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亚洲东部海域朝贡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端期。这个时代契机使得明朝内部的社会经济变革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兼具区域国际的特性。明代出现了由实物经济体制向货币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出现了货币形态、制度与体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可归纳为由国家主导的钱钞结构逐渐转变为民间主导、官民分享的银钱结构，其背后表现为“铜钱基准体系”向“白银基准体系”的重大转向。明初构筑的实物劳役型动员体制，加剧了金元以来“铜钱基准体系”的危机，引发了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同质性反应，进而引发了全球白银格局的变化，并为16世纪中后叶“白银时代”的登场提供了前导。

　　货币变局中的中国

　　宋代是“铜钱时代”，铜钱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其他朝代。宋代诸种货币或需锚定铜钱作为基准，或与铜钱的计价尺度相联系，实际形成了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大规模持续供应的宋钱为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形成提供了基石。然而，南宋与金元以降，铜钱体制的危机逐步加深，疆土分裂与币材问题固然是危机的直接诱因，而元明变迁所造成的国家与市场重构，才是铜钱基准体系在环中国海域走向瓦解的深层原因。

　　如一些学者所论，元朝时期，具有中古特点的职业户计制、全民服役制、计丁征派的赋役制、贵族分封制、驱奴私属制、官营手工作坊制、籍没官田制、军卫屯田制、单一纸钞制等不仅深化推进，且对明初“洪武型”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明初的“画地为牢”式体制，对货币制度的运行产生了根本影响。

　　明朝前期先后禁止民间白银、铜钱用于交易，逐步建立起单一的纸钞体制。与宋元时期不同，大明宝钞具有无发行准备、无兑换安排、无数量约束、无制度配套等特征，多只执行财政支付功能。结果，宝钞贬值并迅速崩塌。快速崩塌的纸钞、废罢禁止的铜钱与实物劳役经济体制是造成明前期通货紧缩、明中叶通货多元混乱、货币市场分割、区域自发创造货币机制的原因。

　　15世纪在各地纷纷涌现的私钱，即是中国“铜钱基准体系”终结前所引发的震荡反应。15世纪上半叶，随着国内商贸复苏，多地市场在政府禁钱政策背景下恢复行用唐宋旧钱，纸钞多被废弃。明廷被迫解除禁钱行用令，民间库存铜钱的多样性，使得铜钱的挑拣与私铸交替出现。挑拣是民众差别化对待铜钱的行为，而被挑拣的“好钱”则极易被私铸者仿铸、盗铸。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铜钱内部出现结构分化。首先，各地唐宋旧钱与明制钱成为基准好钱，然多消失隐遁，仅发挥着记账单位职能。其次，各地纷纷涌现出各具特色的通用私铸钱，如北方的“沙版钱”、广东的“挂索钱”、江南和京师的“板儿钱”。基准钱与通用钱的分化不仅导致铜钱内部的结构分化，也带来了其价格的分层与贬值。明成化之后，随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商税纳钱的刺激以及市场的扩大，各地通用钱多以好钱价值的1/2同步贬值，其后至正德、嘉靖时期进一步贬值为好钱的1/3~1/4，后来有些地方甚至贬值至1/8~1/9。在这个过程中，明制钱一经散布即淹没在汪洋般的私钱之中。市场并不接受政府规定的比价，明制钱因此多难以散布开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后期可以称作“私钱时代”，此一时期明廷曾多番努力，却无法阻止铜钱内部结构瓦解的趋势。随着基准好钱的消失，其计价尺度功能也遭受侵蚀。为财政所吸纳的白银不断侵入铜钱体制内部，替代基准钱成为计价尺度，甚至多有替代私钱本身的情况。

　　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同质性危机

　　自宋以降，亚洲东部南部海域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环中国海域铜钱区，长期流通宋钱为主，以福建沿海与广东南部为基点，向东北扩及日本，东部至琉球，南面从越南延伸至马六甲、爪哇。元明时期，政府对于铸钱多持排斥立场。此时，亚洲东部南部海域国家虽通过官、私二元渠道仍在输入中国钱，甚至公开乞要，但输入的铜钱数量和质量快速下滑。中国本土铜钱体制所出现的流通危机如结构分化、价值贬低、私钱泛滥，同样传导至该货币区中。

