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子产（？—前 522），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或子美，春秋时期郑国（今河南新郑）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子产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号称“春秋第一人”，因其封地在东里，又称东里子产。子产是河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记，研究河南文化离不开子产。郑州市区至今仍保留着“东里路”；流经市区的金水河，相传是子产死后因无钱安葬，群众自发捐献金银，但是子产的后人婉拒，百姓为纪念子产，把金银抛在河里，象征子产的恩德像河水一样流淌不息，金银在河里金光闪闪，因此得名金水河。在金水河畔，今人建有“子产祠园”，园中有“遗爱亭”，有出土商鼎的模型，以纪念子产“仁爱”“铸刑鼎”事迹。子产的墓保存至今，位于新郑市陉山山顶，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古至今，人们对子产给予极高的评价，孔子称子产为 “古之遗爱也”；司马迁将子产的事迹写入《史记·循吏列传》；梁启超称子产为“法学的先驱”。

　　一、子产的改革思想

　　春秋中晚期是社会动荡剧烈的年代。西周以来实行的井田制遭到破坏，卿大夫占有大量土地，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导致国库日益空虚，严重削弱了国家实力。子产执政后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帮助郑国走出困境，主要包括：

　　“作封洫”，推行田制改革。春秋时期的郑国，“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子产首先从改革土地制度入手，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改革的实质是使城乡有别，上下尊卑各有职责。具体措施是开挖沟洫以界定土地，把贵族占有的多余土地分给无田者，对土地所有权进行重新确定，原有的土地重新分配。同时，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在政治上善用忠诚简朴的官员，严厉惩办骄奢的官员，做到人尽其才。

　　“作丘赋”，推行军制改革。子产所处的时代，郑国处于晋国、楚国的夹缝之中，每年需要向两国纳币，此种态势下加强军事实力必不可少，子产“作丘赋”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丘”，是地方基层组织；“赋”，通说认为指军赋，包括车、甲、马、牛等。“作丘赋”，一方面赋予野人（居住在田野的人）当兵的权利，要求野人和国人（居住在城里的人）一样服兵役，从而增加了军队人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作丘赋”扩大了军赋的征收范围，把原来不纳税的私田归入军赋当中。子产的改革影响了贵族和国人的利益，遭到这些人的反对，但子产不为所动，正义凛然地说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二、子产“铸刑书”，首次公布成文法

　　春秋时期，法律不向社会公开，认为“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以实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目的是维护贵族阶级的特权，子产决心打破这一状态。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子产在改革田制和赋税的基础上，把刑书铸在鼎上公之于众，以此表明法律神圣不可亵渎，让人们知悉法律，遵守法律。子产“铸刑书”开启了我国古代成文法的先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创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公布成文法代表着中国奴隶制法律形态的结束和成文法制度的诞生，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使法律成为全社会普遍认知、共同遵守的规范，从形式上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公布成文法实现了法律的可预测性，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再次，公布成文法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独家解释权，增加了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遏制贪赃枉法等造成法律不公的现象。

　　子产“铸刑书”不可避免地损害贵族阶层的利益，因此遭到以叔向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叔向为此给子产写信，阐述了“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好处。“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并且对子产提出警告，认为子产此举将导致“郑其败乎”，“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左传·昭公六年》）子产坚持自己的做法，回信表示自己并无私心，“铸刑书”是为了解决治世之急，“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充分显示了推行改革的决心和远见卓识。

　　三、子产广开言路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春秋时期，各地设有“乡校”，是国人举行乡射、宴饮，议论国家政事的地方。子产执政以后，郑人常常聚集在“乡校”议论子产改革的成败得失。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对此不予认可，并发表了以下著名的论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认识到防人之口犹如防川，“不毁乡校”而广开言路，充分显示出作为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孔子由此称子产为“仁人”。

　　古代人有迷信的思想，《左传》记载，昭公十七年冬，彗星出现在天上，郑国大夫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将同日起火，如果用玉珏、玉环、玉勺等祭器来祭祀，郑国就可以免遭火灾，并警告子产：“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以郑国大夫子太叔为首的郑国人纷纷请求子产听从裨灶的建议，劝子产以国家、百姓为重，不要爱惜宝物，“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天道与人事互不相干，裨灶之前多次说过火灾的话，不过偶尔说中一次罢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郑国最终也没有发生火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子产主张“天道远，人道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四、子产“礼刑结合，宽猛相济”的法治思想

　　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对具体法律问题的看法千差万别，但“礼与法”“德与刑”这些涉及治国方略的重大问题，是各家围绕法律问题进行争论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子产第一次提出用“宽”“猛”两手治理国家的问题。“宽”，即强调对百姓适用怀柔的一手，“猛”，即强调对百姓适用暴力的一手。子产临死时对他的继任者子太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把“宽”比做水，把“猛”比做火，水性懦弱容易使人麻痹而溺死；火性猛烈，人人见了害怕，反而很少有人烧死。孔子对子产“宽猛相济”的思想很是推崇，评价子产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子产“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继承了子产“以宽服民”的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法家继承了子产“以猛服民”的思想，发展为一套“轻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论。荀子将儒、法两家思想融为一体，倡导“隆礼重法”，主张礼法兼治、德刑并用，“治之经，礼与刑”。子产“礼刑结合，宽猛相济”的法治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司法领域实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司法政策；治国理念中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都体现出对子产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今天，我们研究子产的法律思想，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姜保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院长，教授；马梦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河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2023年度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RDYJ2023A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