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子悖论”是基于“所有的人都是子”[1]这一命题而发生的悖论，即第一个人不能是子。笔者这里尝试以时间型思维方式解决这一悖论并揭示其哲学意义。

　　一、命题解析

　　命题“所有的人都是子”（设为命题A）陈述的是一个自然事实，它的构造是基于“人不能自生只能被生”这个经验事实以及人们将“生”与“被生”这一关系中的一个关系项——“被生者”称为“子”这一符号约定。根据集合论的概括原则，用“人都是被生者”这一特征就可以构造一个以“子”为元素的集合，这个集合是人作为“被生者”这一特征性质的外延表现：

　　任一个体x（人），对于特征P（被生），存在一集合S（子之集合），x属于S，当且仅当，x具有P。

　　二、悖论的解决

　　悖论的解决分三个步骤：设计方案、解决、对解决的审查。

　　悖论的形成有三个要素（可以称为悖论的充要条件），即共识、逻辑推导过程和矛盾等价式。因此，解决悖论也要从这三个要素着手。

　　人子悖论的共识是“人只能自生不能被生”。悖论的产生说明集合S不能自足，需要“外援”，即需要从集合外部“引进”一个人来解决集合中某个元素x不是被生者即不具有P的问题。但是这样就造成两个问题：（1）由于“引进”的这一个人不在S中，则命题A不再是全称命题；（2）“引进”的这一个人也需要解决被生的问题，于是又要再“引进”一个人来，如此没完没了。可见，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第一个人”的被生问题，它实际上是从人子悖论的共识引出的。

　　“第一个人”的被生问题不能从正面回答，而是要先分析这样一个问题背后的预设：“第一个人”意味着在这个人之前没有人存在，或者说人是从“无”中被生出来的。有了这样的预设，则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它所可能有的回答要么是神学的，即上帝造出“第一个人”亚当，要么是神话的，就是类似孙悟空从石头中蹦出来之类的传说。这两种回答实际上都是借助想象力所作的文学叙事，不可以经验直观，不接受理性追问，由于无法验证，从而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理由。因此，带有这样预设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非理性的，是不能成立的，可以拒绝回答的。

　　既然“第一个人”的被生问题暗含不合理预设，那么在去掉这种预设之后，合理的提问就是：在自然演进史上，人是如何成为人的？由于它导向对共识的重新认识与修正，因此人子悖论的解决就归结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上。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引用恩格斯的结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这就是说人创造了人自身，正是人使自己成为人。

　　这样就修正了人子悖论的共识，即在“人不能自生”之外加上“人创造了人本身”，集合S就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从而不能自足的集合。能够自足就可以阻止恶性循环的出现。这就在不加任何特设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提问与回答解决了悖论，保证命题A作为全称命题的成立。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人不能自生”与“人创造了人本身”两个共识之间是否相容？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人自己创造的“人”指的是具有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的人，这一创造并不改变自然意义上的人（人的身体）只能被生而不能自生的事实，它们正体现出人的双重性，因此两个共识之间可以相容。

　　最后对悖论的解决进行审查。审查的依据是两个要求：一方面是形式上的或技术上的要求，即作为一种解决应当给出一个相容的形式理论（集合论的或语义学的），在其中表明导致悖论的哪些共识（哈克称之为“看上去无懈可击的前提”）或推导原则是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是哲学上的要求，即它还应当提供某些说明，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不能允许的共识或推导原则尽管看上去无懈可击，实际上却是错误的。这种说明大致说来就是要揭示出那些被摒弃的共识和原则具有某种“独立的缺陷”——不依赖于其导出悖论这一点而存在的缺陷。[4]

　　由于人子悖论的形成是基于“第一个人”的预设，我们在前面人子悖论的解决中，通过补充“人创造了人自身”这一新的共识，从而阻止了所有有关悖论性论证，可满足第一个要求。在补充新共识的时候针对的正是原共识中预设的非理性问题，并由此导向合理的提问与悖论的解决，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直接针对原共识导致悖论这一缺陷，因此满足第二个要求。经过审查，人子悖论的解决是从形式到内容的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三、人子悖论解决的哲学意义

　　在解决人子悖论并通过审查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悖论的解决可以发现，解决方案针对的是人们基于经验直观的共识即“人不能自生只能被生”，补充的新共识“人创造了人本身”由于加入了变化的、过程的因素，从而具有了动态、辩证的性质，而这正是经典逻辑容纳不下而排斥掉的东西。经典逻辑面对和解决的是静态的、完成的事物（相当于时间或变化的一个横断面）而不涉及变化和过程，也就是说不涉及时间因素，因此，一旦在命题中包含有未完成的、变化生成的因素，或者说一旦涉及时间，就会产生悖论。这意味着悖论的产生机制实际上内在于经典逻辑本身之中，它是把连续的、不间断的、绵延的过程在观念中分离开来以便于认识事物的方法，这正是西方空间型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

　　1931年哥德尔给出形式算术不完全性定理的详尽严密的证明，从而“数学地证明了从形式技术上一劳永逸地排除集合论—语型悖论之不可能”[5]，20世纪60年代初，汤姆逊运用对角线定理统一集合论—语型悖论与语义悖论，“揭示了对角线构造在两类悖论结构中的中枢作用，从而表明了这些悖论与离散和连续问题的内在联系”[6]，这就把困扰西方科学界多年的悖论问题一步步引向哲学的解决。而本文运用恩格斯的研究结论能够解决人子悖论，其中原因也许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扬弃的结果，后者正是西方哲学在近代接受时间哲学影响而结出的硕果[7]。这意味着人子悖论的解决是以时间型思维方式面对时间型问题时克服空间型思维方式的制约所取得的结果。它不仅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空间为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突破与变革，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时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作者：代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2022XWH19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安继民研究员在论及儒家学说的理论起点时提出“所有的人都是子”这一命题，参看安继民：《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初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9-173页。

　　[2][4][5][6]张建军：《科学的难题——悖论》，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页；第76-77页；第180页；第198页。

　　[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3-386页。

　　[7]赵军在《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以“时间”与“空间”的区别来概括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意识结构的特征，建立起中西文化差异比较模型。他关于时间哲学对西方空间哲学的渗透、影响的论述可参看该书第六章“‘单子论’的中国特色”及第七章“哲学少年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