首在殷墟发掘，首先得益于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前有安特生对仰韶遗址发掘后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那么在没有更多对史前历史认识的情况下，选择时代与性质都有一定考定的殷墟进行发掘便成为首选。殷墟发掘不仅确认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还出土了包括王陵、宫殿建筑基址、车马坑、青铜器、玉石器等遗存，为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商的信史地位。从研究方法来看，也丰富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由地下出土文献引申为地下出土的所有材料，方法使用上虽有争议，但在当时却为证史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进步的方法。

　　（二）殷墟发掘使科学考古学走上中国史学研究的舞台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将考古学用于解决中国古史问题的开端。虽然我们经常将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但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有明确研究目标、由官方组织、形成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考古发掘是从殷墟开始的。

　　面对安特生的“中华文化西来说”、“疑古派”对古史的质疑，赓续中华文明根脉成为当时治史学者的目标。傅斯年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方向，并以殷墟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启了考古发掘工作。十年间，殷墟发掘由以收集甲骨为主到对遗物的全方位收集，田野考古由以水平发掘发展成按文化层（自然地层、土质土色、包含物的综合体）发掘，将发掘遗物科学整理后以专刊或集刊的形式发表考古发掘报告，培养了大批的考古学家。科学的考古学正式成为史学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史学“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

　　（三）解决“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肇始

　　虽然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证实了商的史实，但还是无法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特别是在安特生所谓仰韶“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证据面前，加之“疑古派”对中国古史的质疑与学者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推崇，传统史学似乎很难从根本上触动“中华文化西来说”。而殷墟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则对“中华文化西来说”提出了挑战。根据“后岗三叠层”小屯（商文化）、龙山、仰韶三个时代叠压关系与器物类型分析，研究者认为小屯文化是来源于黄河下游的、与仰韶文化不同体系的史前文化，并提出中华文化起源“二元说”，这是国人首次以考古材料对“中华文化西来说”提出挑战。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研究者还没有区分出前仰韶文化，也无法直接判断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早晚关系，但却以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为解决中华文化源头问题提供了方向。

　　三、总结

　　殷墟发掘开启了史学研究的新篇章，经过90余年的工作，殷墟发掘也已经超越了史学意义。“周因于殷礼”，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展示与利用都为探索中华文明的根脉、理解与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与物质文化支撑。进入新时代，殷墟工作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示的那样要“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作者：杨宽，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殷墟发掘利用、研究保护及其重大价值研究”编号（2022DWT0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