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作为体育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的合流背景下对体育精神进行了全新表述。本文就商业电影视角，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中国电影史上的体育故事片，研究电影所传达的体育精神，发现体育故事片蕴含的团结友爱、拼搏向上、自由竞争、刻苦勤奋的积极思想意识，以探究新时代电影艺术中的体育精神实质。

　　关键词：商业电影；体育精神；价值重塑

　　体育精神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与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产物，包含勇于进取与顽强拼搏、尊重他人与团结合作、尊重规则与公平竞争、超越自我与全面发展等内容，体现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强健体魄的追求。电影声画结合的艺术特性成为彰显人类力量、美感、强健身体等体育美学的重要载体。

　　1928年至1934年，中国涌现了第一批体育电影，代表作品是洪深和张石川导演的《一脚踢出去》（1928）、陈铿然导演的《健美之路》（1933）、张石川导演的《二对一》（1933）、胡涂导演的《肉搏》、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1934）和关文清导演的《破浪》。经过几十年的跌宕流变，体育电影在中国电影产业化浪潮中艰难前行，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叙事模式、视听风格、人物形象刻画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体育电影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传播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中国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共同谱写下，体育精神传播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1.现实要求：体育精神价值重塑的历史语境

　　1.1现实隐喻：民族危亡号角吹响体育救国的呼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全社会文艺创作之初衷在于呼唤民众觉醒，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拯救民族危亡。在国家危亡的时刻，电影艺术的创作者开始尝试将“体育”与“救国”的思想融合进行创作。因此，体育电影蕴含着电影人的家国情怀。在该思想的宣传倡导下，影片中展现的体育运动员健美体魄和飒爽英姿，其根本意旨并非在于体育精神本体的价值输出。导演孙瑜在体育题材电影中的扛鼎之作《体育皇后》中就寄予了该思想主张。影片拍摄于九一八事变后的1934年，激发了国人面对欺凌奋起反抗的热情，正如女主角林璎的台词所说，“我知道为什么中国不强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不强”。此语展现了进步的中国人渴望通过强身健体改变民族现状的奋力尝试。影片台词反映了社会历史的一个截面，体育救国的政治诉求，呼吁社会重视体育发展，倡导体育强身的民族意义，将体育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非常典型的时代价值。由此可看到，早期体育电影的体育精神是站在民族救亡的历史高度抒写和诠释体育精神的时代价值。

　　1.2革命寓言：国家民族崛起的革命品格赞颂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也是中国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武器最为鲜明的历史时期，此时的体育电影以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为创作目的，诞生的一批体育电影如《女篮五号》《碧空银花》《两个小足球队》《水上春秋》《冰上姐妹》等在强化国家认同感与塑造集体感上发挥着重要价值。这一阶段的体育电影淡化了体育精神中的人文、美学价值，集中展现的是国家民族崛起的革命品格。作为身体运动的高级表现形式，体育被视为身体规训与集体主义展现的重要符号，成为展现民族精神的工具。以谢晋导演的《女篮五号》为例，这部体育电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宣传工具的典型，附加于体育之上的民族尊严、民族荣誉感是影片的价值主题。故事借助主人公田振华的人生经历体现了拼搏精神，同时也象征了民族自强的时代主旋律。因此，十七年时期的体育电影所展现的体育精神其内核是民族精神的热情歌咏，创作目的在于以体育精神影射民族精神的崛起。

　　1.3人文转向：社会伤口的缝合与现实话语的撕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体育事业承载着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提高中国国际声誉的同时也给体育电影输送了大量养料。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多为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体育故事，如《沙鸥》、《拳击手》、《我的九月》、《新起点》、《夺标》等。这类题材电影深入体育人物内心，以竞技体育中的励志故事为切入点，全景式展现了体育健儿拼搏向上、不屈不挠的体育精神，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体育精神本体的回归倾向。即体育精神不再只为政治愿望摇旗呐喊，而是站在人文价值观照视角用体育精神鼓舞人、塑造人、激励人，从体育精神与人的关系视角关注其价值内涵。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大众文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社会娱乐生活空前丰富，体育电影在时代浪潮中催生出新的价值选择，《黑眼睛》、《赢家》等影片另辟蹊径，以残疾运动员为关注点，描绘了运动员作为普通个体的价值追求，情节推进中注重生活流描写，融入运动员的世俗化情感增强故事吸引力。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体制发生变化，长期受制于体制化藩篱的体育题材电影在市场化接轨中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对于体育精神的宣扬还未彻底摆脱主旋律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传统模式与商业化的撕扯中徘徊游走。如电影《沙鸥》虽然成为最早探索体育精神的电影，刻画了运动员的顽强意识。但是，影片中圆明园废墟遗址，沙鸥的丈夫沈大威连续重复四次的话语“能烧的都烧了，就剩下这些石头了”，这一情节展现了运动精神实则还是归属于民族精神。