　　日本的货币体制向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宋元时期，日本经济在宋钱的刺激下日益货币化，税收支付与大宗商贸往来多以铜钱为标准。15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钱的危机，日本输入的铜钱也多为仿铸私钱，并引起了日本本土的争相模仿，致使铜钱出现结构分化。幕府与各藩纷纷出台“撰钱令”来规定各种铜钱的比价、确立基准好钱、抵制恶钱，适应铜钱的分化，也使得日本的货币流通版图日益分化：九州南部等地的基准钱由宋钱变为“洪武钱”，各类仿制私钱大量涌现，无文钱是该地显著的通用钱；九州北部的大内区形成了以“永乐钱”为基准、包含宋钱与私钱的铜钱体系，“当世钱”“并钱”等恶钱是该地主要的通用钱；以京都为中心的畿内区初期多接受永乐钱为基准，其后永乐仿钱、恶钱日渐渗透使得永乐钱遭受歧视。后来，日益贬值的铜钱为大米和白银所取代；作为经济边缘地带的关东地区，确立了“永乐钱”为基准钱，然而恶钱也成为本地主要的通货，此地的撰钱令支持了以永乐钱作为支付手段的溢价行为。基准钱对通用钱的溢价是各地共同的现象。

　　考古资料表明，琉球境内流通的铜钱90%以上来源于中国。不过，当地的库存钱多为明洪武钱和永乐钱。目前我们虽不清楚15世纪铜钱危机对琉球的具体影响，但当16世纪后琉球日益被纳入与日本的商贸网络中，来自九州地区的廉价私钱（如“无文钱”）与仿洪武钱充斥琉球市场。到了17世纪，琉球宣布无文钱为法定货币，足值货币的消退、无文钱的替代与廉价仿钱的充斥表明琉球也发生了同类危机。

　　越南曾长期仿效中国铸行本地铜钱，但受制于铜材数量、政局变动与铸行能力，铸行数量少，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中国钱。为了应对中国钱输入不足的问题，越南长期对中国钱采取“短陌”方式行用。15世纪中后叶，越南也出现铜钱挑拣、私钱泛滥与好钱不足的问题，这些私钱多是对宋明钱的仿制品。莫氏政权曾出台明确的二重短陌标准来应对铜钱的结构分化问题：财税支付和大型商贸的短陌标准为每陌60文（古钱、旧钱）；普通市场交易的标准是每陌36文（使钱、间钱），并多次出台政策禁止挑拣。其后，输入私钱多以含铅较高的仿宋钱为主，同时日本仿制的宋钱也大量输入越南南部。

　　爪哇早在宋元时期即完成了货币铜钱化。然而到了元明时期，中国钱的输入大为减少。为了补充宋钱库存，当地人开始生产仿宋钱。这些仿钱的质量不断下降，16世纪以后，爪哇的仿宋钱被一种含铅锡量较高的私钱所取代，这些钱多来自福建和广东沿岸。隆庆开海后，爪哇的小铅钱一度标识为万历通宝，之后又为来自东南沿海的仿宋私钱所取代。

　　分流视野下的币制转变

　　到了16世纪晚期，作为西欧重商主义体制一环，被视为资本积累手段的白银被大规模运抵至东亚海域。隐藏在货币功能背后的制度层级差异逐渐展露。面对“白银时代”的登场，日本的应对较为成功，凭借本土足够的白银矿产量与自我制度建构，日本当局逐步建立起独特的金银铜三货体制。幕府通过对金银矿山的控制与金银铸币，主导了本国的货币运行，并通过多次撰钱令以恶钱成功驱逐永乐钱，继而通过铸行宽永通宝统一了铜钱市场。此举也使得日本彻底脱离以中国钱为中心的东亚货币秩序，走向独立的货币建构之路。相较之下，中国在贡赋体制的吸纳与市场需求的推动下，确立了以白银为主导的基准体系，称量形态的白银体制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制度逻辑，使得中国日益卷入全球货币秩序中，逐渐失去了对货币的主导干预能力。琉球、越南、爪哇等面对“白银时代”的到来，也纷纷出现类似的应对方式，其共同的特点是铜钱虽还残存在地方社会内部，但已经成为白银货币体系的附属。

　　总之，元明时期社会变迁导致的币制变革不仅影响着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而且其影响兼具区域国际特征。国内铜钱供给乏力所致的“私钱化”现象，基准钱与通用钱的分化，白银逐步介入铜钱体制结构等情形，通过东南部对外窗口传导至整个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内。日本、琉球、越南、爪哇等地“共时性”呈现着中国货币制度变动的某些共同特征。这个状况一方面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与亚洲东部南部海域地区通过货币和商贸纽带所建立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铜钱时代”在向“白银时代”转换的过程中，不仅在地域社会内部有着具体的表达，也在更广阔的亚洲东部南部海域世界产生震荡。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应对好“白银时代”所带来的冲击，成为影响东亚分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者：邱永志，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货币转型下明代信用发展研究”〔22CZS03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