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创意写作”起源于美国，发展于英语国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现已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非常重要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而且在英语国家已由高校蔓延到中小学，形成了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教育体系。2009年，复旦大学获批成立国内创意写作专业硕士MFA学位，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成立，创意写作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创意写作已经从引入、模仿的初级阶段，进入到中国化探索与“中国学派”建构的高级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创意写作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上海大学功不可没，在葛红兵、许道军、谭旭东、张永禄、谢尚发等诸位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不仅系统译介引进了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著作，还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意写作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材编写、教师培训、活动组织，包括此次升级版的“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揭牌，可以说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创意写作“上大模式”，引领和带动了国内其他高校和众多中青年学者积极投身创意写作事业，为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完善以及融入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来看，我认为，中国创意写作基本形成了以文学教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新为核心的中国式发展路径，构建起以本体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相同步的中国式“创意写作学”，形成了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要依托的中国式学科建设模式，以“创意写作”课教学为主的中国式课程教学模式，以培养专业本科、硕士和学术硕士、博士等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中国式专业教育模式。显而易见，中国创意写作不同于英美创意写作，是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其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在中国化、全球化的双重语境中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而且已经走出孤军奋战的局面，日益融入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生产的整体机制和未来图景中，尤其是葛老师提出的“创意本位的新文科”，为当下新文科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教育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改革了自足、僵化、与就业市场脱节的传统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初步提出了意在发挥创意写作通识教育功能的“通识本位的创意写作”，通过跨学科、跨专业的教育模式，通过师生共创的工坊式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能够适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方案。

　　下面再来说说创意写作的“现代化”。我们知道，整个1980年代都在谈论“现代化”，比如建设“四个现代化”，但人们谈论“现代化”的方式就好像这是一种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事实，一套不需要追问其来源的普泛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它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信仰和价值观，而并不被作为一种“理论”，更不被看作一种应当被历史化并接受批判性质疑的话语对象。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不过是西方中心国（尤其是美国）为确立霸权地位，而从西方社会发展中提取思想资源和合法性依据，并由其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精英‘发明’的一套历史叙述”（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对四十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美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质疑和反思，换句话说，“现代化”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中国式现代化”确实有必要取代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想象而成为直面当下和迎向未来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毋庸讳言，与当今中国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相比，中国创意写作尽管已经初步实现了“中国式”，但离真正的“现代化”显然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尽管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复旦模式”“上大模式”“北师大模式”，但绝大部分高校的创意写作尚未形成像加拿大高校那样的“全方位的支持体系”，依然处于散兵游勇状态；在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体系下，创意写作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即使北京大学中文系也会因为师资和课程的缺乏而取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的招生；目前全国虽然有700余所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但还有3/4的高校（包括笔者所在的地方高校）依然没有创意写作专业，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基础写作课程教学；如此等等。

　　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创意写作的现代化，我认为还需要更努力地做到“六个坚决打破”：一是坚决打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壁垒，继续引进和借鉴国外的理论经验与教育方法，继续立足本土语境，建构创意写作的中国学派；二是坚决打破中文学科壁垒，持续推进新文科建设，从中文学科走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三是坚决打破学院之间的壁垒，重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从文学教育走向通识教育，实现校内外资源的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四是坚决打破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壁垒，让更多作家、艺术家、美学家、创意师等进入大学，从文学创意走向文化艺术创意，大力发展与市场紧密接轨的文化艺术创意产业；五是坚决打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之间的壁垒，从大学创意写作走向中小学创意写作，逐步形成全方位一体化的专业教育体系；六是坚决打破旧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壁垒，实现人文主义的“创意”与技术主义的“媒介”的共生互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复合型知识体系、具备新媒体行业写作能力和从业要求的创造者；如此等等。

　　总之，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专业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等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创意写作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江飞，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