　　2.商业话语：体育精神价值重塑的时代语境

　　2.1青春励志：商业电影裹挟下的青春激荡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也促进了大陆电影与香港电影的交流。中国内地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一大批香港电影人“北上”，带来了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在文化与商业上的进一步互动。得益于香港的商业化发展历史，香港电影的商业化程度领先于大陆，由此给内地电影产业注入了更多商业的动力，体育电影彻底抛去意识形态的外衣，由过去注重体育竞技与国家、民族精神的政治连接到回归体育本源去探索体育精神，从注重主旋律传达的同时也追求影片的娱乐性、商业性营造。此时，如赛车题材电影《头文字D》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在青春岁月中对理想、爱情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为主题，影像风格上将商业电影元素进行极致发挥，紧张激烈的山地赛车场面、真人特技展示、充满悬念的比赛等已经超越了体育精神内涵本身，对于视听体验的沉浸式打造成为影片的关注点。《少林足球》在延续周星驰喜剧风格的同时，融入幽默搞笑的武打元素，开辟了“功夫+商业”的新表现形式，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纵观这些体育题材影片，其所展现的青春热血、积极向上、健康拼搏的精神旨向并非影片创作之初衷，以体育精神为外衣的商业视听景观打造，营造刺激紧张的视听画面成为影片的艺术追求。

　　2.2胜利反思：唯金牌论的报效国家模式的蜕变

　　传统体育电影的叙事模式沿袭了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叙事逻辑，成长与胜利的叙事模式反复出现，影片中主人公的体育成长必然伴随着各种困难和考验，经历无数的失败打击，最终走向胜利。胜利是体育精神的最高价值体现。中国商业电影时期的体育精神传达突破了传统成长—胜利模式的囚笼，不再以胜利作为体育精神传递的唯一准则。电影《夺冠》对于女排精神的演绎精准地表现了体育精神的历史流变。影片前半段里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对队员说：“我们国家太需要这块奖牌了，我们要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中国人，行的。”正是这段充满鼓舞的话激励了老女排的斗志，让她们最终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而影片后半段在郎平执导的中国女排时期，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前往里约奥运会的机场中，郎平对陈中和说道：“以前咱们打比赛，老是背着个大包袱，成天就说拿冠军、拿冠军，拿了亚军都算失败，我现在不这么想，我这次就要轻轻松松地去打这个比赛。”新老两代教练对待体育精神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体育精神已经从过去唯金牌的报效国家模式转变为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的过程，追求比赛过程而不是比赛结果。

　　2.3主体确认：价值主体自我价值的流露

　　体育，释放身体的机能，让人类挣脱文明的束缚变得生机勃勃。这种看似野蛮的游戏给紧张的情绪提供了发泄的渠道。体育之于人的重要性如果得不到理性对待将走向异化的境地。正如康德所说：“把体育活动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或者说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否则将会把体育引向异化。”康德对待体育的观点直接昭示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体育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早期体育电影所折射的体育精神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体育活动本身的价值意义，已经从身体机能的愉悦附加上民族精神的烙印。体育传播主体的人作为价值主体被极大地忽视，将体育精神推崇到团体利益至上的价值境地，个体自我价值的获得要从这种集体荣誉中进行变现，完成个人身份仪式的合理转换。然而，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人的主体性在体育活动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于主体自我价值的传播受到重新肯定和赞扬，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认。以体育电影作为自我价值传播载体，传递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外体育题材电影共同聚焦的热点。如，S Hill在《小屋女孩》中提出了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即通过决心、努力工作和正确选择克服阶级障碍的价值主题。国内体育电影《夺冠》中也折射出自我价值的时代主题。电影前半段女排姑娘们的体育精神主要体现在为国争光和袁伟平教练那句“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而影片后半段有这样一段重要情节，郎平问队员“你们喜欢排球吗”，陈鹿站出来说，我不爱，我不想打球了，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是不是真的爱排球，您是第一个，人生不只是打排球拿冠军这一条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以陈鹿为代表的国家主力队员相继离开，与现有队员对为什么打排球的灵魂拷问中发出的对体育精神的时代问询，“成为你自己”开始取代“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成为新的价值追寻。

