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黄泥地》再现了一代乡绅的衰落。房户营村村长换届选举，老支书房守本成功将儿子房光民推上位，这一父权子替现象激起了村民的不满，尤以房守现为中心的村民发起了自下而上的“起义”，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在村中拥有话语权的县城高中教师的房国春帮助他们完成“起义”，于是房国春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推向此次“起义”的风口浪尖，开始走上了慢慢上访之路。小说具有极强的乡土色彩，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生动鲜活的乡村人物形象，其中有忍气吞声的乡村小民、破口大骂的乡间泼妇，也有滥用职权的乡村干部、觊觎权力的野心家，更有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刘庆邦着重刻画了不畏强权、捍卫民众权利的高中教师房国春，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士大夫精神，他是乡村社会的主心骨。房国春悲剧的一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预示着乡绅阶层及乡绅文化的衰落，正如刘庆邦自己所言，“房国春堪称中国最后一位乡绅”。

一、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导致乡绅文化的衰落

在《黄泥地》中，刘庆邦延续了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传统，并将这种批判置于乡绅文化的衰落之中予以考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冷漠、麻木最终导致乡绅文化失去其生长的土壤。鲁迅是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圣手，在《药》中我们看到，为了民众利益而牺牲的革命者夏瑜，不仅未能唤醒民众，反而被民众所食，可以说他最终死于看客的冷漠与麻木。在《黄泥地》中也不乏对此类“看客”的描写，房国春的悲剧命运很大一部分是由此造成的。房国春响应村民反对房光民接替父亲担任村支书的请求，为民发声，最终使房光民卸任村支书，并因此与房守本家结下了梁子。房守本的老婆宋建英到房国春家门口破口大骂时，作为“看客”的村民不失时机地出现，并聊有兴致地听得津津有味。房国春的悲剧亦在于此，原本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受人尊敬与爱戴，但他却不能置民众的呼声不理，在村民的求助下开始与基层权力核心作斗争。然而，当房国春自身受到欺凌时，这些曾经的恭维者、吹捧者、追随者却悄然躲进了幕后，成为冷漠、无聊的“看客”，让人彻骨悲凉。乡绅作为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殊存在，旨在主持正义、教化民众、维持社会的平衡，房国春就是乡绅的典型代表，他敢于怀疑现实、不畏强暴、仗义执言、挑战权威；他响应民众的呼声、反映民众的意志，维护乡土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当他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却没有一个人肯站住来替他主持公道，反而成为加害者的帮凶，逼迫房国春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刘庆邦以冷静的态度，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件的核心——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来自民众对抗争者的利用与冷漠是乡绅在对抗权力过程中招致失败的根源。

二、乡村政治的复杂性导致乡绅文化的衰落

在《黄泥地》中，乡村政治的复杂性体现在乡村权力与金钱的紧密结合上，更通过房国春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现出来。房国春是县城的高中教师，但凡他回村，村民都争相拜访，他亦乐在其中。而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发现村支书房守本之所以敬重他，不全是因为他的人品、学识，而是畏惧他的人脉。村民们对房户营村换届选举敢怒而不敢言，纷纷找房国春求助，也是看中他拥有的人脉，现任吕店乡党委书记的杨才俊就是房国春的学生。房国春自身的“乡绅情结”使他并未清醒地意识到乡村政治的复杂性，他甚至幼稚地认为只要是正义的，通过努力必定能取得圆满的结局。出乎黄国春意料但却在情理之中，杨才俊并未解决他反映的问题。他便开始逐级上访，走出了乡村，走向县城，甚至走向都市，他将自身的文化与命运放置于更开放、更广阔的舞台。循着房国春的上访之路，乡土政治的制约力在逐渐减小，他反映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房光民从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权力的核心问题并未抓住，房户营村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只是房守现父子取代了房守本父子而已。更值得深思的是，随着房国春上访的深入，反映的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政治的复杂性也就暴露在读者面前。房国春因触碰到权力集团的核心利益而入狱，在监狱中，房国春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看守所副所长对房国春言辞犀利的说教颇具深意：“你说你不是日本鬼子，我看你比当年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还可恶。你说你是中国人，我看你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规矩一点儿都不懂。”这番说教极具讽刺意味——何为中国国情？何为中国规矩？难道对于官员肮脏龌龊的行为不闻不问、缄默不言才算是了解国情，遵守规矩？为此房国春吃尽了苦头，看守人员给房国春吃沙子和大粪，甚至殴打他。房国春身体和精神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他的四肢着地，爬着到见面室去的。房国春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很长，披散的头发和胡子全白了，成了一个白毛男。更为可悲的是，房国春的嘴张着，眼睛张着，就是发不出声来，说不出话来，完全成了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失语状态是被房国春控诉的人乐于看到的。表面上，房国春被囚禁的是肉体，而实际上，被囚禁乃至希冀被摧毁的是他的思想与灵魂。在庞大的政治网络中，房国春的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他无力改变但又积极抗争。因此，比起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政治上的严厉打压更直接地压垮了中国最后一位乡绅。

三、乡村经济的贪婪性导致乡绅文化的衰落

在《黄泥地》中，不论是不愿轻易卸任村支书的房守本父子，还是千方百计想要上位的房守现父子，抑或是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的乡党委书记杨才俊，都展现了权力拥有者或亟待拥有权力者对金钱的贪婪。正是这种对金钱的贪婪，使得他们迷失了自我与方向，对经济利益的渴望使之丧失了政治上的纯洁性，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网越织越大，权力者之间的利益交换远胜于权力者对乡绅的尊重。特别是当房国春将房户营村村长房守本私卖土地的问题反映给杨才俊时，杨才俊选择了纵容放任、敷衍了事，究其根由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杨庄寨的砖窑是杨才俊的堂弟办的，杨才俊在砖窑上攫取的利润不言自明，经济利益之间的分配使其与房守本父子沆瀣一气，经济利益的相互纠缠使得房国春投告无门。在经济利益面前，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失去是非观，对乡绅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请求，杨才俊嗤之以鼻：“有些人是很自负的，也是很爱管闲事的，对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得罪他，大家保持一团和气为好。”这让我们看到乡绅以及乡绅文化存在、发展的重重困境，人们对乡绅的态度虽不同，但实质都是对乡绅及乡绅文化的献媚而非向往。如果说房守现父子表面恭维的背后隐藏着对乡绅的利用，杨才俊表面应承实际不作为的背后是对乡绅的最后的礼节性的尊重，那么房守本父子对房国春的羞辱谩骂则是丧失权力后与乡绅及乡绅文化的彻底撕破脸。

《黄泥地》以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展示了乡绅代表房国春艰辛的上访之路。在推翻房守本父子的“起义”中，虽然成功使得房光民下台，但很难说“起义”以房国春的胜利而告终。分析房国春“起义”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谁的权力，而是为民发声，实现民主选举、实现权力的正当性。房守本父子的下台并未改变权力的本质及其功能，起初的村民的集体意志固然充当了“起义”的正当性理由，然而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村民的集体意志反而成为另一个阴谋的帮凶，乡绅沦为权力争夺的炮手，以至最终成为炮灰，这正是乡绅文化衰落的有力证据。

【作者：姬亚楠，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研究”（2020CWX0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