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中信息传播得以发生和实现的中介性公共机构，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指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应坚持的科学理念，也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指导方向。因此，如何科学理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策逻辑

　　在我国，针对新闻媒体的顶层规划中始终强调推进其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战略，逐渐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与治国理政、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新闻舆论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多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的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可以说，新闻舆论工作是巩固执政之基、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不断明确新闻舆论和网信工作的使命任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指导性。

　　例如，在内容方面，《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相继出台；在技术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相继出台；在平台方面，《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相继出台。这些政策出台的背后都体现出各类媒体应主动适应信息化需求，强化互联网思维，既要心系人民、以人为本地创作和传播有思想、有温度、真实可靠的信息内容；也要落实好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形成相应的治理机制。

　　二、媒介逻辑

　　纵观媒介发展史，新闻媒体的出现是社会信息需求积聚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媒体信息传输的过程必然会涉及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生成与提高。随着社会治理媒介化程度加深，新闻舆论工作的守正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媒体已从单纯地连接社会治理网络关系各主体的技术性中介，转变为提供治理技术、搭建治理平台、整合治理资源的社会治理主体。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1]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功能。

　　一方面，媒体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它所传递的信息可以对人产生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总是会巧妙地植入新闻、文艺等内容之中，通过不同媒体对公众进行交叉、反复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周围的“信息场”。这样的“信息场”为政府连接社会治理网络中各主体提供支持，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会经由媒体宣传逐渐稳固，进而保证民主参与、协商决策和信任合作的实现。

　　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是公众话题的引导者、表达渠道的提供者、互动平台的搭建者和合作行动的组织者，[2]媒体在调节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等方面具有黏合作用，通过舆论引导进而积极嵌入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媒体对各类新闻的曝光和报道过程，可以在短时间内对社会事件和相关议题进行议程设置，在处理不同主体复杂利益关系中引导舆论，并借助各种智能技术增强治理过程的信息公开透明，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效果的民主与权威。

　　三、治理逻辑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本土化的中国概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理念从政治领域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这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质在于“协同治理”，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面对当下社会中日趋复杂的治理问题和治理场景，传统治理模式和逻辑需要有深刻变革。无论是自上而下、通过行政组织内部强制性的“行政式治理”，还是基于竞争分配资源、自组织协同的“市场式治理”，都已不能成为唯一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是从多元主体聚合而成的系统层面，洞察和把握社会治理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强调以管理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转变，最大限度发挥治理效能的治理理念。显然，媒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协同治理逻辑。协同不仅包括协同主体范围的广度，也涵盖协同内容和方法的深度，对于媒体而言，协同是优化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信息资源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过程。

　　首先，媒体支持实现虚实空间的聚合，数字化信息化的实现需要媒体和相关智能技术共同搭载平台，信息在不同空间自由流动，拓展了社会治理的空间边界。其次，媒体助力多元个体的共同参与，协同的本质在于不同的人共同行动，不同的舆论场、社交媒体等为不同群体提供了发声和行动的渠道，这为社会治理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然后，媒体提供了扁平沟通的模式，实现上级对下级、群众与政府、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双向的信息沟通路径，信息的互动性和内容深度在拓展提高的同时，社会治理的协同效率也在提高。

　　最后，媒体正在成为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利用算法、数字身份等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已日趋普遍，数据治理、算法治理、个人信息保护等社会治理议题都离不开媒体发挥智能技术的功能和优势。

　　总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突发事件频发、智能技术迭代加速、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媒体理应肩负起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职责使命，发挥媒体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价值引领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陈亦新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2023年度创新工程项目“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23A1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华明、刘效禹、贾瑞琪。《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新闻界》2022年第4期。

　　[2]罗昕、蔡雨婷。《参与式治理视角下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与发展路径》，《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