　　3.批判反思：体育精神重塑的现实考量与政治囿限

　　3.1主题表述：社会现实性的适度性介入成空白

　　现实性是对所呈现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与社会事实进行思考性的意识形态，表达创作者的个人态度、思想和价值观。现实性思考与表达并非电影表现世界的唯一方式。在商业电影语境下，电影的现实性表达理应成为观照世界、表意反映现实之镜，融入创作者的个人思考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提升电影作品的人文性特质。由此出发去追问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精神的传播显然对现实性的关注极为欠缺。电影现实性的缺失大大减少了作品与受众之间情感共鸣的产生，停留于故事情节流于简单困难克服模式、人物英雄形象的成长蜕变模式、视听语言的过度景观化制造，作品背后深层的社会意义缺少深入开掘。我们可以从印度体育电影的现实性表达中得到启发和借鉴。《摔跤吧，爸爸》在以女性摔跤运动为主体的表达中对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女性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影片中以马哈维亚的妻子、吉塔和巴比塔的好友为代表的传统女性生存经历集中展现了印度女性的生存境遇。反观中国体育电影，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削弱了电影现实性思考的展开，虽然电影《夺冠》在中国体育精神的流变呈现中给予了现实性追问，但是，影片依然停留于体育内容本身，未从体育精神切入探寻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接轨，远离了现实生活也就远离了人，也就失去了与观众产生情感共振的机会。

　　3.2符号生产：大众文化推动下的国家形象代言人

　　中国商业电影使得大众文化成为当代社会最具主导性的文化形态。这意味着政治话语处于一种隐匿状态，尤其在英雄人物形象的符号生产中，宏大的叙事属性和民族认同的生成与国家形象紧密勾连在一起。体育通过大众媒介的全方位传播，成为国家、民族竞争的重要场域。布尔迪厄曾指出，电视对运动员、运动赋予关注以更好地满足民族主义的自尊心，将运动员之间的比赛视为一场国家、民族之间的较量。运动员也随之成为民族英雄，成为国家形象与民族身份的代言者。体育精神传递中以英雄形象符号的生产和编码对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进行话语重构，以英雄形象隐喻国家形象，尽管《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夺冠》等影片中已经初现了英雄个体的价值呈现。但是，历史性来看，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官方主流话语框架下寄生的，个体价值重构仍然是大众文化寄生性导致的“附魅”，出于官方意识形态与商业化话语表达的策略性选择，其核心依然无法绕开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的藩篱而独立承载。因此，大众文化为表征的商业话语兴起所引发的政治话语松动和意识形态宽容度的提升，使得体育电影对于体育精神的价值重构理所当然有着历史必然性，新的媒介传播系统促使体育精神传播更具独立意识。在这种独立意识的引领下，不仅使人文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同时也给国家形象的展示带来了积极作用。

　　3.3内涵传递：影视传播中体育精神本质的缺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体育运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提升身体素质的运动，更承载了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体育精神则是对体育运动发展至今最好的提炼与升华，它包含了勇于进取与顽强拼搏、尊重他人与团结合作、尊重规则与公平竞争、超越自我与全面发展等精神。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商业电影靠着推崇视觉特效和享乐文化在票房上取得突破，迎合大众文化价值观成了中国商业电影的主要套路，但注重展现运动员运动生涯的体育励志片却寥寥无几。体育励志片作为体育故事片的一种，多以展现运动员艰苦但又充满热血的体育生涯为主要内容，在个人对梦想的追求中展现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自我的突破，用富有活力的视听语言诠释着体育精神的本质，如展现孤独拳击与温情勇气的《百万宝贝》、展现跌宕冰球与超常胜利的《冰上奇迹》、展现激情赛马与奔跑人生的《奔腾年代》等。在中国体育励志片中对于体育精神本质的探寻往往受限于政治话语的主导，这两年来为数不多展现运动员个人奋斗历程的体育励志片《五个扑水的少年》是改编自2001年在日本上映的同名电影，可见，关注运动员本身经历、探寻一条融入本土化体育精神的体育电影的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4.结语

　　在商业电影的裹挟下，体育电影的本土化精神价值得到了一定的塑造。但是，当前体育电影依然无法彻底摆脱政治话语的强势介入而展现独立的精神价值取向，无法绕开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题而向现实生活靠拢，进行现实性的深刻思考，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体育电影宏大的叙事主题、刻板的人物形象、教条主义的精神传播限制了体育电影题材的发展。面对现实困境，影视工作者应当把镜头给到运动员本身，深挖其成长经历和内心世界，以弘扬体育精神。

　　（作者：陈磊 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焦宇炜 单位：开封日报社驻祥符区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