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历史之变、时代之变、格局之变的特征表象更为突出，系统阐述国家安全学说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创新性发展成果，对于营造良好外部安全环境、构建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政权建设时期的实践总结

　　（一）毛泽东独立与强大的思想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哲学主线是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兼收并蓄形成“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思考并解决自己的问题。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首先要维护好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表示，“美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建立独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保护人民，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关于粮食安全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

　　一国的外交政策方针关系到政治独立的长期性和社会稳定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策略的正确选择，可以最大程度营造利我的国际安全环境。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毛泽东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依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我们可以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与其他国家如何相处也是新中国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独立自主和互不干涉内政成为新中国在外交场合的基本立场。1954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国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当去干涉”。

　　弱国没有外交，国强方能安全。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防建设水平是一国保持长期稳固独立地位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他欺辱我们的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开创了经济不发达条件下亦可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历史先河，初步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

　　邓小平多次指出，国家安全必须以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为基础。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传统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鲜明指出，个别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因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始终对社会主义国家心存芥蒂，不断宣扬“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反动论调，“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但是，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仅体现为一国主权，更是本国最为重要的内部事务，必须由自己来决定，这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义。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如何认清搞懂本国的最高国家利益，是一国内政方针选择的认知基础。邓小平强调，“最高利益就是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又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邓小平敏锐发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为核心。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性和坚定性，能够给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学说也必将迎来新的更大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继承创新

　　（一）江泽民的“新安全观”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明确指出：“当前，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立和斗争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安全和避免苏联解体的政治命运。因此，“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巩固和稳定，中国开始更多关注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和平环境。“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做出贡献。”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面对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积极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江泽民指出，“全球化的经济呼唤进行全球化的协调与合作。任何国家都不得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的优势，损害别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江泽民指出，抛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型安全观，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解决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最重大问题的正确途径。要和平，求发展，必须追求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江泽民指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就不可能安宁”。国际社会应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新安全观”发轫于“上海五国”机制内的边界问题谈判，但不单纯注重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更多国家开始致力于解决非传统安全的问题。2002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反对恐怖主义，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只要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就能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江泽民的“新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安全和单方面安全的历史范畴，追求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是在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冷战思维和西方安全观的批判和否定，是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说的实践范式。

　　（二）胡锦涛以人为本的思想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个体层面的安全逐渐进入国家安全研究的视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注重人的安全的理念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实际应用和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人的全面发展，目的是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最终实现人的价值。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005年4月，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彰显出中国对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理论贡献。7月，中俄共同签署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初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系统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具体主张。此后，“和谐世界”理念又经过了多次完善和发展，关于共同安全的认识更加成熟。2009年9月，胡锦涛在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面对安全领域的不断扩大化，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的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时，在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针对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胡锦涛指出：“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21世纪以来，“非典”、禽流感、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人们更加关注公共安全和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2010年4月，胡锦涛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时指出：“核安全问题事关核能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宁。只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普遍参与，密切合作，就一定能够有效应对核安全挑战，全面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做出贡献。”2011年9月，胡锦涛在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应该深化合作、携手共进，让森林永远造福人类，世界的和平需要全世界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需要合作之路来铺垫。”

　　三、新时代推动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具体设置，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表述。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既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又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的重大课题。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每年4月15日确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密码法、国家情报法和生物安全法等一系列国家安全领域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基本形成了立足我国国情、体现时代特点、适应安全环境，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2018年4月17日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标志着科学统筹国家安全的理论格局初步形成。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首次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纳入“十四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以专章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凸显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创造性提出“十个坚持”的目标原则，强调要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科学归纳“五个统筹”的实践要求，极大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时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2022 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研究“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统筹谋划、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互促共进”——“新安全格局”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建设目标。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努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安全格局正式成为保障国家安全和开拓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性举措。

　　十年来，面对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安全威胁能力不强、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重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并统筹发展和安全双重问题，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始终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积极谋求安全保障下的发展和发展基础上的安全，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魅力之基在于指导实践，科学理论必将推动伟大时代进步。只要知常明变，坚持守正创新，必将开辟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发展的新境界。

　　【作者：张红涛，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机制与预防体系研究”(2023JKZD07)、河南理工大学思政专项“构建新安全格局:动力、内涵与实践”(SKSZZD23-01)和社科预研项目“构建六位一体新安全格局研究”(GSKY2023-05)的阶段性成果】